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宪政爱国主义 , 爱国与执政党无关

陈独秀的宪政爱国主义 , 爱国与执政党无关

陈永苗

不爱没有人权的国家

1914年11月10日陈独秀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第1卷第4号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立即毁誉等身而名动天下。陈独秀说，

“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不能一看

到国家两个字，就胡里糊涂就去爱，不爱没有人权的国家。他说激动

地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他的意思是说，现在的国家，对

外不能御侮，对内残害人民，不要算了。

尽管公认陈独秀剑走偏锋，但陈独秀还是站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他把

爱国作为信仰加以审问，认为只能爱有资格值得爱的国家。他说：

“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

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

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看来能够防御外敌，并不是值得爱的条件。在

外交和内政之间，只有内政是君子，保护人权而不是侵害人权的国家

才值得爱。

爱国主义应该是理性的政治哲学，而不是盲目的政治信仰。在陈独秀

看来，民族自爱心同个人自爱心具有相同的性质。个人自爱心无论如

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人生存，没有什么罪恶。民族自爱心无论如何

发达，只要不伤害他族生存，也没有什么罪恶。他爱国不能盲目。所

爱国家对外不应压迫他国，对内不应压迫人民。如果没有这一界限，

爱国心就是盲目的，甚至是有害的。

经过理性地考验，陈独秀确立了爱国主义信仰。对于究竟应当不应当

爱国的问题，陈独秀的回答是明确的：“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

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

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

的国家。”

陈独秀的爱国是自由主义的，以个人自由作为终极目的。这让看起来

是世界主义倾向的，而且似乎摈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看起来陈独秀

的爱国主义有两重反讽：一，坚持世界主义是为了民族主义，更世界

是为了更民族，为了爱国而世界主义；二，主张亡国是为了救国，只

有亡国才有希望救国，这是希望导致的绝望。在给章士钊的信以及他

自己的文章里，他曾有过的“国人唯一之希望”，是“外人之分割耳”和“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

陈独秀的内心深处，是狂乱的，复杂的。陈独秀还说，看看目前中国

的土地上，只有租界里的居民能够得以安宁自由，因此，一旦“海外

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矣！”。

每一个有担当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爱国主义者，炽热的或者默默的。

炽热的有两种，一种是他的言论不用看就知道是，他们将爱国两个字

写在脸上。另外一种就是反讽的，因为爱极而恨极，正因为极为爱国，所以说出狠话、气话。听起来令人伤心，但其用心之苦，要有心之人

才能看出。他们的爱国，而是将之铭刻在心里，融入血肉骨髓中。脸

上没有爱国的泪水，是因为它们爱得深层，爱得疼痛。第二种爱国者

尤其容易引起争议。《爱国心与自觉心》发表后，章士钊说：“读者

大病，愚获诘问叱责之书，累十余通，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

物狂徒，放为是论。”

爱国与执政党无关

二十年后，还是陈独秀和章士钊。1933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次审讯陈独秀等人的案件。章士钊为陈独秀辩护。陈

独秀长衫布履，神色自若地坐在被告席上，看到章士钊时，他略微点

了点头。

这是陈独秀第四次进监狱。这是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大力抨击

国民党的绥靖政策。毫无疑问，陈独秀的思想没有变形太多，国民党

劫持了这国家，陈独秀并没有在全民族的危机中，学了胡适拥护国民党。没有人权的党国，不能一味爱下去。不同的是，陈独秀从一个自

由主义愤青变成政治成熟的爱国者。不承认党国合一，把国民党从民

族国家的政治领导权上拉下马来。

检察官宣读了起诉书，以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执行

常务委员首席，是一党之主脑”为由，历数了陈独秀的罪状，指控陈“一面藉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则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讽，肆意攻击，综其要旨……推翻国民政府”；认定陈等“组织以危

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触犯了《危害

民国紧急治罪法》。总有一种道理铭刻在人们心中，党和国如何都是

有区别的，所以检察官读完了起诉书、旁听席立即嗡嗡议论声四起。

陈独秀进行了抗辩。错了，不仅仅是抗辩，而是审判。这时候陈独秀

由被告成了原告，站在那里受审是国民党政府。

陈独秀宣读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陈独秀自撰辩诉状》，义正辞严犀

利有力，以攻为守，既为自己辩护又攻击敌人，他回顾了自己的革命

经历，概述了当时的中国情势，逐条批驳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最后，他提出究竟是谁“危害民国”。他说“国者何？土地、主权、人民之总和也，此近代国法学者之通论，绝非'共产邪说’也。以言土地，东三省之失于日本，岂独秀之责耶？

以言主权，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岂独秀签字者乎？以言人民，余主张

建立'人民政府’，岂残民以逞之徒也？若为反对政府即为'危害民国’,此种逻辑难免为世人耻笑。孙中山、黄兴曾反对满清和袁世凯，

而后者曾斥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故认为反对政府即为叛国，则孙、黄已二次叛国矣，此荒谬绝伦之见也。”

陈独秀说，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

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如果说陈独秀过分政治，那么作为律师，比较中立比较技术比较理性

的章士钊的辩护，具有更大的说服力。章士钊用带湖南腔的普通话清

晰地说:“本律师在英伦，曾闻道于当代法学家戴塞，据谓国家与政府

并非一物。国家者，土地、主权、人民之总和也：政府者，政党执行

政令之组合也。定义既殊，权责有分，是故危害国家土地、主权、人

民者叛国罪也，而反对政府者，政见有异也，若视为叛国则大谬矣。

今试执途人而问之，反对政府是否有罪，其人必曰若非疯狂即为白痴，以其违反民主原则也。”他还说，“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或人物既

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