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非青非红

葛兆光：非青非红来自: 为学知止(少说话，慢读书，短作文) 2012-05-14 13:55:48非青非红葛兆光下面的故事，是真实的经历，不是编小说。

40多年前，我所在的贵州小县城凯里周围，迁来十几个隶属于第四机械部083系统的“中央厂矿”，它们好像雨天后林子里的蘑菇一样，散布在四周的山旮角里。

接着，在每周例行的“赶场”时，原本熙熙攘攘总是晃动着靛蓝土布衣、苗家百褶裙的街市，突然也从四面八方涌进好多劳动布工装。

他们不太讲价的采购，崭新的一色穿着，和掺杂着地方方音的普通话，让这个小镇,变得有些异样。

老街上的本地人——我们叫他们“凯老街”——当然有些自惭形秽，毕竟人家是拿工薪的，就连1956年建立自治州以后逐渐迁来的那些地方干部子弟——我们叫他们“州委子弟”——也觉得有些望尘莫及。

我们因为一开口的那些“北京话”，不管说什么，总觉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才能说的调调儿，尽管有的北京话已经掺了很多地方的方言，但远来的和尚好念经，这话真的是千真万确，他们俨然成了这里人的时尚象征，凡是沾了他们的边儿，甭管是衣服、语言还是走路的姿势，就挺着胸脯很荣耀。

不过，我们对本地人的傲慢神情，也使得本地土鳖对他们有些羡妒交加，这种情感常常惹起事端。

在我的记忆里，为了不知什么事儿就大打出手造成流血事件的就有十几起。

这都是陈年旧事，本来事隔几十年，也都淡忘了或者已经埋在心底，不太愿意翻出来。

可最近看了王小帅的电影《青红》，才再度勾起我的回忆。

不过，《青红》说的是省城附近应该是011系统的故事，和我在的黔东南凯里不同，而且王小帅是那些“外地人”的后裔，他说的故事，也是外地人(以上海人为代表)的故乡依恋，以及对本地人的无端拒斥。

也许，关于外来人和本地人故事背后，还有关于文明和落后的理解，以及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之间乡土认同的差异等等。

然而，我这里要说的，是那个世界里，有三个既不能进入中央厂矿的外地群体，又不属于凯老街和州委子弟等本地群体的青年人的故事，夹在“本土”和“外地”两者之间，也许他们的经历和心情，比起《青红》来就更复杂，所以，我的题目叫“非青非红”。

一我和我当年最好的朋友刘元、惠伦,既不是凯老街或州委子弟一类本地人,也不是上世纪60年代三线内迁时来的外地人。

我们三家都来自北京，却是在60年代初从各部下放来的。

刘元、惠伦家是冶金部的，不知道为什么好端端地会把他们从冶金部下放，这里并没有什么需要冶炼的。

刘元的父亲在州委党校当教员，因为他有文化，算是读书人。

惠伦的父亲在县机关，那时他还年轻，记得是我们那里有名的篮球好手，放在现在，算是县城里的迈克尔•乔丹，后来还当过县篮球队的教练，但当时他的正经工作，好像是县政府的一个小科员。

我家则来自外贸部，父亲虽然出身大学的外贸专业，又曾经在南京军政大学当过教员，但自打一参加革命工作起，就因为好乱发言的脾气，始终在被“戴帽”和下放的边缘摇摇晃晃，虽然混过了好几次风浪，但终于在1960年最困难的年头，被驱离外贸部，赶到凯里这个贵州东南边缘的山城。

和我家一起下放的，还有另外三家。

一家的男主人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陈叔叔，他后来托人走关系，在“文革”前就回到北京外贸学院教书。

另一家是学西班牙语的韩叔叔，他大概是单身，高高瘦瘦的，至今我不知道他的下落，后来我家全部离开凯里，他却还在当地苦撑。

最后还有一家，男主人赫赫有名，是当过蔡元培先生秘书的高平叔先生，他后来回天津当教授，编了《蔡元培全集》和《蔡元培年谱》。

据说，1952年他从美国回国的时候，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还特意接见他，本算是“海归”的大教授。

