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丝社

语丝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社团。

从1924年底自1930年初，历时约五年多时间，以《语丝》周刊为依托，围绕着鲁迅和周作人，在“语丝社”的旗号下聚集了一批后来在文学史上留下赫赫名声的作家和学者，其中既有“五四”时期的文坛老将，亦有1920年代中期于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

除了周氏兄弟，语丝社其他重要成员有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孙伏园、章川岛、李小峰、江绍原、顾领刚、废名、俞平伯等人。

语丝社倡导“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实际上继承了《新青年》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和鞭挞社会丑恶与黑暗的精神传统。

在思想、文化及政治各条战线上，语丝社与“现代评论派”、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新军阀及社会上的各种新与旧的黑暗势力发生了激烈的交锋。

从人事上说语丝社与新潮社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鲁迅尽管没有参加北京时期语丝社的聚会活动，但以他巨大的感召力和在((语丝})杂志上撰写的大量文章成为“语丝派”的主将和领袖。

语丝时期的鲁迅和周作人虽己失和，但同为语丝社的核心人物，他们在与社会上的敌对势力作斗争时却能联手作战，结成了暂时的统一战线。

语丝社早期重要成员李小峰在《语丝》杂志的基础上成立北新书局，语丝社因而与北新书局发生密切的联系。

1927年10月《语丝》杂志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查封，之后迁上海出版，已先行抵达上海的鲁迅接替周作人任第四卷《语丝》周刊主编。

但此时周作人等语丝社重要成员仍在北京，空间上的距离、时事的变化及人际关系上的一些纠葛，使早已存在的“语丝派”内部的分歧愈加凸显出来，此时语丝社在社会上的影响已无法和北京时期相比。

当柔石和李小峰接手编辑第五卷《语丝》周刊时，语丝社事实上己经解体。

莽原社、未名社和狂飘社也是在192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坛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文学社团。

鲁迅是莽原社和未名社的领袖人物，这两个社团的其余成员均为崇仰鲁迅的思想、文学与人格的青年作家。

鲁迅在语丝社之外团结青年作家成立莽原社，是因为他不满语丝社的“疲惫”与“灰色”，有意培养敢于向黑暗社会挑战的生力军;未名社的成立则主要是为了出版翻译著作和介绍外国文学狂飘社是以高长虹为领袖的青年作家的群集，其成员具有强烈的社团意识，于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方面表现出青年人特有的锐气，在社会上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高长虹也是莽原社的重要成员，他在鲁迅的领导下编辑《莽原》周刊，得到过鲁迅的赞赏和扶持。

但鲁迅离开北京南下之后，莽原社内部“狂飘社作家群”与“安徽作家群”之间发生激烈冲突，高长虹迁怒于鲁迅，并公开向鲁迅宣战，导致了现代文学史上一场至今仍聚讼不休的公案。

对于高长虹与鲁迅之间的冲突。

没有《语丝》周刊，便没有语丝社。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传媒当然没有今天这样发达和多样化，报刊杂志是当时传播思想文化的主要工具，文人要结社便必然要办报刊杂志;或者是反过来，既办了报刊杂志，便必然会在该报刊的基础上集合结社。

语丝社属于后一种情况。

朱光潜在论及报刊在现代中国的影响力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现代中国，一个有势力的文学刊物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要更大，更深长。

”’“一个作家只要在一家著名的刊物上发表几篇文章，那便可能名扬天下，从此便能靠卖文为生，并有可能获得相当高的社会地位(比如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从这个意义上说，杂志刊物真可说是当时社会上魔力无边的“怪物”了。

而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个刊物作为自己发表作品的较稳定的阵地，那他的文学生涯便一定时刻处于一种危机感之中;即使某个文学社团的刊物接纳了他，其作品能在上面顺利地发表(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但如果没能成为该社团的一员，他便仍然难免寄人篱下之感。

这可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们那么热衷于参加文学社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并非中国的作家们特别缺少“自我意识”和对自由的向往。

