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爱情小说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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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婚姻类唐人小说之我见
小说在魏晋南北朝分为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两大类,唐代又出现了传奇小说。
与志人小说相比,传奇小说所述不在是人物的某句话,某个举动,某件单独的事情,而是关于人物某个复杂曲折的故事。
传奇小说是唐代小说的主要形式。
爱情婚姻,仕宦,侠士,历史是唐传奇小说的四个最为突出的内容,从这四大内容,我们可以感受到传奇小说文化倾向,其主要标志即表现出文人对自身的生活命运的反思。
本文就唐传奇小说中的爱情婚姻类进行鉴赏分析。
唐传奇小说大都涉及到了爱情婚姻,如陈玄祐的《离魂记》,徐尧佐《柳氏传》,李朝威的《柳毅传》,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陈鸿的《长恨传》,元稹的《莺莺传》,沈既济的《任氏传》等等。
(一)谈到爱情婚姻类唐人小说,就不得不提这类小说所塑造的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及她们的爱情,生活与命运。
首先,她们是美丽动人的。
这也显示出男女双方有意地将才和貌作为择偶标准的倾向。
《离魂记》中的倩娘“端妍绝伦”。
《柳氏传》中的柳氏“艳绝一时,喜谈谑,善讴咏”。
《柳毅传》中的龙女“乃殊色也”“自然峨眉,明珰满身,绡毂参差”。
《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资质秾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
“但觉一室之中,若琼林玉树,互相照耀,转盼精彩射人”。
《李娃传》中的李娃“妖姿要妙,绝代未有”,“明眸皓腕,举步艳冶”。
《长恨传》里的杨贵妃“鬓发腻理,纤秾中度,举止闲冶,如汉武帝李夫人,”“既出水,体力微弱,若不任罗绮。
光彩换发,转动照人”。
《莺莺传》中的莺莺“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接戴,双脸销红而已。
颜色艳异,光辉动人”。
《任氏传》中的“容色殊丽”。
这些小说反映了现实中唐代文人士子对漂亮女子与缠绵恋情的深深向往。
其次,她们有着缠绵悱恻的爱情,也敢于追求爱情。
《离魂记》中的倩娘为了追求爱情竟然灵魂出窍去追寻王宙“弃大义而奔君”。
《柳氏传》中的柳氏仰慕韩翊的才华,柳氏在乱世欲保身而不得,但心之所寄多年直到再次相逢。
《柳毅传》中的龙女与柳毅,柳毅帮助龙女跳出火坑,龙女也对柳毅产生爱慕之情,但因钱塘君胁迫柳毅迎娶龙女,柳毅“唯理有不可直”义正词严地断然决绝,柳毅返回人间。
在我们都以为他们缘分至此的时候,柳毅“娶张氏,亡。
又娶韩氏,
数月,韩氏又亡”。
在媒人的介绍下,柳毅又娶卢氏女,柳毅“深觉类似龙女”,但龙女却一口否认“人世岂有如是之理乎”。
“经岁余,有一子”之后龙女才告诉柳毅真相,柳毅也得道成仙“吾不知容国乃复为神仙之饵”,遂皆大欢喜,这也是龙女大胆追求爱情的结果。
《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与李益,是典型的的才子佳人型爱情,郎有情妾有意,情到浓时李益“请以笺素,著之盟约”“隐喻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闻之动人”。
可是等李益拔萃登科,太夫人逼迫李益娶甲族卢氏表妹,李益“生逡巡不敢辞让”。
李益因自觉辜负小玉,不让亲友告诉其消息。
小玉没有了李益消息“博求师巫,遍寻卜筮,怀忧抱恨,周岁有余。
羸卧空闺,遂成沉寂。
虽生之书题竟绝,而玉向往不移”最后,黄衫豪士强携李益来见小玉,小玉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
慈母在堂,不能供养。
绮罗弦管,从此永休。
徵痛黄泉,皆君所致。
