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的“三个转向”

中国经济社会的“三个转向”
2010-12-17 中宏数据库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上升到全球前三名。

近两年，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社会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下，顽强地抵抗和协调各种各样的内外压力，基本上是按本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调整改革开放的步伐，总体经济状态仍然以骄人的业绩令世界“眼红”。

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后，似乎成了“众矢之敌”。

其实，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加深。

虽然，我们主观上没有影响他国的意图，但事实上我们的进口与出口、消费与生产、投资与建设对世界、世界对我们都在相互影响着。

世界，虽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中国世纪”已经到来，但，事实上许多情况下，他国把我国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视为世界重量级政治经济主体看待，他们不习惯这个的变化，所以，才有来自他国政治家和评论家们指指点点、说三道四，说中国应这样、要哪样。

我们中国人面对200年后再次成为“大国”，加上新中国在长期“独立自主”的思维模式，还真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人认为政治“冷战”结束了，经济“冷战”又来了。

这种相互不适应，的确需要过程，需要双方调整心态，面对现实，收起霸权，承认新的国际秩序，展开国际竞争。

在新的国际竞争条件下，一方面，中国社会与经济出现了许多不尽人意的现象，共识是：中国社会和经济，正面临转型的关键时刻。

另一方面，持续了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似乎再持续30年的机
会与突破口是什么，并没有达成共识。

作者认为：中国仍然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再高速发展30年以上，是有可能的。

一、改前30年以区域发展为主为行业发展为主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以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改革，以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开始开放，“改革开放”成为近30年中国大地上的主旋律，今天的中国社会所有成就与“改革开放”四个字是分不开的。

现在的问题是：转向是不是仍然需要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还是不是我们要坚持的大方向
作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社会仍然需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

只是过去的改革开放是以区域经济为主体，未来的改革开放，要以行业为主体。

前30年的改革开放，大体上是由沿海向内地推进。

从大的区域讲，由沿海已经推进到新疆喀什，从经济特区讲，由深圳推进到重庆“两江新区”。

下一步需要调整方向，即改区域推进改革开放为行业改革开放。

从纵横两个方向实行全面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尤其是处于弱势状态的行业，还要重点研究改革开放的形式与方法。

例如：
1、农业，是中国最弱势行业。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业产业发展问题，千万不要把农村、农民、农业三个问题扭在一起，农业是产业，是社会的基础产业，中国这么多人吃饭，它弱不得。

农村与农民问题，是自然条件与历史遗留问题，短时间内不可能彻底解决，需要有个先后顺序。

解决农业生产力低下，才是我们短期内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农业，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两大块，除粮食作物外，基本实现了市场化。

养殖业分水产养殖和陆地养殖，淡水和海水养殖已经相对批量化、科学化生产，陆地养殖由家庭散养到工厂化、大批量养殖也基本实现，
只是工厂化生产规模还不够大、不够普遍、不够科学。

种植业中，蔬菜种植、经济作物和中药材种植方面，技术上、规模上也不太落后，真正落后的是粮食主产品生产落后。

其主要原因是粮食主要农产品还没有完全市场化，需进一步改革开放。

一是对农产品生产的农地所有权进行改革。

对用于农产品生产的土地，收归国有，供农业企业实行规模经营。

以农作物生产为生活来源的农民，转做农工。

二是向外开放，东南热带、亚热带地区向台湾农业企业开放;北方缺水地区、沙漠等干旱地区向以色列开放，引进台湾的精细农业和以色列的干旱农业技术。

三是传统商品粮农产区，全部土地(除宅基地外)收归国有，限制工业项目(除农产品加工外)在农区落户，乡镇机构直接转制成大型农业生产经营企业。

边远地区、大山区、自然条件贫瘠、气候极端地区保持现有个体农户状态不变。

四是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提高收购价格，国内粮食价格要比国际市场价格高三倍以上。

把主要粮食产品生产作为战略性物资对待。

2、金融，是中国后发行业。

一是广大农村地区与中小企业和个体户、个人消费者没有得到金融服务，中小银行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二是证券、保险、期货等新型金融服务业发展不足;三是为产业发展的金融服务更没有想法，如上海港是世界第一大港，但港口金融服务基本没有起步;四是定位于世界金融业中心的上海陆家嘴地区，如人民币国际化一样，还在走一步看一步，没有一个详实的具体的运作方案;五是大中华地区(大陆与台、港、澳)金融合作还没共识等。

我国的金融服务业的改革开放，方兴未艾。

3、技术，产业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

中国近30年来，各类产业技术虽有进步，但核心技术没有掌握的总体格局基本没有大的改变。

一是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二是汽车发动机、电动汽车技术;三是大飞机发动机等系统技术;四是光机电应用技术;五是核能等新型能源利用技术;六是生物技术;七是医疗技术;八是航空航天技术等等，都是我们的弱项。

