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翻译研究的新趋势_戈夫瑞克认知翻译理论述评_陈吉荣

认知翻译研究的新趋势 —— 戈夫瑞克认知翻译理论述评

陈吉荣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大连 116029）

摘 要： 翻译认知研究迄今已经发展了二十几年，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和繁荣期。研究者采用各

种不同方法和工具来验证多样化的翻译过程，涉及到翻译时间、翻译阶段、翻译问题的解决方式、翻译策略的选择路径以及不同翻译背景译者的翻译心理机制比较。但对翻译认知研究的总体性反思仍有待于加强。认知翻译理论家戈夫瑞克的研究就非常出色，其突出贡献在于对认知翻译研究提出阶段评价与方法评价，重新评估认知翻译本质，建立新的认知翻译能力模型。关键词： 认知翻译；戈夫瑞克；新趋势

Abstract: The 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develops through the primary stage, the developing stage and the developed stage in recent twenty years. The researchers adopt various methods and tools to testify various translation process, including translating time and phase, the solutions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the choice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s well as the comparation of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translato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However, the integrated reflection of studies still need further exploration. Göpferich makes prominent contribution to 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She puts forward phase and method assessment, reevaluates the nature of 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reconstructs new models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y.Key words: cognitive translation; Göpferich; new trends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65X （2013）06-0033-06

一、引言

翻译认知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至今已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以翻译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翻译能力为主要研究范围的认知翻译为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王寅，2008，2012）。从理论基础上来看，认知翻译研究首先起源于心理学理论，主要是传统心理学论者波因克尔于1913 年提出的程式论四段式：准备、孵化、领悟和评估，另外

一个理论基础是心理学家吉尔福德氏的趋异生成论（divergent production ）（刘红，2012）。在认知翻译研究中，研究者采用各种不同方法和工具来验证多样化的翻译过程，涉及到翻译时间、翻译阶段、翻译问题的解决方式、翻译策略的选择路径以及不同翻译背景译者的翻译心理机制比较。这些研究对从语言背后的认知机制来研究翻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深化翻译理论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收稿日期： 2013-05-10基金项目： 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认知识别视角下的翻译能力建构”（W2012100）作者简介： 陈吉荣，女，副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认知翻译学

2013年11月Nov. 2013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第20卷第6期Vol. 20 No. 6

但翻译过程研究过分强调实验方法，在关注翻译的数据理论研究时有可能忽略了翻译研究中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的融合。各种实验研究方法各有侧重点，多样化的实验结果也很难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应对翻译过程研究进行整体的理论反思，突出理论优势，纠正理论局限。最近几年认知翻译理论家戈夫瑞克（S. Göpferich）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本文将对其主要的理论特色进行归纳、演绎和评述。

二、提出认知翻译研究的阶段评价与方法评价

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最早的解释性研究到更为具体的研究问题，也关注不同的翻译现象，如显化问题，或者是翻译过程的具体部分，如修改。其中新出现的领域包括翻译的专长研究和翻译能力的发展研究。过程研究在方法上更加精细，研究设计变得更为复杂。但还有一些基本的方法论问题仍然没有回答，如内省式口头报告的正确性和可靠性研究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对此戈夫瑞克作了进一步的客观评价，可以总结为阶段评价和方法评价两个方面。

首先，戈夫瑞克将翻译认知研究分成了五个凸显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最早的翻译能力发展研究阶段，代表人物是西班牙巴塞罗那的PACTE小组（2000，2002，2005，2007，2011）。他们研究了翻译能力的发展模式以及翻译亚能力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职业译者和外语学习者的翻译能力进行比较，分析了翻译产品的接受以及决策涉及的研究进程的内外部联系。戈夫瑞克认为，PACTE小组的变量研究都与工具性和策略性的亚能力相联系，结果所表明的两组受试的差异既证明了被分析的两组变量的相关性，也表明了该模式中各自的亚能力。第二个阶段是澳大利亚研究者Bayer-Hohenwarter（2012）的翻译认知时间压力研究。在时间压力研究中，准确衡量翻译的时间压力并创造一个实验环境进而将其作为一个参数，这是最主要的挑战。这一领域的有效结果只能通过应用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来实现。戈夫瑞克指出了这种研究方式对于研究翻译时间连续性方面的优势，但

也指出其研究只是初步的、尝试性的。第三个阶段是Bergen（2009）以二语习得模式为基础的翻译能力习得模式。戈夫瑞克指出，他的模式是以二语习得的早期模式为基础，同时以PACTE模式和戈夫瑞克模式为基础，结合自己课堂教学的认知体验，突出了两个要点：一是提升学生的元认知意识，二是强调元认知矛盾的作用。第四个阶段是Alves和Vale （2003）的翻译切分模式。他们的研究关注初译稿和终译稿的具体切分模式，将其称为微观翻译单位，可以组合成语簇，进一步形成宏观的翻译单位，以一种网路应用设计来注释和询问翻译过程数据。在第五个阶段，戈夫瑞克总结了Ehrensberger-Dow和Perrin （2009）的过程分析方法，如观察、采访、计算机记录、写作进程的图形展示、屏幕记录以及以线索为基础的内省式有声报告。他们认为，在翻译过程中是否修改译文以及是否在使用资料时体现元语言意识和翻译能力有关。戈夫瑞克对上述五个阶段的总结分别肯定了五种不同特点的理论研究，但她也非常客观地指出，这些方法都有特殊的优点和缺点，并从总体上作了方法论评价。

其次，戈夫瑞克描述了翻译过程研究方法方面的差异。她认为，有时候方法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方法的正确性方面，而忽略了其他的理论层面。例如，有些研究中会涉及使用了哪些口头报告、有声思维、内省或者对话协议，研究目的可能为了说明一种研究方法的有效性，而忽略了其他方面。事实上，好的研究方法的准确性取决于研究目的，而研究方法的选择总是在受试和资源之间的准确性、可靠性与可提供之间的妥协。不同的方法为翻译过程提供不同的信息。口头报告数据通过过程给我们提供了审视受试主体意识变化的过程。而来自神经科学的方法只给了我们关于有限领域的线索，如大脑的哪些区域参与了解决问题的运动。研究问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除了这些方法提供的信息类型差异，戈夫瑞克认为，不同认知研究在可能达到的生态准确性方面也有差异。神经科学的方法需要特别的人工实验环境，受试一定不能动，甚至他们的眼睛和嘴也不能动。因为这样的身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