建国以来军队建设的思路转换及其历史经验

建国以来军队建设的思路转换及其历史经验胡长水【原文出处】《中共党史研究》(京)1996年01期第40-46页【作者简介】胡长水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副研究员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和平时期人民解放军的总任务。

建国以来，人民解放军在“三化”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其间也几经曲折，它所蕴含的经验教训，其意义超越了军队建设的范围。

一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思想的提出和确立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但就其思想渊源来说，却要追溯到民主革命时期。

早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提出了整编组织、明确部队番号等正规化措施。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军队的现代化问题，而且对军队的正规化建设也很重视。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形势的变化，现代化、正规化问题就更加鲜明地提到了军队建设的议事日程。

为了适应巩固国防、保卫祖国的需要，中央军委1951年在给军事学院的题词中，就把“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而奋斗”的任务鲜明地提了出来。

在此期间，中央军委的一些负责同志对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必要性、内容和应该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1952年7月，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正规化建设的要求。

同年底，毛泽东又发出了“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指示。

由于当时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军队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这些思想还不可能作为全局性的方针确定下来并付诸实行。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确定今后军队建设的方针和任务。

会议明确提出，要“把建设世界上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以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

并提出：“正规化是建设现代化军队的绝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朱德在会议的闭幕词中号召：“努力进行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就一定能够把我军建设成为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从此，在人民解放军建设史上，第一次把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总任务明确地提到了全军的面前。

这是中央军委在和平时期军队建设战略决策上的一个伟大飞跃。

诚如彭德怀所说：“这次会议是我军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会议”。

它的时代意义就在于，从此使我军进入一个全面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这次会议以后，全军上下围绕着“三化”建设的总任务，进行了一系列紧张工作。

1954年4月，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强调“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

与此同时，全军贯彻毛泽东关于“开展正规训练，迅速提高人民解放军的现代作战能力”的指示和中央军委颁发的战斗训练命令，积极开展以战斗训练为主的正规训练。

1957年1月，中央军委还提出了新的训练方针，强调要“学会在新式武器条件下及夜间和复杂气候条件下诸军兵种合同作战，以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同年，人民解放军参加了中国、苏联、朝鲜三国军队共同组成的方面军首长司令部演习，学习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知识和方法。

在此期间，军队又开始实行三大制度（军官薪金制、军衔制、义务兵役制）和三大条令（《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全军按照“三化”建设的总任务，同心同德，努力奋斗，在政治思想教育、军事训练和正规化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军队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二正当人民解放军满怀豪情，沿着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道路阔步前进的时候，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对建国以来军队的建设工作进行了检查和总结。

会议作出的决议认为，主管训练工作的一些部门和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并认为，这“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路线在某些范围内的复活”，“坚持错误路线的同志，他们大多数原来就具有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主义思想，在长期斗争中没有得到克服，近几年来，他们在向苏军学习的掩护下，又到处推行他们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这就把问题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

会后，全军自上而下地开展了反“教条主义”和反“单纯军事观点”的教育和斗争。

这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应该说，50年代初，我军在学苏军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某种照搬照套的现象。

但这只是局部的一时的偏差，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之后，已经基本上得到纠正，并进一步明确了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联系中国实际，学习苏军先进经验的指导思想。

因此，这次反倾向斗争，对贯彻“三化”建设的总任务产生了消极影响。

不久，林彪在庐山会议后担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提出和推行一套“左”的东西，使军队“三化”建设总任务的实现受到了严重干扰。

其表现形态是：1.在政治理论学习上提出了走捷径、背警句、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等简单化、庸俗化的主张。

1958年以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以我为主”的方针，全军开始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著作。

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

但是，林彪在1960年2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却提出了“背警句”的主张，说什么“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要挑选最好的，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道理太多了也不需要”。

这种简单地“背警句”的方法，和毛泽东历来倡导的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要注重学立场、观点、方法的思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1961年1月，他又提出了所谓“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学习方针。

这种政治理论学习简单化、庸俗化和实用主义的学习方法，在部队中逐步推广，后来甚至被作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表现到处宣传，从而使“左”的一套东西泛滥成灾。

2.提出“四个第一”的主张，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林彪的“四个第一”，完全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这里的人，是有高度的觉悟和掌握一定技术的人，是人和武器的结合。

