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专享]即兴评述资料

即兴评述资料给农民工子女测智商是赤裸裸的歧视孩子要想接受义务教育，除了要办齐各种手续，还要进行智商测验，开具医院相关证明——这是来自河南南阳邓州农民工魏双恒的8岁儿子航航在郑州市建设路三小求学时遭遇的难题。

记者调查发现，魏双恒孩子上学遭遇的难题并非孤例，在河南郑州，很多农民工子女入学时都要经过学校老师的面试，面试通不过就被要求测智商，智商不过关不得入学。

（《工人日报》9月6日）学校要求孩子测智商其实是个老把戏了，此前天津、重庆、广州、成都、无锡等地都曾发生过。

一般而言，学校出台如此超级弱智的规定，不外乎三个目的。

其一，智商低意味着“差生”，而一个班级“差生”多了会拖后腿，影响学校和老师业绩，所以用测智商的办法将“差生”打入另册。

去年无锡部分小学测智商，一旦孩子的智商显示为比较低，老师就可以提出申请，这些孩子的成绩不计入班级考核；其二，僧多粥少的情况下，用这种办法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拒之门外，以便腾出更多的学位满足本地人子女和关系户；其三，借测智商敛财。

通常情况下，学校要求家长给孩子测智商都会指定某家医院，这种批量测试当然是一笔不小的生意。

郑州部分小学要求农民工子女入学前测智商，大致可以归为第二种情形，即通过这种方式变相拒绝农民工子女在本校就读。

且不说这种做法公然违反了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尤为可憎的是，这是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赤裸裸的歧视。

郑州一些教育界人士解释说，学校此举主要是想遴选出的确存在智力问题的孩子，引导他们通过育智教育，塑造成人。

那么我们就想问一句：为什么不要求公务员子女、教师子女测智商，独独要求农民工子女测智商？要求农民工子女入学前测智商，给外界传递的信息是，农民工子女的智商天生就不如城市居民的孩子。

从农民工魏先生的孩子航航报名时接受老师面试的情形看，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面对“5加7等于几”等3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航航回答得支支吾吾。

魏先生说：“我孩子智力没问题，就是没见过大场面，胆子小，有陌生人放不开。

”且不说这个解释入情入理，我觉得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所谓“智商”不是加减法这样的应试教育内容可以涵盖的，如果考辨识五谷，怕是没有几个城里的孩子可以回答得上来吧。

“5加7”测不出孩子的智商，而且会对孩子的心灵造成伤害，有可能让他们陷入长久的自卑，对此，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学校老师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可是依然坚持这样做，这只能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及对农民工及其子女合法权利的漠视。

由于种种原因，农民工在城市里遭受的来自方方面面的歧视已经够多了，现在他们的孩子入学还被要求测智商，这实在让人寒心。

我们经常说，教育公平是改变弱势群体命运的最佳途径，也是社会公平的底线，而给农民工子女测智商，无疑是突破这一底线的危险举动。

自从有人类社会，就有歧视，总有一些人基于自身优越感看不起其他人，这是人性的弱点，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无法根绝这一现象。

但文明社会的共识是，一部分人群对另一部分人群的歧视或许无法避免，可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不应该有歧视，制度安排上的歧视相当于对这种人性之恶的固化。

给农民工子女测智商，就是一种制度性歧视，尽管从目前看只是一种小范围的制度性歧视，但从长远看为祸非小，需要尽快叫停。

从近些年媒体披露的消息看，形形色色的“给学生测智商”基本上都是当事学校各怀鬼胎。

有鉴于此，建议教育部出台相关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任何学校不得以任何名义要求学生做智商测试。

与其把外地人赶出北京，还不如将首都迁出北京北京市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11年与2010年相比，北京暂住人口或外来务工人员减少60万人，这是北京市有分区县数据以来，暂住人口首次出现下降。