一《晨报副刊》与“抽稿风波”
书写语丝社的历史必须从《晨报副刊》谈起，而《晨报副刊》后来却是语丝社的对手“现代评论派”学者文人的重要阵地之一。

《晨报副刊》是新文学运动早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

出版于北京的《晨报》原名《晨钟报》，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研究系”的机关报。

《晨报副刊》是《晨报》的副刊，它于1921年10月12日正式出版。

按照编者孙伏园的回忆，《晨报副刊》这个名字是鲁迅起的。

原来的《晨报》第七版专门刊载学术文艺方面的文章，后来孙伏园得到总编辑蒲伯英的支持，将第七版扩充，改为四开四版单张出版，随同《晨报》附送，因此鲁迅建议将它命名为《晨报附刊》。

蒲伯英是前清举人，书法家，字写得不错，又是总编辑，报头自然就要由他来写。

不知道什么缘故(可能是为了追求“古雅”和“韵致”吧)，蒲伯英却将“附刊”写成了“副镌”，但是为了尊重鲁迅的原意，报眉仍用“晨报附刊”四个字(后来的文学史著作则按照一般的习惯称为《晨报副刊》)。

’
孙伏园1911年曾就读于浙江绍兴山会师范，那时刚刚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鲁迅担任学校的监督(相当于校长)，因此他可算是鲁迅的学生。

鲁迅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成绩最卓著的作家，到了加年代中期，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浪潮己过，但其影响已经在知识界深入人心，这时候仍欲在文化领域做一番事业的人自然会想到鲁迅。

孙伏园有编辑才能，也想在出版界做一番事业，他既与鲁迅有师生之谊，平时也较相熟，理所当然就会想利用鲁迅这面旗帜所具有的号召力。

著名的中篇小说g((可Q正传》就连载于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的《晨报副刊》上，这其中自然有孙伏园约稿和催促的功劳。

在《晨报》及《晨报副刊》上，鲁迅一共发表过六十余篇作品，其中著名的除了((6可Q正传》，还有小说《故乡》、《肥皂》、《不周山》(后收入《呐喊》集时改名《补天》)、《兔和猫》、《一件小事》。

而鲁迅在1921年至1924年《语丝》创刊之前所写的杂文，绝大部分都发表在《晨报副刊》及《晨报》的增刊上，由此可见鲁迅和《晨报副刊》的关系之深。

—考察一下鲁迅一生的写作，不难发现在他成名之后，1920年是他写作和发表作品都非常少的一年。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在1920年《新青年》原有的编辑同人圈子已经解散，并从当年9月出版的第八卷第一号起由陈独秀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共同编辑，鲁迅在上面发表文章显然己经不太合适;而孙伏园编辑《晨报副刊》是从1921年下半年才开始的事，这段时间鲁迅没有一个可以经常发表作品的稳定的阵地。

整个1920年以及1921年的上半年，鲁迅除了创作小说《风波》、《头发的故事》与《故乡》，所做的就是翻译和校勘整理《秘康集》，杂文的写作几乎停止。

这说明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发表作品的刊物对于写作者来说是多么重要，同时也说明编辑的“催逼”在文学和知识生产中起着不可小视的作用。

不仅鲁迅，另外如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章川岛、顾领刚等人也都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过大量文章(这其中当然和孙伏园任编辑有非常大的关系)。

比如周作人，在孙伏园主持《晨报副刊》不久，即在该报上开设《自己的园地))专栏，从1922年l月22日起至1922年10月12日，共发表文章18篇(后均收入周作人自编文集《自己的园地》)，而在专栏之外发表在《晨报副刊》及《晨报》上的文章更达79篇—总计起来，1922年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及《晨报》上发表的文章将近百篇，平均不到四天即有一篇文章发表;另据初步统计，周作人仅在1924年2月份就在《晨报副刊》发表16‘篇文章另外各月发表文
章数为:1月份8篇，3月份7篇，4月份6篇，5月份6篇，6月份5篇，7月份6篇，8月份2篇，9月份6篇(另外一篇《舍伦的故事》则发表于由王统照主编的《晨报·文学旬刊》)。

但是到了1924年下半年，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这是因为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刘勉己取代蒲伯英担任了《晨报》代理总编辑。

