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与惯用语的区别

高三语文组教研材料

董晓燕2010-10-25

成语与惯用语的区别

惯用语是人们口头上短小定型的习惯用语，表达一个整体的意义，作为一个语言单位来使用。例如：

打埋伏钻空子开夜车碰钉子扣帽子灌米汤背包袱

剃光头捞稻草揭老底唱高调乌纱帽半瓶醋苦行僧

过河卒天晓得眼皮子浅打落水狗三下五除二

惯用语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义，换言之，它的意义不是几个组成部分的字面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字面意义的引申（主要是比喻）概括出一个新的意义。如“挖墙脚”不是真的要把“墙脚”“挖”掉，而是比喻拆台；“一窝蜂”也决不是实指“一窝蜜蜂”什么的，而是形容许多人乱哄哄地同时说话或行动。再像“跑龙套”比喻在他人手下做无关紧要的事，“连轴转”比喻劳动或工作等夜以继日地不停止。

惯用语是一种定型的短语，不像一般短语那样可以自由组合。例如：“敲竹杠”不能说成“敲木杠”；“打秋风”不能说成“打春风”；“放马后炮”不能说成“开马后炮”；“不管三七二十一”不能说成“不管四七二十八”。

惯用语与成语一样，都是一种定型短语，这是二者的共性。但是在结构形式、来源以及表义的手段和色彩方面，它们毕竟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第一，从结构形式上考察，就有以下三点区别：

其一，惯用语、成语的构成形式方面存在着差异。

惯用语的主要形式是三字格，例如“咬耳朵”、“开后门”、“乱弹琴”、“走过场”、“戴高帽”、“吹喇叭”、“放空炮”、“墙头草”等。四字格的有一些，但不多，例如“打马虎眼”、“空心汤团”。五个音节以上的更少见，如“铁将军把门”、“丁是丁，卯是卯”。

而汉语成语的主要形式是四字格。笔者根据《汉语成语小词典》（商务印书馆，1981年）作过如下统计，该词典共收录成语3559条，四字格成语就有3345条，是总数的94%，占绝对的优势。

其二，惯用语、成语在组合成分间的语法结构关系上也不大一样。

以三字格为主体的惯用语，主要是述宾式结构，例如“嚼/舌头”、“和/稀泥”、“挤/牙膏”、“过/电影”、“拍/马屁”、“吹/牛皮”；其次是定中式结构，例如“万金/油”、“绊脚/石”、“铁/饭碗”；主谓式结构（像“鸟兽/散”）和联合式结构（像“假/大/空”）就微乎其微了。

而以四字格为主体的成语，语法结构关系几乎应有尽有，凡是汉语中的各种语法格局多多少少都可以在成语中找到它们的影子。例如主谓式的“叶公/好龙”、述宾式的“竭尽/全力”、述补式的“重/于泰山”、状中式的“豁然/开朗”、定中式的“锦绣/河山”、连动式的“顺藤·摸瓜”、兼语式的“令人·神往”、紧缩式的“人云·亦云”。尤其要指出的是，在《汉语成语小词典》所收录的四字格成语中，联合式的就占了三分之一左右，例如：

主谓联合式：柳暗花明石破天惊

述宾联合式：藏龙卧虎荡气回肠

状中联合式：精雕细刻潜移默化

定中联合式：凤毛麟角浓墨重彩

其三，惯用语、成语的内部组成成分之间的凝固程度有别。

惯用语和成语虽然都是一种定型短语，但惯用语的结构不如成语的结构来得凝固。成语中的组成语素之间，除了特殊的修辞目的之外，一般来说是不能随意拆开来加进别的词语的。而述宾式惯用语时常拆开来用，中间插入一些别的词语，例如：栽筋头——栽几个筋头；泼冷水——泼他几瓢冷水；拉后腿——拉起女人的后腿。可见，惯用语的结构要比成语松散得多。

第二，从来源来看，成语大多数是有案可稽的，历史的习用性很强，不少还

带有典故。

有人曾对《汉语成语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中注明语源的四千多条成语（该词典共收录成语五千五百条，另一千多条是来历不明或新创造的成语）作过统计，结果是：源自先秦的占63%，源自魏晋南北朝的占15%，源自隋唐的占9%，源自宋代的占6%，源自元明清的占2%（见肖竹声《四言成语的两项小统计》，载于《中国语文天地》1987年第5期）。由此看来，成语大多数都具有久远的历史，而惯用语则大多数来自群众的口头创作，并不见之于“经传”。

试比较下列几组意义相近的成语与惯用语：

/倒行逆施/随波逐流/坐而论道/趋炎附势

\开倒车\随大溜\放空炮\抱粗腿

上面四条惯用语都是口头创作，而四条成语都有悠久的历史了：“倒行逆施”、“随波逐流”源自《史记》，“坐而论道”源自《周礼》，“趋炎附势”源自宋代陈善《扪虱新话》。

当然，也有少许惯用语已有历史年头，有的还能找到它们的渊源，但并不多见，例如源于宋代孙光宪《北梦琐言》的“破天荒”，源于《宋史·岳飞传》的“莫须有”。另外，某些惯用语是直接从方言进入普通话词汇的仍旧保留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像来自吴方言的“拆烂污”、“吃豆腐”，来自北方方言的“闲磕牙”、“窝囊废”（北京地区）、“打饥荒”、“堵窟窿”（东北地区）、“打牙祭”、“摆龙门阵”（四川地区）等。显然，由于方言的影响，它们的使用仍或多或少地带有地域的局限性。在成语中，直接从方言中吸收进来的，常用的除了吴方言的“像煞有介事”（现多省作“煞有介事”）外，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了。

第三，从表义的手段及色彩来看，惯用语大多数是通过比喻概括出一个新的

意义，并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而且这种色彩多数是贬义的。

例如用“踢皮球”比喻在工作上不负责任互相推委，用“抬轿子”、“吹喇叭”比喻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而成语的意义的构成有借助于比喻的，还有大量不借助于比喻的；感情色彩中的褒义、贬义与不褒不贬的都兼而有之。此外，由于惯用语绝大部分来自群众的口头创作，而成语的大多数是从古代承继下来的，因此从语体风格看，前者大多是口语化的，后者却是带有书卷语体色彩的占相当大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