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理论大综述

现代经济理论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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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以经济学为基础的一系列相互交叉的领域逐渐被涉及与深入研究，来解释与阐述社会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虽然这些领域的研究重点各异，但都体现了经济学理论对传统的突破与新的发展。所有这些分支学科都可以列入“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诸如：①公共选择学——制度经济学源出于此，公共选择理论集中于分析可供选择的政治选择结构以及结构内部的行为；②产权经济学；③法经济学或法律解决分析；④新制度经济学；⑤管制经济学等。如果下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制度经济学可与范围更广的新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相提并论，并可以囊括上述的所有学科。因为每个学科都将注意力集中到经济与政治行为者进行选择的法律—政治制约条件上面。不过差别还是存在的。

经济学诞生并繁荣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不同于其他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似乎把个人生活的全部活动统一为一个独立自治的社会生活王国，这个王国服从于法律等的管制。而早期的经济制度，只是作为一个部分嵌入在文化与政治的秩序之中。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随着生活的领域从家庭、宗教、政治化习俗中独立出来，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分析与归纳，自利、理性的（和道德无关的）“经济人”——开始统治着我们在经济领域的行为。

根据赫希曼的论证，资本主义其实是从欧洲主流意识形态——崇尚荣誉与权力，向马基雅维利的“利益主宰世界”的理性立场的连续演变的结果。同时，理性既然“是且应当是激情的奴隶”，它就只好寻求以害处较小的激情来抑制害处较大的激情。自利的算计于是抑制了权力冲动。

按照赫希曼的论证，在人类的各种强烈欲望当中，最重要的是：性的欲望，权力欲望，财富欲望，对荣誉的欲望。自罗马时代以降，君主们的权力欲望和武士们的荣誉冲动多次成为毁灭欧洲的力量。培根、霍布斯、孟德斯鸠最早意识到以财富欲望抑制权力欲望和荣誉冲动的可能性。

1769 年，一位苏格兰历史学家在其著作里这样写道：“贸易有助于使那些维持国家之间的差别和敌意的偏见逐渐消失。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文明与温和。”显然，这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承接的著名口号——“经济的文明化影响”的渊源。斯密进一步指出：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欲望，尽管它是温和的且不易冲动的欲望。”维柯更为全面地阐述了这种想法，“社会利益使全人类步入邪路的三种罪恶——残暴、贪婪和野心，创造出了国防、商业和政治，由此带来国家的强大、财富和智慧。社会利用这三种注定会把人类从地球上毁灭的大恶，引导出了公民的幸福。这个原理证明了天意的存在：通过它那智慧的律令，专心致力于追求私利的人们的欲望被转化为公共秩序，使他们能够生活在人类社会中。[1]”

[1]转引自（美）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3.第14页。

对日常生活问题的反省提供了辨识“根本问题”的机会。经济思想是对经济活动的反省。经济学是对经济活动核心议题的反省所导致的知识。

经济学除了研究人类日常经济生活的学问之外，马歇尔还强调经济学是社会科

学的一部分，它研究人类社会与个人追求“较好生存”（wellbeing）的物质活动。因此，经济学其实是政治经济学，并且是比“财富”或者“增长”更为重要的“人学”的一个方面。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探讨的核心议题是财富的创造、分配、积累。围绕这些核心议题，斯密论述了劳动分工创造财富的三大途径——即劳动时间的节约，物质资本的积累，技术发明的机会的拓展以及劳动分工受市场广度的限制等基本命题。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他们探讨的核心议题是收入分配、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围绕这些核心议题，主流经济学家们论述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方式、学习过程、知识的外溢效应，以及获取知识的速度依赖于人力资本投资等重大命题，并且试图把这些议题纳入博弈论分析框架。

而以布坎南为代表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他们探讨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在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契约主义的立宪经济学分析框架内，来解释与优化资源配置的游戏规则。