不过，在外地人减少的背后，却是北京近年多项不利于外地人居住的措施，包括清理地下室出租、关闭民工子弟学校等，都被指是针对底层外地人的措施。

更重要的是，北京市对外来暂住人口，实行了“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模式。

事实上，这一模式是9年前北京顺义区进行控制流动人口试点工作的模式，现在已在全市普遍应用。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陆杰华称，“顺义模式”逐步成为调控外来人口的主要方式。

这一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的人口调控“组合拳”至少在短期内看到了效果，即外地人减少了60万人。

的确，北京本身只能容纳1200万人左右，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急剧膨胀，现在已增至近2000万人口，超过允许容量近两倍。

这表明，北京已难以承受人口压力之重。

城市的快速膨胀导致的城市病已越来越无可救药。

目前，北京房价已经达到每平米2万元左右。

虽然各种严厉的控制措施不断的出台，但到北京购房的外地人还是不在少数。

当然，北京人一谈到人口膨胀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暂住人口或外来务工人员所致，因此，如何把他们赶出北京，成为官方的重要议事日程。

从2010年起，国家各部委、央企以及北京市各企事业单位的进京指标，在这一轮的人口调控中得到限制，进京指标已经缩减。

此外，未来北京将进一步收紧外地生源高校应届毕业生在京落户政策。

但北京市把人口膨胀的责任归结为暂住人口或外来务工人员，显然是不公平的。

因为北京的人口膨胀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经济快速发展导致外地人涌进北京。

现在，仅靠限制外地人进京或居住，已无济于事。

观察家称，与其把他们赶出北京，还不如将首都迁出北京。

就目前而言，北京水资源短缺，交通拥堵、环境和空气质量每况愈下，已不适宜做中国的首都。

其实，在国际上迁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近几十年来，巴西、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缅甸等国家都因为人口、环境或安全因素迁都。

在中国的邻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对迁都均持积极的态度。

卢武铉是韩国迁都的始作俑者，他2001年9月当选总统后，积极推动迁都法案的制定和实施，2004年选定土地，建立名为“世宗市”的行政首都，建设总投资为22.5万亿韩元（约合1320亿元人民币）。

李明博2008年执政后，欲放弃该计划，但遭到国会国土海洋委员会否决。

这也意味着，世宗市做为新的行政首都的地位已经无法被更改。

经过几年的建设，世宗市作为韩国行政首都的条件已经具备。

上周（9月14日）开始，韩国16个中央部门和16个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1.3万名公务员将进行“大搬家”，在2014年之前迁移到新建行政首都世宗市办公。

原先的首都首尔市依旧是是经济首都，而世宗市将成为新的行政首都，韩国也将正式开启一国两都时代。

经验证明，迁都被认为是解决城市病的一个手段。

为解决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人口剧增、交通拥堵、污染严重的难题，总统苏希洛也曾提出三项方案：兴建一个全新的首都，另设政府行政中心，或者是大规模整顿雅加达基础设施。

这三项方案中，迁都作为首选。

可见，迁都在解决城市发展不均衡问题上的重要性。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首都，位置都比较适中，能够方便快捷紧密地同全国各地（人口、城市和经济带）取得联系，对国家的管理和统治是非常极时高效的。

而不像北京，位置偏居北方一隅，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及淮河珠江流域基本脱离，气候干燥，淡水奇缺，沙尘暴、荒漠化和干旱日益威胁着北京的生存和安全，成为世界上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首都之一。

因此，与其把外地人赶出北京，还不如将首都迁出北京。

想想当年卢武玄作出迁都的悲壮决定，不免为今天的北京多了几分的忧愁。

有数据显示，北京的人口现在已经是首尔的1.5倍，另外北京继续膨胀的压力和后备人口要比韩国大得多。

韩国能够做到迁都，难道中国就不能做到吗？相信答案是否定的。

玩儿，别玩儿命旅游无论是在黄金周，还是任何一个时间段，用咱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走着玩儿。