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後,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於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李娃传》,写荥阳公子郑生引入京考试,结识青楼女子李娃,在资财荡尽之后,郑生被鸨母逐出妓院,流离失所,为凶肆所收留,充任挽歌郎。
郑父以为郑生玷辱家门,将郑生鞭挞欲死。
郑生遍体鳞伤,饥寒交迫,沦为乞丐。
因风雪夜,呼叫极寒之声为李娃听见,李娃依然收留了郑生。
经李娃调治,护理,鼓励,郑生功成名就,与李娃结为夫妇,李娃被封为“汧国夫人”,郑生父子也和好如初。
《长恨传》里的杨贵妃与唐明皇,杨贵妃不但“殊颜尤态”而且“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其余六宫粉黛“使天子无顾盼意”安史之乱爆发,“敢言者请以贵妃赛天下怨”,贵妃“竟死于尺组之下”。
但明皇一心想念贵妃,让方士上天下地求之遍,最后在蓬莱山见到了贵妃,贵妃对方士说起曾经七夕之时明皇“仰天感牛女事,密誓心愿,愿世世为夫妇”,方士回禀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亦别离人间。
《莺莺传》中的莺莺与张君瑞,张君瑞寓居普救寺,崔相国孀妇蝎女崔莺莺亦暂寓此中,时有士兵扰乱,张生请蒲将护寺,崔老夫人为表感谢,让莺莺与张生相见,两人遂生爱慕之情。
在红娘的帮助下,两人终于私密结合。
张生两次参加考试皆名落孙山,最后滞留长安不归,和莺莺的关系也告断绝。
莺莺在绝望之后嫁于他人。
张生后来欲以外兄身份与莺莺见面,遭到莺莺拒绝。
莺莺是一个叛逆的女性。
她为了追求爱情,敢于和封建礼教作斗争。
尤其她以贵族少女的身份,竟夜半主动地向张生表示爱情,这是一个大胆的行动。
从这些小说可以看出,他们都爱慕者对方,但他们的相爱,结合的过程却充满了曲折与各种各样
的阻碍,或先悲后喜,或先喜后悲,悲喜夹杂,读来给人以缠绵悱恻之感,让人为之扼腕叹息。
也可以看出,唐代的女性敢于追求爱情,敢与封建礼教制度,门阀制度作斗争的宝贵精神,当然,她们并没又彻底的要求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的人格独立,毕竟她们生活在受封建礼教统治的很多年的社会。
再次,她们深受深受封建礼教制度和门阀制度的迫害,具有悲剧性。
《离魂记》中的倩娘,因为父亲把她许以他人“女闻而抑郁”,于是“病在闺中数年”,只能借魂魄跟相爱的王宙相伴相守,还得背负“弃大义而奔君”的罪过。
在《柳氏传》中,尽管李生同情柳氏与韩翊相恋,只不过把她像货物一样地赠送给韩翊,当韩翊要去求取功名时就置柳氏于不顾,柳氏在变乱中欲求自保而不可得,竟被沙吒利强行劫去,后来,又被徐俊夺了回来。
任人拨弄毫无自主之权,这一遭到侮辱与损害的女性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妇女悲惨的命运。
《柳毅传》中的龙女在夫家受到的种种虐待,正是封建社会妇女们普遍的遭遇。
重视门阀制度的情况下,霍小玉出身贱庶,而又沦为娼妓,这就注定了她要成为牺牲者。
李益对她的始乱终弃,也正是由于他是贵族的缘故——虽然已经没落了。
这也指出了封建统治阶级只知玩弄女性而没有真正的爱情。
“痴心女子负心汉”是这个故事的真实写照。
《长恨传》也是一幕悲剧,但并不能算作真正的恋爱。
因为玄宗看上的事杨贵妃的外貌,只不过把她当做万物。
杨贵妃之“婉转万态,以中上意”,则是仰慕皇家的荣华富贵,企图享受而已。
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以真实的爱情为基础。
“怨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
而当时的人跟作者竟然把国家的霍乱的责任全推在女人身上,这不能不说是杨贵妃的悲哀,这个封建礼教制度的悲哀。
《莺莺传》中的莺莺,虽然敢于主动追求爱情,而在某些地方,她却表现的软弱无力。
最初和张生相恋,她动摇不定,顾虑重重;后来张生遗弃了她,她也以为私自结合“不合法”,“有自献之羞”。
她不是振振有词的向张生提出责难,而只是一味哀恳,希望他能始终成全。
只有怨,没有恨,这是阶级出身,封建教养带给她的局限性。
张生最初极力主求追求她,后来又随便加以遗弃,而且把“尤物”,“妖孽”一类字眼加在她身上,这不能不说是她的悲剧性。
倩娘,李娃,霍小玉,等等都是古代妇女中最优秀的任务,最优美的形象,她个个资质动人,品格中也都具有动人的光彩,如霍小玉的刚烈,莺莺的温柔多情,李娃的正直练达。
她们共同的特点是向往真挚的爱情,甘愿为爱的人牺牲一切,直至生命。
但是她们出身下贱或因为不能给对方仕途提供有力的帮助,所以
她们往往被排斥在婚姻之外。