中国如果在各个产业高新技术领域没有突破，经济实力再强大，永远只能是世界上的二流，甚至三流国家。

4、竞争，企业竞争不充分，没有世界级企业。

我国的企业中，数“央企”的块头最大，有的还是世界500强。

但125家“央企”中，并没有一家企业能在世界上“叫得响”，既没有响当当的品牌，也没有原创性技术与管理，更没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央企”致命的软肋就是“缺乏核心技术”，其根源就是竞争压力小。

中国大而不强，主要是中国的企业大而不强;中国的国力不强，主要是中国的企业创造力不强;中国的“软实力”不强，其中也有企业文化实力不强的因素。

因此，中国的改革，不能单个企业单打独斗，要以行业(自愿结成自主的行业协会)为主体，在行业内实行平等竞争性淘汰，这既是提高企业素质、品质的有效方法，也是铲除过剩产能的有效机制。

行业竞争，要在行业集中与行业垄断中找到平衡点，需要国家管理上的艺术。

5、服务，要建立政府激励和政府管理企业退出机制。

为企业服务，似乎就是政府的事，这是中国政府管理企业习惯性认识。

其实，最佳境界是单个企业运行不需要政府服务，只需要行业政策鼓励。

中国政府对经济社会的改革方向，就是要实现企业不需要找政府，政府不需要微观服务企业，改革的任务就完成了。

这种改革，就是要建立一整套社会服务企业的机构与机制，政府只需要从宏观上制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无需政府官员深入到企业扶贫济困，解决具体问题，企业只要依法办事在任何地方都能畅通无阻。

改革，就是改良与革命，对错误的、不正确的东西，就要革命，对不好、不优秀的东西，就要改良。

中国各行各业需要革命与改良的东西太多了。

中国的改革，过去是条件不成熟的不敢改，现在是条件成熟了的不想改，改革的环境不佳与动力不足，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状态。

二、改前30年以经济发展为主为社会发展为主
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

这个道理在中国要管100年，许多问题，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到解决。

在社会生产力低下与物质短缺时期，发展的主要特征是量的发展，顾不上公平与正义。

当中国人均GDP达到3000多美元，国家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三，国民吃饭穿衣再不是问题时，社会全面发展就成为最紧迫的任务。

人们的诉求就会转向体面的劳动、活得有尊严上来，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成为新条件下的“吃饭穿衣”一样重要。

这一规律，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1943年发表的《人类动机的理论》一书中就有详实的证明，被奉为著名的需求律——“人类需求五层次论”。

中国未来30年发展的主要特征是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包括经济发展，只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比过去更加重视人的发展，劳动者的体面与尊严，社会的公与正义。

其实，中国社会有已经具备这个能力，国家也有相对充足的财力保证。

只是我们的社会发展理论、指导思想与心理上还没有调整过来。

第一，中国社会具备取消城乡户籍限制的能力。

限制城乡居民人口
流动，是在1958年特殊困难时期实行的特殊政策，限制乡村人口进入城市，下放城市人口到乡村，主要是为了解决食品、消费品供给不足。

在社会剩余农产品不足以养活城市人口时，限制城乡居民人口流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物品奇缺的计划经济时期，人们能够理解政府的难处。

但从此形成了城乡二元发展的体制，至今没有根本改变。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事实上放开了城乡居民人口流动的限制，“农民工”大量涌向城市和发达地区，其根本原因，是城乡单位劳动报酬差别使然，城市劳动比较效益高于农村。

经过30年的打工人口流动，使“农民工”成了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但在制度上、名义上、户籍制度上仍然是农民身份。

全国3亿工人有2.3亿是农民工，其中70%是“80后90后”的青壮年劳动力[1]。

加上人事制度改革，大学生也加入到农民工当中，成为人户分离的新成员，城市对新增劳动力人口基本关上了进入和制度大门。

当年，城市困难时期，农村对下乡人口敞开大门接纳，现在社会相对富裕了，城市对乡下人和大学生的户籍拒之门外。

事实上，只是一个居住权问题，放开户籍限制，只是个思想意愿问题，没有任何客观困难可言。

依附在户籍上的社会福利，中国城市政府具备统筹解决的能力，越是大城市、特大城市越是有这个能力。

第二，中国社会具备全民追求幸福的基本条件。

1978年以前，中国人从早到晚、从上到下，都在忙吃喝穿;1978年后，中国人从早到晚、从上到下，都在忙GDP。

然而，GDP的确是上来了，吃穿不愁了，普通老百姓反而感到生活压力大了，心情还没有贫穷时期平静、舒畅，物质丰富了而幸福感却下降了。

这是因为近30年来，我们几乎成了GDP的崇拜者，回头一看，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要的不是物质极大丰富，
而是人生幸福的感受。

