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读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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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读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有感

内容摘要:关键词:传统文化集团宗教儒家文化论文摘要:西方人有集体荣誉感,有组织纪律性,有公德;而人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自私而不讲公德。这是关于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的特点梁漱溟先生做的基本。然而中国人何以至此呢?梁先生从西方社会冲突强,政教一体同中国以道德代宗、中国文化的理性早启这一特征进行对比,得出中国传统文化之要义。西方人有集体荣誉感,有组织纪律性,有公德;而中国人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自私而不讲公德。在19世纪国门洞开之后,这是很多西方人,包括中国人,对中国人的几乎一致看法。国门始开,国OTnews_ads('ot017'); 关键词:传统文化

集团宗教儒家文化论文摘要:西方人有集体荣誉感,有组织纪律性,有公德;而人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自私而不讲公德。这是关于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的特点梁漱溟先生做的基本。然而中国人何以至此呢?梁先生从西方社会冲突强,政教一体同中国以道德代宗、中国文化的理性早启这一特征进行对比,得出中国传统文化之要义。西方人有集体荣誉感,有组织纪律性,有公德;而中国人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自私而不讲公德。在19世纪国门洞开之后,这是很多西方人,包括中国人,对中国人的几乎一致看法。国门始开,国人还来不及有所改变,民族性传统依然;西方人一进来,也有了对比的对象。应该说,这个时候,是认识传统中国人最合宜的时机,所以这个看法也应该是很中肯的。关于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梁先生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又如乡镇地方之事,由地方官以命令行之,大家听从没有话说;或由一二领袖做主,亦可行得通。一旦地方官好意召集众人,以问题付之公议解决,往往就议论歧出,商量不到一处,事情反而办不动。此时再下命令,他们亦不愿听了。总之,或者受人支配作一个顺民;或者站他做主,众人都依他的。独于彼此商量大家合作,他却不会。” 然而,中国人何以至此? 梁先生引用孟德斯鸿《法意》上的一句话说:“争之与群,乃同时并见之二物。”两者相争,要取得胜利,就必然要有压倒对方的实力—而这个实力得来最简单、也最为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借他人之力,即为联合。斗争的冲突性加强与持久化,就会导致联合的巩固与系统化,于是集团就产生了。西方社会冲突性强,而易于结成集团。长久以来生活于集团中的西方人,慢慢地就培养了集体意识—也即组织纪律性,公德之类。诚如作者所说:“公德所由养成,端在公私利害之一致;为公即所以为私,为私亦势须为公。”相反,向来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口头禅的中国人,不喜争斗,更是反感党派之争。梁先生认为,基督教在兴起的时候,对当时社会有极大革命险。基督教反对其它一切偶像崇拜以及其它诸神,所谓“基督教不以建立其自身之祭坛为满足,必进而毁灭异教之祭坛”。此其排他性极强。排他性既强,“被排亦烈,到处不能为人所容;而遭受残杀之结果,则是使他们自身团结更形坚强。”后来罗马帝国定基督教为国教,政教一体化开始。此后,教会中的上层组织也渐渐成了封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以道德代宗教。而在中国,自周孔教化产生之后,宗教遂以变质。儒家“似乎彻底不承认有外在准则可循。所以孟子总要争辩义在内而不在外。在他看来,勉循外面标准,只是义的袭取,只是‘行仁义’而非‘由仁义行”,。在梁先生看来,“儒家并没有什么教条给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条而已。除了信赖人自己的理性,不再信赖其他”。这与宗教对神的崇拜及其严格的组织与思想控制截然相

反。然而要以道德代替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也并不仅此。梁先生认为:“宗教在中国卒于被替代下来之故,大约由于二者:一、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二、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儒家提倡家庭关系,甚而把父子兄弟的感情关系推到社会上去,比如朋友如兄弟,百姓为子民,以伦理关系来组织社会。把家庭关系由内而外推展开去,把社会关系由外往里拉,使得社会也从而富于平等气息和亲切意味,社会冲突是以不强。另设礼乐揖让,大家相处互相尊重,凡事以理性为先,不尚冲动,更反感争斗。民谚“一争两丑,一让两有”正指此。这一方面组织了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使社会平和。集团之不强,宗教之被替代,也是情理之中了。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理性早启。梁先生对理智与理性作了区分。他认为,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的两个方面,“知”的一面为理智,“情”的一面为理性。“譬如数目,计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这很像我们现在说的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分别。在他看来,西洋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儒家所尊祟的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主,不是国家权力,也不是多数人民—它所祟尚的只是理性。由此,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风尚,中国人养成了一种精神,作者分析为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清厚。”与宗教的出世不同,中国人肯定人生而主人世。“儒家盖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在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 在梁先生看来,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之早熟,理性早启与文化早熟几乎是一个意思。何为“文化早熟,’?先生认为,从理念上而言,“中国理念较之西洋恒有所超过,而非不及。”书中以中国人多义务观念而少权利观念为例说,西方人由相争而达于互相承认,以求“平等”,是为近代一大进步;而中国人则是起因于伦理道德尊重对方,“看对方重于自己,超过了承认旁人那句话,与起因在不顾旁人者适相反”。却恰由于此,中国人才忽视了“平等”的重要性,未能产生近代西方的平等思想,更不可能建立相关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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