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安史之乱的历史影响

论安史之乱的历史影响
目录：
a:安史之乱的概述；
Βιβλιοθήκη Baidub:安史之乱的经济历史影响；
c安史之乱的政治历史影响：包括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入侵、朋党之争；
d：总结。
提要：
安史之乱是唐玄宗末年边镇守将安禄山和史思明掀起的反唐叛乱，从公元755年开始，持续了八年时间，但是这八年的安史之乱，却对唐王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大唐王朝在也没有了昔日的繁荣富强，成为了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根据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这两大问题，唐朝进行了著名的“永贞改革”，根据《唐朝那些新鲜事儿》所述，“革新派才去的措施是先限制其权利，在削弱其势力”，但是宦官们意识到革新派将给他们带来危害，结合旧势力大官僚共同反对革新，刚好唐顺宗患上了风疾，革新派失去了中坚力量，一场轰轰烈烈的革新运动，只进行了一百四十六天，就夭折了。而永贞改革，也可以反映出藩镇势力和宦官权力的强大。
这里首先讲安史之乱的经济历史影响。安史之乱后的经济影响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看，即对北方的影响和对南方的影响，这两部分的影响可以说是相反的。对于北方来说，安史之乱是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黄河流域变得满目荒凉、不堪入目，尤其是战争激烈的河南一带，根据《新唐书》所言，就是“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而此时的江南地区却因为社会相对安定，大批北方认为避战乱而迁徙到南方，人口大幅度增加，生产技术有所提高，经济水平有所发展。安史之乱后，唐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是依靠江南地区，相对应的，又促使唐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促进南方经济的发展，这个方面可以从很多史书考查得到，例如，从《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可知，唐代的水利工程，前期是北方多于南方，唐后期则是南方远远多于北方，我们也可以推断水利工程的修建，促使了大量的南方地区荒地变成了肥田，粮食产量的增加，使得南方经济快速发展。水利工程也只是农业的一个方面，很多资料显示，安史之乱后，南方在纺织业、茶叶生产等方面都有快速发展的趋势。如果从商业上来看，安史之乱后，长江流域的商业已经比黄河流域的活跃，根据《中国古代史》所述，“中外富商巨贾荟萃与扬州，波斯商人在扬州经营珠宝等奢侈品，而益州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当地出售丝织品闻名全国，扬州与益州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为了国内一流的经济都会，谚语称为“扬一益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扬州和益州经济发展程度，一点够不亚于长安和洛阳。总的来说，安史之乱使得国家地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接下来讲的是安史之乱在政治方面的历史影响，我将会分为四个部分来阐述：
第一部分就是唐王朝藩镇割据势力的加深。唐玄宗时期，为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大量扩充防戍军镇，设立节度使，赋予军事统领、财政支配等极高的权力，安史之乱后，连内地也设有节度使，且各节度使拥兵自立，不服从朝政以至于叛乱，形成了藩镇割据局面。而形成藩镇割据局面，对于唐中央来说是很可怕的。安史之乱后，加强了藩镇的自主权，根据《唐朝那些新鲜事儿》所述，“有些藩镇甚至可以任意任免管辖区的官员，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见面农民的税收，而且，藩镇管辖下的税收是比唐王朝税收要少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藩镇确实是个独立的政治机构，并且藩镇的统治者有着明显的笼络人心的做法，这是并对唐中央造成威胁。而更重要的是，藩镇拥有自己的军队，这是他们能够长期割据一方的保障，但也成为了唐中央的离心力量。这些军队经过安史之乱后，大部分都是节度使自己创建起来的，节度使岁这些军队有绝对的领导权，另外这些将领都很有经验，士兵的军饷又丰富，军队的战斗力很强。与此相反的，唐中央经过安史之乱后，军事力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军队都被各藩镇掌握，朝廷没有一支力量可以作战，正因为这些原因，藩镇割据的几面长期存在唐王朝的统治之下，他们就像蛀虫那样，蚕食着唐王朝这片土地，随后来几个皇帝共同努力下稍稍改变了这种情况，但也只是打击皮毛，只是起到治标不治本的作用。
第三部分就是安史之乱后带来的外族入侵，这个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安史之乱破坏了唐朝的大一统局面，根据《新唐书》记载，“河西、陇右军力征调入援平叛，吐蕃乘虚而入，攻占了陇右诸州，频频袭掠内地，甚至一度攻入长安。剑南西川也不断受到吐蕃和南诏联军的侵犯”。外族入侵必然会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农业遭到破坏，人民的基本生活无法得到保障。但是，外族入侵也有积极的的影响，中华文化与外族文化进行交融。
关键词：
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当权，朋党之争，外族入侵，经济南移。
引言：
本论文从政治经济两大方面来论述安史之乱的历史影响。
正文：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十一月，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诛杀奸臣杨国忠为名起兵反唐。经过长达八年的拉锯战，在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等人的艰苦奋斗下，终于于公元763年成功平叛。按安史之乱虽被扑灭，但长期的战争是社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开元盛世所积累的社会财富一时消耗殆尽，并且对之后的经济政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第二部分就是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局面逐渐严重。宦官专权，是帝制中国皇权不断加强的结果，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听信奸臣杨国忠的调唆，强令镇守潼关的哥舒翰急派部下到长安，结果官兵中计大败引起的马崽驿兵变，兵变后，唐肃宗称帝，因宦官李辅国拥立有功，收到唐肃宗的重任，根据《中国古代史》记载，“李辅国拥立有功，尊称为“尚父”，李辅国曾对唐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处事听老奴处置。””从这里便可以看出，李辅国的权力之大，连唐代宗都不得不忌讳。唐肃宗后，各个藩镇都以宦官担任监军之职，由此，安史之乱后，宦官成为了左右政局的强大实力。这个局面的典型事件就是“甘露之变”，甘露之变说明，宦官势力已经非常强大，根子很深，朝廷已经没有办法除掉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持朝政，为非作歹。
第四部分就是安史之乱后，政治局面腐败，与宦官专权并存的有朝臣的党派之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牛李党争”，即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与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之间的冲突，甘露之变后，朋党之争更为激烈，根据《新唐书》所述，“每议政之际，是非蜂起凡牛党所是，李党必起而抨击；凡李党所是，牛党亦必大加攻击”，而唐文宗也曾感叹道：“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连当时的皇帝都这样感叹，可见朋党之争的问题已经非常的严重了。李、牛两党最突出的表现是政见不同，经常为一件事情在朝堂上争吵半天，例如，《唐朝那些新鲜事儿》所述的，“公元831年，吐蕃维州副使悉但谋以维州降，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主张受降，而宰相牛僧孺担心开罪吐蕃赞普从而引起唐蕃不和，反对受降，而唐文宗则在这两党之间摇摆不定。其实与其说李牛两党的是政见不和，还不如说是权力之争。李党的主要人物多为李德裕任翰林学士和宰相时的同僚；牛党主要以科举为纽带结成的势力。两派都与宦官势力勾结，这场斗争促使朝廷内部更加陷入混乱和分裂，加深了唐王朝的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