他们只能接受把“生命给了爱情,却不能把婚姻留给自己”的悲剧命运。
唐传奇小说叙写爱情婚姻的故事,常对爱情婚姻与事业之间的矛盾深感困惑。
在传奇小说中,爱情婚姻的意味已不仅仅是能否结合的问题,而且还充溢着对结合是否合理、是否理想的思索。
在《莺莺传》中,张生抛弃了莺莺,他是这样考虑的:“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
”“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封建社会的一般观念,女子越漂亮,爱情就越幸福;而此处,张生则认为女子越漂亮,对大至国家,小至个人的事业都是有所破坏的,这就是唐代文人对爱情婚姻的态度之一。
但这里只是文人对爱情婚姻反思的显性意味,其实,小说最津津乐道的正是张生与莺莺的恋情,写两人如何一见钟情,如何书信传情乃至月夜幽会,莺莺意外来会时的如漆似胶,直至两人分手之时与分手之后还请以缠绵等,作者在描摹时处处流露出对如此甜蜜幸福恋情的企羡与回味。
这就是小说中文人反思的隐性意味—如此这般的恋情是文人所渴望得到的,于是,听到张生与莺莺相恋之事的文人“莫不耸异之”,而听到他俩最终分手时又“皆为深叹”。
这样,小说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矛盾:一方面,漂亮女子与缠绵恋情应该是否定的,因为这些东西有妨于国家与个人的事业;另一方面,漂亮女子与缠绵恋情又是深所向往的,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
此二者都是不容推翻的,那么,张生的选择是否就是最佳的?正是这种困惑,显示了唐代文人反思的深刻性。
(二)文人对《唐传奇》爱情婚姻题材的反思
文人在对爱情婚姻反思中出现的这种困惑,更明显的体现在《长恨传》中。
小说的主人公是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唐明皇是国家事业的象征,文人为之奋斗的“道”在一定程度上要体现在皇帝的统治上,就这一点而言,唐明皇可算是文人的最高化身了。
对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相恋相爱,小说无疑是大加赞赏的;而小说又揭示出李杨相恋引出安史之乱,因此,小说对之又是大加批判的。
赞赏并未阻止小说的批判,小说把国家的衰亡直接归罪于李杨爱情;批判也为削弱小说的赞赏,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明皇仍思恋马嵬坡已身亡的杨贵妃,成了仙的杨贵妃对唐明皇仍情意切切。
文人并不愿意自身的爱情婚姻与事业这两方面的追求永远呈冲突对立的形式出现,渴望此二者的统一。
白行简《李娃传》就是他们为自身设计的理想完美的爱情婚姻与事业相统一的模式。
进京赴考的荥阳公子与长安倡女李娃情好意笃,恋情荡尽荥阳公子的钱财,“文战”之胜也谈不上了,这是小说的上半部分。
小说的下半部分笔锋一转,李娃挺身出来,伺候公子病体,伺
候公子读书,公子不负期望,“一上登甲科”,最后“应直言极谏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参军”,而李娃也被荥阳公认做儿媳,被朝廷封为汧国夫人。
也就是说,荥阳公子与李娃的爱情婚姻获得了时代与社会的正式承认,是尽善尽美的。
但在这里爱情与婚姻是有所分离的,其夫妻关系是建立在政治基础上的。
因此,《李娃传》的矛盾调和,反而不如对这种矛盾深感困惑和苦恼的作品更显得有深度。
这种困惑与苦恼根源来源于多年的封建礼教制度和门阀制度,源于对妇女地位的不尊重。
这些小说的出现,一方面固然因为小说问题内部沿袭的结果,另一方面,在这些小说中寄托了作者的爱情理想并替深受门阀制度,礼教胁迫的妇女,抒发心中的愿望和追求。
作者借助浪漫的手法,这些在现实中绝无可能实现的和所爱的人共同生活的愿望,在小说中都实现了,这多少也给那些因受封建礼教,门阀制度压制而被迫放弃爱情生活的的青年一些精神安慰。
从这些小说,我们还可以看到唐代文人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及责任感,看到了唐代文人充满自我认识,自我批判精神的人格力量,也看到了他们的文化心理。
参考文献:
[1]《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
[3]《中国古代文学史专题》学林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