玩儿看似简单，生来就会，其实不尽其然。

玩儿是心情，玩儿是闲适，玩儿又是放松，还是恬淡，当然也包括刺激、惊险和猎奇。

总之，玩儿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境界。

与之相反的，则是玩儿命。

什么是玩儿命呢？顾名思义，玩儿命就是在玩儿的过程中丢了命，这是最严重的。

在玩儿的过程中失去生命质量的玩儿、胡吃海塞式的玩儿和胡花乱花的造等等，也都属于玩儿命系列。

这里不妨列其几种玩儿命表现。

玩儿命之一：事故不断。

据官方发布长假期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68422起，涉及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2164起，造成794人死亡、2473人受伤。

黄金周旅游经济倡导者闻此不落泪吗？积极推进黄金周旅游经济的媒体闻此不后悔吗？热衷参加黄金周旅游经济的人们闻此不后怕吗？长假旅游，人仰马翻，命没了，当然是玩儿命。

玩儿命之二：名山变人山，扎堆儿。

9月30日—10月7日中秋、国庆节长假期间，全国纳入监测的119个直报景区点共接待游客3424万人次，同比增长20.96%。

在这样的增长过程中，旅游景点也接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其中，故宫的旅游人数最高数量为18.2万人，突破历史最高。

在华山，数万游客挤爆景区，上万人下不了山，管理陷于瘫痪；在泰山，游客排队坐索道大约要用两个半小时；在长城，游客感叹：“长城内外，人海茫茫！站在城楼数人头。

玩儿命之三：无节制的狂吃滥喝。

目前虽然还没有数字表明，节日期间的伤亡病痛与吃喝有关，但凭借常识可以判断，因酗酒和因无度滥吃引发的绝不在少数。

据厦门导报报道，黄金周8天，除了鼓浪屿寸步难行外，厦门的医院也着实“热闹”了一把，一些大医院的急诊科假期里都被“挤爆”了，急诊量比平时增加了50%左右。

据不完全统计，其中约有3成是外地游客，主要的问题是旅途劳累、水土不服和饮食不卫生等。

这虽然这发生在某地，但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玩儿命之四：不知羞耻的肆意破坏。

本来旅游是一种修炼，不少人将平时积累之恶习在长假中大爆发，高速路垃圾成山，景区内高声喧哗，肆意践踏，翻墙越界、爬树拍照，更有甚者无论国内国外，像一个土财主和暴发户一般挥霍钱财，高声喧哗，粗暴待人，无所顾及。

难怪据说法国一家新建的五星级饭店，表示不欢迎中国客人入内。

还可列出许多，凡此种种，足可证明，这些人不是在玩儿，而是在玩儿命。

所以说玩儿命，不仅仅是由于他们在玩儿当中丧了命，还由于他们在玩儿中，不仅没有提升生命质量，反而使原本不高的生命质量进一步降低，同时还包括在玩儿当中掺杂了许多杂质，比如炫富，比如无节制的吃喝玩乐，比如随意挥霍等等。

当下所以发生玩儿命而不是玩儿，有许多因素，比如我们刚刚摆脱贫穷，比如我们刚刚知道旅游等等。

但不可忽略的一点是，有关部门和媒体不仅没有做积极地正面引导，反而从出台新举措到广播电视报纸宣传，一味的强调出游放松，一味的引导人们走出去，淡化甚至根本不提多种方式、多元化的旅游休闲与度假。

有关部门在出台举措方面最恶劣的例子就是今年长假的免费高速。

无疑，重大节假日实行免收通行费的政策有很高的社会效益，但同时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应忽视。

我曾经发表微博评述此事：高速路免费应该的，或全部免、或部分免、或降价、或部分降，惟不宜节日7天免。

节日免是嫌节日还不够闹、不够乱，还是看着芸芸众生为省高速钱拥堵在路上舒服享受，满足阴邪心理需求？总之，注水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