幸福，是个人的主观感受。

人类生存的意义就在于追求幸福的生活，幸福是多样式、多层次的。

而且，幸福它没有标准，无需别人认定;它是在比较中存在，并随着条件、环境变化而变化;而且永远得不到满足;不同经历的人，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一个人的不同时期，其幸福需求不同。

人类生存的意义更多的表现为对幸福的追求，而非物质享受。

“GDP”的服务对象是人，“GDP”本身对人来说没有意义，只是一个数字，不代表质量，人满意的“GDP”的增长才有意义。

因此，未来的社会的发展再也不能以GDP为标准了，要以居民的幸福为核心。

物质生活基本得到满足之后，要“以人民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为最终标准。

”(胡锦涛总书记语)这个“答应”、“满意”与“高兴”的背后就是国民的个人感受与幸福标准。

第三，中国社会具备建立社会保障的物质基础。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马斯洛称其为生理需求)之后，第一需
求就是全安上的需要。

它包括：人身安全、健康保障、资源所有性、财产所有性、道德保障、工作职位保障、家庭安全等。

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对政府而言，就是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是指社会保障系统政策与运作的总和。

它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四个方面。

其中，社会保险的主要项目包括养老社会保险、医疗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重大疾病和医疗保险等。

福利就是能使人们生活幸福的各种条件。

它既包括人的身体应得到的保护和照顾，也包括影响人的智力和精神自由发展的各种因素。

而作为“社会福利”就更超出了个人的范畴，要求人们在“社会”层面考虑和解决如何使人能够过上“好的生活”。

社会救助，
是指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体对于遭受自然灾害、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其他低收入居民给予物质帮助或精神救助，以维持其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的各种措施。

社会优抚，是针对军人及其家属所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和社会对军人及其家属所提供的各种优待、抚恤、养老、就业安置等待遇和服务的保障制度。

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社会救助、社会优抚两项做得比较好;社会福利没有做到法制化，实现全国统筹，全民一致，公平对待。

城市和少数居民享受较高的社会福利，而占绝大多数人口的社会福利低下，甚至空白。

最重要的社会保险体系不健全，制度不完善，没有实现全国统筹，全民共享。

过去是社会财力所限，现在有了这个物质基础，首要的是实现全民基本一致的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险制度建设。

第四，中国政府具备实行公共财政体制的财力。

长期以来，我党我国始终在政府财力不足的条件搞建设，政府财政工作的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按照“生产建设财政”的模式来构建国家财政体系。

公共财力状况现在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中国政府在21世纪前十年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政府(从总量、受到的监督、政府实际支配的收入量和消费量上看)，已经有实力和能力全面建立公共财政体系。

公共财政实质是市场经济财政，生产建设投资是企业的责任，与政府无关。

实践告诉我们：政府与市场应该有明确的分工，政府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企业提供私人产品与服务。

它是为纳税人和所有公民服务的财政，是非赢利性的财政，是民主和法治化的财政，是强调社会公平正义的财政。

公共产品的边际，世界上已经有明确的规范。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其内容也在不断变化。

如住房和生活用水，按产品类别划分，
属私人产品。

但居住城市化后，居民生活用水与住房则演变成具有公共品的性质。

其标准是：“全部或部分私人无力与市场不能完全满足消费需求的必需品”就是公共产品。

如香港回归前，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于1970年代所推出的“居者有其屋计划”，原意是为一些收入不足以购买红湾半岛私人楼宇，又不合资格(或不愿意)入住公屋的市民提供另一种选择。

中国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很有必要推出类似于“居者有其屋计划”，以适应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需要。

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占到财政收入的20%，这是日本的10倍，是美国的2倍。

政府在民生支出占比却比较低，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约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占比仅14.9%。

而在美国，同样这三项上的开支已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

[2]
第五，中国已经具备全民免费教育医疗的实力。

我国政府因长期处于困难状态，一直轻视全民福利制度建设。

中国政府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偏低，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长期低于20%，2003年以来提高到了30%，但与外国比差距还很大。

例如，2003～2007年，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占同期GDP的比重为2.6%，远低于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确定的2000年达到4%的目标，距离国际一般水准更有很大差距。

据统计，国际平均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为5.1%，其中，发达国家为5.3%，发展中国家为4%。

从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看，中国1996年这一比重达到17.84%，2006年下降为11.82%，与国际上发展中国家比较属于较低水准。

又如医疗卫生，2003～2007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同期财政支出的比重为3.56%，比发达国家普遍低很多，如：美国(2000年)为20.5%，德国(1998年)为18.89%，英国(1999年)为15.41%，法国(1997年)为21.71%。