他对孙伏园所编的副刊极为不满意，决定要进行“改革”。

但是刘勉己的“改革”却要拿鲁迅的一篇稿子开刀，可能是孙伏园怎么也想象不出的事。

以鲁迅当时在文坛在思想界的声望，他给《晨报副刊》写文章说是“赐稿”，应该并不算太过分。

鲁迅的那篇稿子是《我的失恋》，副标题“拟古的新打油诗”。

鲁迅后来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

”2按照孙伏园的回忆，稿子
本来已经发排，但就在出报的头天晚上，他到《晨报》馆看大样时，却发现刘勉己将鲁迅的文章抽掉了。

孙伏园的脾气也是够不小，他当时就“按捺不住火气”，刘勉己说鲁迅的那首诗“实在要不得”，但是在孙伏园的质问之下一时又说不出何以“要不得”，孙伏园气急之下竟“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还追着他大骂一顿”。

3他倒是出了一时之气，但要想再在《晨报》馆待下去就不可能了。

《我的失恋》后来登在创刊后的《语丝》第四期上(此次发表鲁迅又增写了一节)，并收入《野草》集。

这首讽刺诗当然不能说多么出色(鲁迅的格律诗成就很高，但他并不以白话诗见长)，但刘勉己说它“实在要不得”，却有更为复杂的原因。

据有的研究者的分析，鲁迅的这首《我的失恋》讽刺的对象并不是一般写无聊的失恋诗的“诗人”，而是确有所指，那就是两年前(1922年)从欧洲回来的徐志摩4。

《晨报》是“研究系”的报纸，而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刘勉己看出了鲁迅讽刺诗的所指，他当然要抽去那篇已经孙伏园编发的稿子。

除了人际关系方面的纠葛，思想观念、文化背景、价值认同以及审美趣味方面的差异甚至对立是存在于这次“抽稿风波”背后的“潜文本”。

事隔五年之后，鲁迅写成《我和<语丝》的始终》，其中提到刘勉己“决计”对《晨报副刊》进行“改革”时，“己经得了‘学者’的指示’，，5这当不是无端的猜测。

刘勉己“改革”的力度不小，不仅鲁迅的稿子在出报之前被抽去，此前不久，周作人记录整理的《徐文长的故事》也在连载了两期共八则之后遭到“腰斩”。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主要由欧美留学生组成的“自由知识分子”和主要由日本留学生组成的“激进知识分子”构成了两个互相对立的阵营，在新文化运动早期，面对共同的敌人—腐朽封建文化和列强军阀—他们尚能联手作战，在“五四”的浪潮过去之后，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便愈演愈烈，终至分道扬镰。

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和周作人的私交也相当不错，在一般人看来他当然是属于周氏兄弟“圈内”的人，《晨报副刊》一旦由从欧美回国的留学生主政，他在报社里的处境岂能好得下去?他打刘勉己的那一耳光不会只是出于一时冲动，6也并不全是为老师鲁迅感到愤愤不平，可以想见在此之前他一定已经受了“代理总编辑”不少的气。

孙伏园后来回忆说，他第二天就去了鲁迅那里，告诉鲁迅说他从《晨报》馆辞职了。

鲁迅认为孙伏园丢了《晨报副刊》编辑的饭碗与自己有关，就给了孙伏园“很大的安慰”。

7这与鲁迅的说法是一致的:“但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

””
《语丝》杂志的创办和语丝社的成立，当然有远为广阔和复杂的政治时事及思想文化上的背景。

但《晨报副刊》的这次“抽稿风波”确实成了直接的催生剂。

二.先有《语丝》杂志，后有语丝社
语丝社的另外一个重要成员章川岛在回忆文章中说过这样一番话:在《语丝》的发刊词中，虽然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在实际上，《语丝》并不是一个“同人刊物”，即这十六个长期撰稿者，原也没有一个什么“党”或“派”，只是这十六个人之中有几位一一当然鲁迅先生也是其中之一，常常在《晨报副镌》投稿，感到在孙伏园辞职之后，《晨报副镌》将是另一副面目，而我们这几个人总还是要动动笔写写文章的，就不如自己来办一个刊物。

先并没有要借此来专讲“趣味”，只是如果有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来讲，也不妨讲就是了。

……9章川岛的这篇回忆文章写于1956年，事隔三十多年，他说《语丝》杂志不是一个“同人刊物”，当然不是他的回忆有误，而是由于在五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里，“同人刊物”是一个犯忌的概念，事实上《语丝》杂志是个不折不扣的“同人刊物”。

但章川岛的回忆却也指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先有《语丝》杂志，然后才有作为文学社团的语丝社。