可那时他从一级教授降到三级教授，从三级教授降到普通教师，从北京下放到凯里师范，最终连语文课也不让他上，只能在巴掌大的资料室里管理图书。

他的太太姓张，传说是莎士比亚专家，英文极好，个子高高的，常常模样很奇怪的，用大扁担挑着两个小小篮子去买菜，篮子里左一棵白菜，右一个茄子，也许连五斤都不到，晃晃悠悠摇摇摆摆的，却也成一副担子，惹得当地剽悍的苗家汉子常常大笑，仿佛看西洋景儿。

上世纪70年代上半叶，“文革”高潮已经过去，这几家也从被惨斗的“牛鬼蛇神”中逃脱出来，大体过上了正常的团聚生活。

插队农村的我们，虽然没有找到好工作，但大多也都回城。

三线内迁早已是10年前的事情了，那些外地人渐渐熟悉了这个民风强悍的山城，而本地人也看惯了这些自居自傲的外地人，在赶场的日子里都混在一起。

可是，本地和外地的认同感始终是泾渭分明。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从上海、从北京、从四川内迁的人，其实很悲惨，他们的心里，一方面是“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悲哀，一方面却是城市人对本地人的无端傲慢。

他们身在苗乡却保持着外地人的口音、衣着、圈子，本地人对他们的敬畏，又增加了他们的自负。

特别是，当时从下乡的知识青年里招工，因为是中央级厂矿，又是保密的电子设备生产单位，所以要选根红苗正的，只有本土优秀和纯粹的年轻人，才有可能进入这些地方。

这种优选法包括地区的差异和出身的差异，又加上了文明(技术)的差异，更激发了他们的倨傲和狂妄。

凡是被招进去的本地人，虽然是本地出身，却因为沾了中央级的光，也都仿佛高人一等，迅速地认同了“中央”而背弃了“地方”，穿着劳动布工装挺着胸脯对我们也操起了北京话，连国骂都是“我操……”省略了后面的宾语，也显出了连骂人都比你文雅。

二刘元、惠伦和我当时都二十一二岁，因为家庭有问题，进不了中央厂矿这个高门槛。

一开始，我们都曾经想过这个路，可是，当招工的人从鼻子里喷出蔑视的气，眼睛里露出嘲笑的光，我们就知道无望，再也不心存妄想。

惠伦的父母情况好些，就落在一家叫作“红光化工厂”的小厂，算是有技术的产业工人。

我则因为父亲母亲的缘故，只能靠我在乡下插队时曾经做过砖瓦的本钱，好不容易混进了县砖瓦厂，仍然干着用手工打砖打瓦的活儿，只是每月有一份薪水，吃饭有一个食堂。

刘元最惨，他父亲“文革”初期被迫害自杀，全家落了个“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家属帽子，所以，只能到一家国营饭店去做厨师。

虽然饭店吃得饱，但在一般人心中，地位比起工人阶级，特别是比起中央厂矿产业工人来，差了不止一截。

不过奇怪的是，进不了中央厂矿的我们，也不大能够融入本地人的群体。

尽管我们在家说的北京话，可能比中央厂矿的人还地道，但是，因为在地方，所以够不上中央那一级;尽管我们在外也操着地道的以镇远腔为基础的“州委机关”话，可是因为出身不是本土，好像也不那么被当地人认同，有些像两边不认的夹心人。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们三人之间关系特别好，每当周日我从乡下的砖瓦厂回到县城，大多数时间都会和他俩聚在一起，何况我们恰恰都是当地最好的乒乓球手，所以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在找地方打球。

进不了中央厂矿做学徒工，多少有些受屈辱的感觉，所以总想找机会“复仇”，哪怕是象征性的赢回自尊。

大概已经是1973年吧，我们这支没有单位的杂牌球队到处南征北战，几乎所向无敌，于是，也找中央厂矿的乒乓球队下战书。

那时候，据说是生产过人造卫星部件的凯旋厂和208厂都很牛，一个南京人和一个上海人，年纪比我们大一些的，都曾经拿过地区的冠亚军，也许他们觉得我们是土包子队，但也许也知道我们厉害，为了保持荣誉，他们常常借口忙而不太应战。