而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1978
年为4.71%，2004年提高到19.38%，明显偏高。

根据国际经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支出的比重会不断下降，如，美国1902～1980年间财政支出结构中，一般行政支出由12%下降为3.5%。

[3] 2010年，中国财政预算内财政收入将达到8万亿元，政府总收入将接近20万亿规模，已经有实力在全国实行全民免费教育、免费医疗。

三、改前30年以量的发展为主为质的发展为主
马克思主义认为：量变引起质变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

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量变的过程中有质变的现象存在，质变的过程中有量的扩张，质变又会引起新的量变。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过程，必然是量变与质变的过程。

中国前30年的改革开放，客观上是以量变为主，未来30年，则要主动调整为以质变核。

1、人的品质提高。

现代社会的人，有三次生产过程。

第一次是生育生产，即父母生产了生理上的人，例似于计算机的硬件。

从三岁开始，就由学校开始了长达18-20几年(从幼儿园到大学)以上的第二次生产，它生产人的知识、劳动技能、态度和行为规范，例似于计算机的软件。

第三次生产是生产人的健康体能和健全的思想，人的健康生产贯穿于人的终生，例似于计算机的软、硬件维护。

卫生医疗就是对硬件的维护;学校、家庭与社会的道德教化和社会价值观、人生观教育，就是给人安装了“杀毒工具”，适时地进行人的“软件维护与修复”。

“人的第二次生产”——教育(软件生产)，是一个系统，包括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大类。

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才直接生产人的劳动能力。

社会进步的源泉是人的劳动能力的提高，也就是“教育的质量决定社会的质量，教育的品质决定社会的品质”。

大学，是人的第二次生产的成品车间，决定人的最终品质。

在高等教育普及条件下，大学的品质决定人的品质，社会人的品质决定社会的品质。

2、经济品质提高。

21世纪前50年，中国经济现代化至少有三大瓶颈。

一是经济质量，二是经济结构，三是国际经济竞争力。

首先，21世纪前50年完成经济战略的两次转型。

第一次是从规模增长型向质量进步型的转变，第二次是从质量进步型向创新福利型转变。

第一次转变的时间大致为2000～2020年。

第二次转变的时间大致为2021～2050年。

其次，21世纪前30年要努力完成新工业化和信息化。

中国经济现代化路径把21世纪前50年的经济现代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工业化阶段(2000～2010年)，第二阶段是新信息化阶段(2011～2020年)，第三阶段是服务经济阶段(2021～2050年)。

相对于传统工业化，中国新工业化具有六个新特点。

一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走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新工业化之路。

二是工业化和生态保护协调发展，走绿色工业化之路。

三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协调发展，走数字化的工业化之路。

四是高技术和适用技术协调发展，走高质量工业化之路。

五是工业化和全球化协调发展，走面向全球市场的工业化之路。

六是工业化和工业转移协调发展，促进从工业化向知识化的转型。

最后，21世纪前30年要基本完成经济基础设施现代化。

没有经济基础设施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面经济现代化。

目前，中国经济基础设施仍然落后。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和知识基础设施等，距离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差距非常大。

根据中国经济现代化总趋附势预测，中国经济基础设施将在2050年左右达到2000年左右
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如果采用优先发展经济基础设施的做法，有可能加快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3、社会品质提高。

社会品质包括社会质量、生活质量两个方面。

新中国建国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方面做的各种努力，目的就是要追求一个美好的社会和美好的生活。

所以说，社会质量、生活质量其实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2000年，欧盟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签署的《欧洲社会质量宣言》提出了“社会质量”的概念。

社会质量理论的价值导向是追求社会和谐、社会公正、社会福利的整体提高，是人们具有社会经济生活的保障，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所以社会质量指标体系是可以用来反映社会软环境、社会质量的。

社会质量指标体系主要有四个维度：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

社会经济保障是最基本的一个维度，包括收入、住房、就业等方面;社会凝聚是指一个好的社会必须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包括社会信任、利益冲突和价值争斗等方面;社会包容是指社会不应有过多非主流人群，而是要让所有民众都参与到社会体系中;社会赋权是指民众要有社会参与的机会，为民众的社会参与提供资本、信息、组织、渠道等。

生活质量，有别于生活水平的概念，生活水平回答的是为满足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消费的产品和劳务多与少，生活质量回答的是生活得“好不好”。

生活质量须以生活水平为基础，但其内涵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它更侧重于对人的精神文化等高级需求满足程度和环境状况的评价。

生活质量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J·K·加尔布雷思所著的《富裕社会》(1958)一书中。

该书主要揭示美国居民较高的生活水平与满足社会的、精神的需求方面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现象。

他在1960年发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