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粤港澳区域合作的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一、引言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等奋斗目标，为我国产业发展和区域合作指明了方向。2010年初闭幕的广东省委十届六次全会也指出，要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必须“创新发展模式，从粗放型的发展路径中解放出来”，必须“树立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从过分依赖地缘优势及习惯于在本行政区域配置资源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这些论述已受到各方的积极响应，不少专家、学者聚首研讨相关的发展对策，许多企业也纷纷看好广东产业的发展前景。但与此同时也提出了不少疑虑，如行政区划与产业转型升级的矛盾、生产要素如何跨行政区域流动等。针对目前广东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问题以及行政区划造成的制约作用，笔者认为，整合不同行政区域的生产资源，加强区域合作，实现产业发展从行政区域向跨行政区域转变，是破解制约广东产业转型升级难题的一条有效途径，也是推动广东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在这其中，粤港澳区域合作无疑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对于加快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粤港澳区域合作与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内涵

粤港澳区域合作是我国区域合作实践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单个行政区域的内部合作，也不同于主权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或内地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区域合作，而是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由中国的省级行政区域（广东省）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三者之间跨越行政区划而开展的区域合作。改革开放30年来，处于南中国地区的广东省，凭借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和先行一步的政策优势，在粤港澳经贸交流与技术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充分体现了由粤港澳三地联手形成的“大珠三角”的“龙头”效应。但由于行政区划的存在，生产要素无法在三个行政区域之间自由流动，造成资源浪费和创新效率低下，制约了该区域创新能力提高和经济协调发展。新形势下的粤港澳区域合作，就是要强调打破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将有着内在人文、地理和经贸联系的跨行政区域作

【作者简介】王鹏，经济学博士，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粤港澳经济。基于粤港澳区域合作的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文/王鹏

摘要：区域合作对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粤港澳区域合作的客观要求，而粤港澳区域合作则从多方面为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现实基础。在基于粤港澳区域合作的广东产业转型升级中，不同城市或区域根据自身的经济技术条件，可采用和实施不同层次的创新模式，实现各自的创新功能定位。

关键词：粤港澳；区域合作；广东；产业转型升级

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充分运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积极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创新合作思路和方式，实现跨行政区域内部合理的竞争合作，促进各行政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

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在实践中提出的概念，其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二是贴牌生产和代工制造（OEM）向委托设计生产（ODM）转变，进而转向自创品牌制造（OBM）；三是产业链的延伸，产业关联度的增强以及产业技术溢出效应的提升等（陈恩和刘青，2007）[1]。随着广东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关产业（尤其是加工贸易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目前，广东省已出台若干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文件，旨在按照“三二一”产业发展优先次序，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加快其与先进制造业的“双轮驱动”；同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鼓励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促进产业高端化发展；对于低端产业及其生产环节，采取“退二进三”和“腾笼换鸟”的方式，推动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提升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布局合理化、产业发展集聚化、产业竞争力高端化的现代产业体系。

基于粤港澳区域合作的广东产业转型升级，要求粤港澳三地遵循市场主导、政府推动、互惠互利、多边协调等原则，根据CEPA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的有关要求，充分发挥“粤港澳紧密合作区”的经济聚集和扩散效应，通过建立稳定、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淡化不同行政区域建制的省区概念，将原先分散在三个行政区域的静态、封闭、独立的区域创新系统，向动态、开放、一体化的跨行政区域创新系统转变，实现“1+1+1>3”的总体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以广东省为主体，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整合和利用港澳地区的生产资源，协调粤港澳跨行政区域的产业发展战略，采用市场化的手段发挥港澳地区在产业优化升级中的桥梁作用，将港澳与广东的优势相结合，加快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增创广东产业国际竞争新优势。

三、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是粤港澳区域合作的客观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港澳地区回归祖国以来，粤港澳区域合作越发密切，但矛盾也不断涌现。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在合作过程中如何提升产业竞争力，不断延伸产业链。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粤港澳区域合作的客观要求。

从区域竞争优势发挥的角度看，广东省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拥有庞大的现代制造业基础和规模，在制造业领域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并成为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但在体现当代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密集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方面却相对滞后，特别是流通企业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信息化水平不高，适应不了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需求。从产业特性来说，生产性服务业是最具增值性的产业，其发达程度直接影响着制造业的发展前景（童洁等，2010）[2]。粤港澳跨行政区域要成为世界上“制造成本+交易成本”最低的区域，除了要加强行政区域之间的分工协作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区域竞争优势，提升制造业的层次，使广东省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与港澳地区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相对接，形成“广东制造+港澳服务”的发展格局以及较完整的产业链，从而在促进港澳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取得最大产业增值效应的同时，确保广东产业转型升级能够为粤港澳区域合作提供强大的支援服务体系，推动世界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心向大珠三角城市群迁移。

从区域经济极化效应的角度看，粤港澳区域合作要求广东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增长极理论强调区域经济的“极化作用”，这种极化效应通过“增长极”地区的产业的优先增长，带动相邻地区的共同发展（刘芬等，2007）[3]。进入21世纪后，广东省依靠自身的工业化基础和外向型经济，承接港澳地区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研发、会展等）和生活性服务业（居住、旅游、购物等）的趋势逐渐加快，粤港澳区域合作传统的“前店后厂”模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并被赋予新的内涵，开始形成“店厂合一”的局面。但是，合作过程中的极化效应依旧停留在广东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加工、装配等环节上，掌握核心技术进行生产的比重较少，产业档次低、经济规模小、缺乏技术支撑等问题日益严重，这种“根植性”不强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