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精神及其启示

遵义会议的民主精神及现实意义

徐佳 15121678

摘要：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的胜利召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党各项政策和纲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遵义会议还深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危机管理、党内民主、务实与担当的革命精神。其中，民主团结作为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标志，对我们发扬党内民主具有里程碑意义。本文将从会议的召开着手，剖析遵义会议民主精神的实现过程并总结启示，为我们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借鉴。

关键词：遵义会议；民主精神

一、遵义会议的召开及意义

1933年10月，国民党当局以5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的错误指挥，共产党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党中央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长征途中，敌人围追堵截，短短三个月里，红军队伍的损失就超过半数。针对这种危急局面，毛泽东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放弃挺进湘西的原计划，改向敌人防守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一提议得到了王稼祥等中共领导人的支持。同年12月，红军抵达贵州黎平。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会后，红军挥师西进，1935年1月2日开始强渡乌江并与于五天后占领黔北重镇遵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出重要发言，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左”倾错误进行深刻分析和批判。会议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总结。会议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及其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张。会议对中央和军委领导成员进行了改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代替博

古负总的责任，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后来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

此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解决了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组织保证。同时，党的路线转开始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

遵义会议真正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精神。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它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及党的群众路线的理念。本文将从此次会议民主的角度出发，分析会议中如何体现民主团结的精神，为我们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弘扬党内民主夯实精神基础，提供现实动力。

二、遵义会议上的民主表现

（一）会议召开反映的群众意愿

遵义会议的召开体现了强烈的群众意愿和要求。遵义会议是在“左”倾路线使红军遭受重大挫折并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同志所认识且要求改变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我党丧失了整个中央根据地，八九万大军只剩下最后的三万多人，这使党和红军面临绝境。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也使人们对李德产生怀疑和愤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此也有所阐述：“‘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错误，引起了他们的质疑和不满。而且在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中对“左”倾错误指挥的不满情绪越发滋长，要求指出并纠正错误军事路线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审时度势召开了遵义会议。

（二）与会人员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经过周恩来等人的紧张筹备，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举行。这是一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会议，全会洋溢着轻松氛围，与会者纷纷畅所欲言。

当时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主持会议，向会议作主要报告。虽然他在报告中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及长征前期失利的主要原因都推向客观，但是他对会议的主持较为公允，不压制任何持不同意见者的发言。周恩来作为主要军事首长，

在会上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他态度诚恳，积极进行自我批评，勇于承担责任，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张闻天在此次会议中也被安排作报告，其报告内容基本来自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议写成的发言提纲，旨趣与博古的主报告相左，被称为“反报告”。“反报告”揭露了博古、李德严重的军事错误，指出今后必须实行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反报告”引导与会者尊重事实，正确地总结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我党在军事斗争中的经验教训。除此之外，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密码电报联系，因中共上海局遭破坏而中断，这就使此次会议的与会者避免了共产国际条条框框的制约，保证其自由发言的权利，能够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党的问题。

遵义会议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权力，对思想上还未认识到错误的人，一改过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作法，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到会同志在会上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虽有尖锐的交锋却无人身攻击的言辞，虽有严厉的批评但不存在以势压人的情况。遵义会议是以民主的方式集中，用以理服人的方式解决问题，形成决议。这样的精神，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的典范。

（三）决策的民主性

毛泽东认为: “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集中广大红军指战员和领导干部的聪明才智，使之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只有这样，党领导集体制定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迅速有效地贯彻到群众中去。遵义会议上形成的毛泽东这一集中领导的中央集体，就是群众的一致意见集中起来的结果，而集中的中央领导集体只有再贯穿到群众中去才能得到落实。洛甫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的当天晚上谈论博古不交大印的问题时，毛泽东笑笑说：“博古是个书生，思想还没转过弯来，搞军事斗争．不客气地说，他是个外行。”随即又正言道：“不过，野战军当前的处境也很艰难，任何人也难以让它摆脱困境，只有靠大家出主意想办法，集中大家的智慧，审时度势，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才能有一点转机。”这体现了遵义会议上民主选举的集中制的领导，在指挥革命战争时，需把革命路线成功贯穿到群众中去，才能扭转革命大局，同时还要处理好上级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关系，正确解决党内的各种矛盾。

因此，遵义会议在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也广泛接受了群众的意见和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