最初建议创办《语丝》杂志的是孙伏园。

他从1920年接手李大钊编辑《晨报》专门登载学术文艺方面文章的第七版，后又扩大为副刊，到1924年，《晨报副刊》己成为社会影响
和发行量都不容忽视的大报，期间他自然付出了不少努力和心血。

孙伏园有编辑刁‘干，也想在出版界做一番事业，现在却由于《晨报》主编的人事变动而失业，肯定于心不甘。

如果能另创一个新的刊物，而且办到其社会影响和发行量都超过《晨报副刊》，那岂不是对《晨报》炒他鱿鱼最好的“报复”么?在1924年10月至11月的鲁迅日记当中，有多次孙伏园来访的记载，这并不奇怪:孙伏园非常清楚，要创办一份新的刊物而且要让它的影响超过《晨报副刊》，单靠他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

他必须找到一班在学界文坛已成“气候”的作家学者支持设想中的刊物，有了他们作为基本撰稿人，未来的杂志刁‘能在北京乃至全国的文化界异军突起，站稳脚跟。

他先去找鲁迅，然后去找周作人—尽管此时的周氏兄弟己经失和，但他无论与鲁迅还是与周作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再通过鲁迅、周作人联合起北京文化界有实力和影响的人物，接下来再办一份有影响的刊物就有了非常好的基础了。

孙伏园的提议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

一来鲁迅觉得孙伏园失去《晨报副刊》的编辑位置与自己有关，二来也许鲁迅觉得《晨报副刊》“改革”之后，他需要另外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

在现代社会，报刊杂志是知识分子重要的言论空间，是文化运动和文学生产的重要组织者，它们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可能发生的作用是每一个有“现实感”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忽视的。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是他从事政治革命屡屡失败之后试图通过思想革命来改造中国社会;而胡适、傅斯年等“自由知识分子”也有过“入政府不如组党，组党不如办报”的认识。

’”后来朱光潜也曾对此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现代中国，一个有势力的文学刊物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要更大，更深长。

””就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现实而言，这话并不算太夸张。

无论是“激进知识分子”，还是“自由知识分子”，甚至无论他们将自己的价值取向定位于“庙堂”，“广场”，还是“岗位”，他们都一致认识到了报刊杂志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

得到鲁迅和周作人的支持，孙伏园就去联络其他人，希望他们成为未来刊物的撰稿人。

周作人1924年11月2日的日记有这样的一记载:“上午在家。

下午往访适之。

又至东安市场开成北楼，同玄同、伏园、川岛、绍原、颇刚诸人，议出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版，晚八时散。

”’2这应该是第一次的“语丝聚餐会”，孙伏园充当了召集人的角色。

鲁迅未参加第一次语丝聚餐会(以后也从未参加过)，这是因为此时鲁迅与周作人的关系已经破裂，只要是周作人在的场合，鲁迅便不会露面，以避免不必要的尴尬。

章川岛参加了筹办《语丝》的第一次聚餐会。

他的记忆中，《语丝》在正式出版之前，孙伏园曾写过一份“红字白纸约摸四开报纸大小的广告”，’3这份广告后来也曾经在《语丝》第三期的中缝登过。

这份广告上说《语丝》杂志“由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青、衣萍、曙天女士、孙伏园、李小峰、淦女士、顾颇刚、春台、林兰女士等长期撰稿’，。

章川岛在回忆文章中还说:
在孙伏园辞去《晨报副刊》的编辑以后，有几个常向副刊投稿的人，为便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受控制，以为不如自己来办一个刊物，想说啥就说啥。

于是由伏园和几个熟朋友联系，在那年(一九二四年)的十一月二日正好是星期天，钱玄同、江绍原、顾领刚、周作人、李小峰和我在东安市场的开成豆食店集会，决定出一个周刊，大家写稿，印刷费由鲁迅先生和到场的七人分担，每月每人八元。