经济学的核心的方法论有三个基本假设。

第一个假设就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西方的社会科学的主流思路就是方法论个人主义。依照这种方法论，个人被认为是决定私人行动与集体行动的唯一的终极抉择者。只有个人才做出选择和行动，集体本身不选择也不行动，把集体当作进行选择而提出分析是不符合通行的科学准则的，集体选择应该被看成个人通过集体而不是通过个人，来实现自己最大目的的个人行动选择。由于每个人的爱好、能力及条件不同，个人所理解的成本、收益是有区别的。个人的选择具有主观性质，他人无法预测。由于个人是集体决策的最终承受者，也只有个体才具备评判决策结果的资格。社会总量被认为只是个体所做的选择和所采取的行动的结果。如果所分析的群体同样进行选择和行动，则不符合已被接受的科学准则了。重视说明相互作用的非预期总量结果，是自早期苏格兰道德哲学家洞察它们以来就一直继续着的，这样的案例既包括早期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个体理性选择与集体利益和谐，也有现代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所显示的个体理性选择与所谓集体利益的冲突。

自由主义的伦理观，主要表现在7个方面：①自由主义，不同于古典（保守）自由主义，主导着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和价值塑型；②社会以原子[z1] 化个人的自由为基础；③个人仅仅是自利的；④所以，经济社会的一切关系都是工具性的（相互利用的）；⑤自由市场就其本质而言是稳定的和自矫正的；

⑥在政府与商业之间有天然（合理）的劳动分工[1]；⑦商业的唯一伦理责任是实现经济资源有效配置并且最大化股份持有者的财富（利润），这一责任被表述为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第二个基本假设就是经济人假设（homo economics）。经济系统依靠参与者的行为和心理功能维系而成，属于社会

—行为组织。因此，若要成功地使人们有秩序地参与其中并接受其结果，则此组织的奖惩系统（“约束—激励”机制）必须融入参与者的一些基本心理特征。例如，自由市场可以视为一系列的规则，其中规定了偷窃他人财物是非法的并会受到惩罚。这些规则组成了一个奖惩系统，奖励某些行为，惩罚另一些行为。要预计自由市场的规则会引致怎样的后果，我们必须预计人们在面对这些诱因——约束与激励——的时候会如何反应。但要预计人们如何反应，我们必须先要对人的本性做出评估，因为它是人类行为的最终动因。假如人天生是自私和不诚实的，则自由市场的规则会引致一些后果；假如人天生是利他和富有同情心的，则同样的规则会引致不同的结果。可见参与者的特质对一个经济的均衡状态会有重大影响，不对人性做出与现实相符的假设，便难以讨论社会或经济制度的特性。任何一种经济或社会制度，若它的奖惩制度与参与者的本性不一致的话，会导致与制度的预期目标相悖的结果。只要回顾一下早期的乌托邦公社实验与苏联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即可以看见因错认参与者的动机和本性而失败的例子。当然，对人性下定义或为其寻找根源不仅十分复杂而且充满争议。

这样一种社会理论是个人主义的和契约式的，它的来源包括霍布斯的《利维坦》和边沁主义者的功利主义。个人偏好的满足，再加上能带来幸福的计算，正是使社会运转起来的东西。社会关系体现了个人偏好服务的交换，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关系变成了工具。这个基本模型后来变得更复杂了。风险理论考虑到一个行动可能会有几种可能的结果。经济行为者通过估计每种结果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及其效用，来估价他的行动的预期效用。这就要求他对各种结果有一个概率分布，即使这只是主观的。其他还包括对信息成本、信息处理成本和行动成本的考虑。当其他经济行为者参与进来时，问题就复杂了。也许通过对策论（或博弈论）能更好地加以说明。然而，基本观点仍然是，经济行为者是理性的，他们在各种约束的限制下，追求目标函数的最大化。

第三个假设是politic activities as exchanges，可以称之为政治市场里的交易行为，把政治活动或政治行为视为市场交易行为，以权利为媒介。这是布坎南最大的一个贡献，他因为这个而获得诺贝尔奖。社会理论家高夫曼认为社会有三个交往层次，社会只有这三类交往层次，一类社区的，一类是市场的，还有一类是政治的。政治的交往市场里是以权力作为媒介的，而市场交往里是以货币为媒介，社区的交往里的媒介则是情感。

资源配置问题的思路，存在着一个连续谱系。一个极端，是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思路。这里，个体知道他们自己的偏好，然后，借助市场体系，发出和收集关于这些偏好的信号，建立协调个体之间自愿选择的激励。另一个极端是可以称为中央集权的配置过程。这里，决策由一个被视为权威的群体或个体做出的；其余个体的选择不被许可。第三种可能性，是依据传统做出决策的经济；过去似乎是恰当的行为模式被嵌入到当前的行为系统之内。市场、指令、传统，可以存在于多数社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