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与尚武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武”精神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尚武”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尚武”精神就是强健体魄、发扬战斗的精神品质，它意味着对武力的保持和发展，不仅包括崇尚武力，更主要是指崇尚武德，褒扬正义战争，提倡匡扶正义的行为，在武装对抗中获得新生，把征服和武装强大看成是一种庄严的职责。在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尚武的优良传统，但同时也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大动荡时期，各诸侯国竞相争夺地盘，争霸战争愈演愈烈，谁能在战争中取胜，谁就称霸天下。因此，一个国家武力的强弱就成为决定其存亡的至关重要的因素。《韩非子·五蠹》记载：“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气力就是武力，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在很大程度上重视武力的发展，注重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推崇“尚武”精神。在先秦时期，崇尚武力已成为一种时代风气。齐国的始建者吕尚，在建国之初就确立了“举贤尚功”的统治方针，实行以武力为本的统治政策。武力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境界，正如《管子·君臣》下篇所云：“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尚武精神的广泛推行，极大地促进了齐国武力的发展及其国力的强大。武举制的产生，使尚武之风在唐代极盛，但却未能始终。晚清时期，梁启超对“尚武”精神的实质做了深刻的分析，主要反映在《论尚武》一书中。他认为：“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

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得出自己的研究结论是：“此数国者，其文化之浅深不一辙，其民族之多寡不一途，其国土之广狭不一致，要其能驰骋中原，屹立地球者，无不恃此尚武之精神。”所以他积极主张军国民体育，提出“体操而外，凡击剑、驰马、蹴鞠、角抵、习射击枪、游泳竞渡诸戏，无不加意奖励，务使举国之人，皆具军国民之资格。同时，梁启超也认为，“尚武”精神是国防建设的灵魂。他指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崇尚武力的精神，没有强健的国民，是很难自立于竞争的世界上的。孙中山将“尚武”精神归纳为“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把体育、技击、强国、富民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孙中山先生在从事革命生涯中对“尚武”重大意义的高度概括。

出于忧国忧民的强烈爱国意识，贺龙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武”精神，曾多次提出“强兵御侮”的问题。比如在抗日战争期间提出“练好身子，战胜敌人”的口号，主张士兵要加强体育锻炼，强健体魄，认为体强才能保家卫国。他把体育提高到强种保国，救亡图存的认识高度上，这就意味着他从一开始就高瞻远瞩，把体育与民族存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提倡尚武精神，以求中华民族从精神上和体格上强盛起来，不被他人欺侮。所谓“尚武”，就是以勇武果敢、有锐气、富于战斗性为上。在贺龙所领导的部队里，不论什么都要冠以“战斗”的美称，他所领导的一二0师先后就有“战斗”剧社、“战斗”报社和“战斗”篮球队等。由此可见，贺龙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革命斗争精神与“尚武”精神是一致的。在投身革命的漫

长征途中，贺龙深切地意识到，“尚武”精神不可小视，因为它关系到国力的强弱与民族的盛衰，要想不被欺负，就不可不重视军国民教育。军国民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以“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教育国民。建国以后，贺龙非常重视民族体育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多次举行民族体育运动会以此来鼓舞人民对于“尚武”精神的支持。同时，贺龙也非常重视新中国的竞技体育的发展，在训练时严格要求运动员发扬“三从一大”的原则，为比赛取得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到比赛时，又要求运动员“打出风格，打出水平”，提出“赢球要赢人，输球不能输人”的口号，这与“尚武”精神中既要崇尚武力，又要崇尚武德的实质是一致的。六十年代，中国的乒乓球和羽毛球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三大球（足球、篮球、排球)始终发展不上去，贺龙提出的“‘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的”的豪言壮语，正是“尚武”精神的最好体现。

可以说，“尚武”精神是一个民族自立自强所必备的一种品质，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将革命的尚武精神发挥到极致，上升到民族解放、革命胜利的高度，为中国人民抵御外侮，实现富国强兵和国家的统一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并涌现出一批革命人物。贺龙更是将“尚武”精神与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独特的体育思想，为中国的体育发展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