刊物的名称大家一时都想不出来，就由顾领刚在带来的一本《我们的七月》中找到“语丝”两个字，似可解也不甚可解，却还像一个名称，大家便同意了。

就请钱玄同先生题签.次日即由伏园去报告鲁迅先生，他表示都同意。

后来又由伏园去联系了几位，就写了一张石印的广告，说这个周刊将在何时出版，是由某某十六人长期撰稿，到处张贴、发散。

一个星期后，《语丝》便出世T。

第一期只印了两千份，原打算卖不掉就送人的，但在几天内就卖完了，仃阅者尤其是外埠的，还不断汇款来仃阅。

记得第一期就先后再版了七次，共印一万五千份。

’4
章川岛的这个回忆可说相当重要，因为它几乎将《语丝》筹备时期各方面的情况都说到
了。

刊物印刷费的问题，鲁迅说他是一次交了十元，之后就“不见再来收取”。

鲁迅所出比商定的多出2元，尽管那时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好。

章川岛在他的另一篇回忆文章说“至于《语丝》所需的印刷费，当时商定:由鲁迅先生、周作人先生、伏园和我，四个人按月分担。

”15章川岛的回忆与鲁迅所说并不矛盾，这是因为《语丝》出了第一期之后就大受读者欢迎，因为销路很大，杂志有不少赢利，印刷费自然可从这赢利中开支，而用不着由编辑人员来“按月分担”了。

现在不清楚的是，出了《语丝》最初的印刷费用的，除了鲁迅之外，到底还有哪些人。

“语丝”名字的由来，章川岛说得很清楚，是当时大家都想不出什么好的名字，便从顾领刚所带来的一本《我们的七月》中“找到”的，至于是怎样“找到”的则语焉不详。

鲁迅则在回忆中说:“那名目的来源，听说，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本书，将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

’6鲁迅说的没有章川岛具体，也没有说《语丝》的名字是“任意翻开”的“任意”一本书中连在一起的两个字，还是“分二次”找到而凑在一起的。

三十多年后周作人回忆说:“记得刊物名字的来源是从一本什么人的诗集中得来，这并不是原就有那一句话，乃随便用手指一个字，分两次指出，恰巧似懂非懂的还可以用。

”’7周作人的这种说法流行多年，没有人提出异议。

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刁’有当代学
人和编辑家龚明德提出另一种新的看法。

’8章川岛说《语丝》得名于出席第一次“语丝聚餐会”的顾颇刚所带来的一本《我们的七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顾领刚在当日(1924年11月2日)的日记中有下列记载:到市场开成食堂，为伏园办周刊事，夜饭而归。

伏园以晨报侵夺文字之权，辞出。

拟办一周刊，今日开会。

到者有启明先生、绍原、小峰、廷谦、伏园，及予。

命名久不决，予看平伯诗中有“语丝”二字，颇写意，不落褒贬，提出之，通过.’9
《我们的七月》是朱自清、俞平伯等组织的“我们社”所出版的不定期综合性文艺丛刊中的一种，署0.M.编，1924年7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2“内容包括散文、新旧体诗、短评、随笔、书信等。

除封面设计《夏》署名丰子恺外，所刊二十篇作品均不具作者姓名。

顾领刚当天手中所持的那一本《我们的七月》应当是俞平伯送给他的。

其中的150一151页有未署作者名的《小诗》两首:一词的“命名权”—如果龚明德的考证成立的话—一事也一直不为人知。

23有了固定的“长期撰稿人”，征集到了一定数量的稿件，有了第一期的印刷
费用，就可以开始准备出版刊物了。

计划中的“小周刊”终于在1924年11月
17日正式出版。

11月17日是星期一，正是周刊出刊的日子，但第一期的《语丝》
实际上在上一个星期六就印好了。

11月15日这天李小峰和孙伏园就将印好的杂
志送到了鲁迅先生手上。

看起来这确实是一份不起眼的“小报”:16开的版面一共才8页!这时候可
能不会有人想到，这样一份小报将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以及思想史上占有一
个多么重要的位置!
以下是《语丝》第一期的目录:
发刊词开明: 伏园: 鲁迅: 钱玄同: 开明:川岛:绍原:衣萍:鲁迅:《生活的艺术》
《记顾仲雍》《论雷峰塔的倒掉》《祝爱新觉罗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
《清朝的玉玺》《夜里的荒唐》《译自骆驼文》《月老和爱神》((“说不出”》
其中的开明即周作人。

本期一共七位作者发表文章，除了孙伏园外，都是早
期《语丝》撰稿人的“基本班底”。

鲁迅一人贡献两篇文章，周作人加上发刊词
提供的文章共三篇，这也象征着周氏兄弟在语丝社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性。