这种人和武器的结合程度，是战斗力强弱的基本标志。

而要实现这种结合，正是要按“三化”建设的总任务去建设军队。

但是，林彪这里的“人”，则只是“勇敢”、“牺牲精神”等精神因素，即所谓“精神原子弹”。

这就把人的因素简单化了。

而且，按照林彪的逻辑，军队的各项工作中是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中是思想工作第一，思想工作中又是活的思想第一。

这样，“四个第一”实际上变成了抓活思想。

林彪声称：“这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

这样，军队建设的方向被严重歪曲了。

3.用整人的方法，强制推行“左”的一套。

林彪在军队建设上提出“左”的一套后，又企图通过抓“雷厉风行”、“紧跟”、“照办”的作风来迅速贯彻执行。

当时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对林彪提出的走捷径、背警句一套主张进行了抵制。

对此，林彪大为不满，于1960年9月14日至10月20日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谭政和其他一些领导人。

大会经过30余天的揭发和批判，作出了《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指责总政治部“工作方向发生了偏差”，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的“军委许多重要指示，没有坚决执行，或完全没有执行”。

这次会议后，谭政被撤销了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职务，并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但是，我们在考察这一时期军队工作时，还应该看到，人民解放军于建国以后确立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军方针，尽管受到林彪的干扰和破坏，但在军委其他领导同志和许多高级干部的努力下，仍在军队建设的总体实践中得到了坚持和贯彻。

他们有的对林彪的一套主张直接提出不同意见，有的则以正面论述的方式，宣传正确的建军思想，从而使军队“三化”建设在这一时期内仍然有所前进和发展。

主要表现是：在政治建设方面，首先是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对林彪的一套进行了抵制。

罗荣桓在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后，对林彪的一套继续进行了抵制。

他认为，学习毛泽东著作，主要应掌握其精神实质，而不应把它当作万能药方去简单找答案。

1961年4月30日，在军委常委会上，罗荣桓当着林彪的面尖锐地提出：“应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

”这一看法得到了中央书记处的支持。

罗荣桓还对林彪的抓活思想、立竿见影进行批评和纠正。

军委副主席聂荣臻也针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在部队建设中造成的不良影响提出了批评。

1961年7月，他在国防部的一个干部大会上指出，运用毛泽东思想解释自然科学的学术问题，应当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不要牵强附会，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在军事工作方面，负责训练工作的军委常委叶剑英明确提出：军队“平时工作的中心是训练”。

他针对部队工作中心错位的情况，指出：“中心的转变，首先从党委开始。

”他还提出，军事训练要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作战指导规律。

聂荣臻针对部队院校工作中教学任务被冲击的情况提出，院校中的党支部，应该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

罗荣桓赞成说：“聂总提出是保证作用，我看是对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直接否定“四个第一”的口号，但这些思想无疑是对“四个第一”具体内容的否定。

这里尤其应该指出的，国防工业在聂荣臻、贺龙的直接领导下，明确以“建立现代化的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为总方针总任务，使得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正规化建设方面，首先是战斗条令的编写。

根据毛泽东“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的指示，从1958年开始，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发动全军数万人，先后编写出《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等条令、教令和教程。

新条令的贯彻，把我军的军事训练纳入了正规化训练的轨道。

其次是实行统一正规的编制。

1962年，周恩来在提出整军备战工作方针的同时，提出了“整训结合”的口号。

根据这一思想，国防部颁发了陆军军、师编制表，全军按南、北方步兵师和大中小师的编制，进行了全面整顿。

在管理教育方面，研究制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令》，作为《内务条令》的补充。

以上所述表明，在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上，这一时期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向，一种是错误的发展趋向，另一种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发展趋向。

这两种趋向又往往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

最突出的表现是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和其后历年的《国防建设工作纲要》。

《决议》一方面把“四个第一”写进了总纲中，并把它作为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指责提倡完整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是一种糊涂观念，提倡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决议》也充分肯定了古田会议决议，肯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一系列优良传统，肯定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口号。

其后，中央军委历年颁发的《国防建设工作纲要》，一般也是如此。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一方面部队的建设受到了破坏和干扰，出现了把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对立起来，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的现象；另一方面，正确的建军思想仍在发挥作用，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仍在不断地发扬光大，涌现了以雷锋、好八连为代表的大批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产生了郭兴福教学法这样的先进经验，并在1964年成功地进行了全军范围的“比武”活动，进一步推动全军掀起群众性的练兵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