只是架不住挑战多了，起哄的人多了，也激起他们的好胜心，终于约定了在秋天的一个周末，派卡车把我们拉到208厂里决战。

现在想起来，那一场球的观众好多，气氛也紧张，有点儿像武林以生死决胜负的意思，上场的人也不怎么互相寒暄，而观众呢?却在四周一个劲儿地鼓噪。

这场球也许是我一生记忆中最难忘的，近四个小时，惠伦赢了两场输了一场，刘元也赢了两场输了一场，而我，先是莫名其妙连输了两场，但是，最后却像绝地反击，在决定性的第九场，面对曾经号称第一高手的那个南京人，居然演出了一场惊天大逆转。

再搭敞篷大卡车回到县城，已经深夜，那时的县城里没有几盏灯，到处是黑漆漆的。

下车后我们都没有回家，也没有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举杯豪饮或者彻夜狂欢，只是在一柱昏黄的路灯下面坐着百感交集，直到三四点才默默分手。

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在乎这次比赛，其实，我们都参加过上到省、下到县的各种比赛，但是，哪一次也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让我震撼和难忘，经过九场几乎四个小时，最后我们赢了，可是赢的时候想到的，却是我们曾经被这个“中央厂矿”拒之门外。

三尽管赢了轰动一时的比赛，惠伦还是在厂里每天上班开机器，我呢，那时已经转到龙头河畔的农药厂，每天围着灶台用熬骨头的动物油制造土肥皂，而刘元则还是在凯北饭店当他的白案厨师整天揉面。

在那个既不抓革命也不促生产的年头，人好像没有任何其他念头似的，在时间里面漫无目的地磨蹭。

只是当提到打球，想起那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才会精神一振，但很快又黯淡下来，毕竟中央厂矿的人还是挺着胸脯来赶场，本地人还是抱着团儿敌视着外地人，我们还是三不靠，只好自己打自己的球，没有人知道我们曾经用这种赢球的方式来自欺欺人地唤回自尊。

在平平淡淡的时间流逝中，生活也有些变化。

在饭店的刘元有了女朋友，不太来打球了。

据说是一个在当地很出众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和刘元很般配。

因为刘元也是一个相貌很出众的男孩，中等个头，皮肤很白，脸方方的，嘴上有淡淡的黄胡须，一直很有女生缘。

恰好那时我去了县宣传队帮忙写剧本，惠伦好像也在秘密进入谈恋爱的阶段。

这一来，大家就渐渐很少聚会了，只是在周日的时候，还偶尔见上一面。

记得是1974年夏天，每天晚上我都在山上宣传队的住处无聊地翻闲书。

有一天晚上，有人突然来告诉我说，刘元住院了，是传染性的肝炎，大概是因为饭店不卫生的缘故，又过了两天，又有人来告诉我，刘元死了，死于喝酒。

本来他有肝炎不应该喝酒的，但是这时他的漂亮女友因为嫌他家是反革命，又在饭店工作，提出和他分手，他受不了，闷头喝酒，于是导致了肝昏迷。

那个时候州医院条件很差，回天无力，他就这样死了。

我匆匆赶到医院，看到刘元的姐姐和弟弟在，看到刚刚换好殓衣的刘元，脸上白白的，毫无表情，只是头发从额头上落下来，仿佛被汗凝成了一缕。

停尸房里没有其他人，也没有一点儿声音。

奇怪的是，他姐姐和弟弟也都不讲话，好像司空见惯似的，直到我默默走出门，他姐姐才看了我一眼，点点头，她煞白的脸上面无表情，其实我知道她很爱这个弟弟，或许是早就已经过度透支了悲伤，这时已经恢复平静了?我没有哭，也哭不出来，昏昏然地走回宣传队所在的山上，路两边的树木在夜风中飒飒作响，我高一脚低一脚，至今不知道怎么走回去的。

四我越来越相信“祸不单行”这句话。

刘元死后，也许是因为照顾他的缘故，他妈妈也染上肝炎，只好成天躺在床上。

这一家从北京来的时候是六口人，两个大人四个兄弟姐妹，可是现在却走了两个，父亲和长子。

刘元的姐姐刘萍比我高一班，是学校出了名的美人，在1967年组织“苗岭展新图”演出团的时候，她是幕间朗诵者，因为当时模仿大型革命歌舞剧《东方红》，朗诵的人是主角，挑选很严格，可她一来因为从北京来，口音好不必说，二来是人长得漂亮，所以一下子就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