不过从
文章的内容看，鲁迅以欢呼雷峰塔的“终究要倒”，周作人则宣称“中国现在所
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
】日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明相合一了”，两个人虽都重在“文明批评”与“社会
批评”，但看问题的角度和对未来的构想己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似乎正预示着语
丝社后来的分化，这是后话，留待下文再作详解，o
第一期的《语丝》杂志一开始印了两千册。

不敢多印是怕杂志卖不出去，而
靠“长期撰稿人”捐款得来的印刷费又实在有限，不能仅有的一点钱都用于印一
期刊物，总得有一点长远眼光。

初印两千册是鲁迅的建议，定价则是每份本埠售
铜元四枚，外埠连邮费二分，全年一元。

印刷则委托本来是为北京大学为印讲义
诗写得不能说有多么好，应当是出自青年人之手，其幼稚和“文艺腔”是显
而易见的。

在这首《小诗》之()l中，“语丝”是连在一起的两个字，因此“语
丝”这个名字不应该如周作人所说的那样，是“乃随便用手指一个字，分两次指
出”而得来，这有些不合情理，而是极有可能“一次性”地从这首《小诗》中找
出来的。

2’在这个问题上，周作人的记忆可能受到一些人关于《莽原》如何得名
的回忆文章的影响。

如果“语丝”之名确实是“乃随便用.手指一个字，分两次指
出”的，顾领刚当天的日记中不大可能没有记载。

但因为《我们的七月》文章的
作者皆未署名，顾颁刚误将本出自他人之手的《小诗》的作者认作是俞平伯了。

俞平伯刊载在《我们的七月》中的诗作一共三首，分别为《鬼劫》、《赠M.G.》
和《吴声恋歌十解》。

后两首不含“语”和“丝”两字，《鬼劫》是长篇剧诗，刊
于卷首，占据全书四分之一以上的篇幅(从第1页到54页)，“语”字出现在其
中的第9页，“丝”出现于其中的第47页，而连在一起的“语丝”两个字在全部
诗剧中一次也未出现。

“我们社”在1925年又出版了《我们的六月》，指出《我们的七月》的作者是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刘大白、潘漠华、张维棋等人。

上述“语丝”由之得名的《小诗》的作者是张维棋。

龚明德的考辨是有说服力的:“语丝”一词虽然确实来自《我们的七月》，但并非“分两次”“随便”“指出”，而是“一次性地”从张维棋的小诗中“寻找”出来的。

22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维棋不是一位名声多么响亮的作家。

他曾经用“张维棋”、“维棋”及“V.G.”名字发表过作品，最初发表于《小说月报》的小说《赌博》曾被茅盾收入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除此之外人们对他所知甚少。

他的生平到现在还不为人知，他拥有现代文学史上影响巨大的期刊和文学社团“语丝”而设的印刷所，就设在北大第一院的地窖里，离新潮社社址很近。

这个印刷所虽为北大印讲义而设，但也接受外面的印刷业务。

因为就近的便利，《语丝》选择它作为印刷刊物的地方。

印刷所的条件是印杂志之前必须先付一部分定金，其余的等杂志全部印好后就应当全部付清，不能等到杂志卖出后再来付印刷费，这个条件《语丝》答应了。

当时不少刊物因为交稿或印刷的延误而不能如期出刊，刚刚创办的《语丝》认为这既损害了读者的利益，也有损于杂志自身的形象，不利于杂志的发展，想以身作则有所改变，便同样在鲁迅的建议下与印刷所约定:语丝社按时交稿和印刷费用，印刷所则必须准期交货，不得延误。

这体现了鲁迅做事一惯认真和谨慎的风格。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社团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先结社而后出刊物，一种是先有刊物，然后以刊物为基础自然形成文学社团。

在新文学早期四个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学社团当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属于前者，而语丝社和比它更早的新青年社则属于后者。

语丝同人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社团意识，随着《语丝》杂志影响日益增大，社会上渐渐有了“语丝派”的说法，特别是语丝的重要成员联手和几个方面的敌人—现代评论派、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新军阀以及由日本人操办的《顺天时报》—共同进行了几场激烈的战斗之后，《语丝》杂志的一些重要的撰稿人才渐渐有了他们隶属于同一个社团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