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呼兰河传_与_边城_民俗描写之比较

[收稿日期]2012-01-21

[作者简介]陶娥（1961-），女，吉林长春人，长春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及民间文学、

民俗学研究。

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和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是两位作家各具民俗特色的代表作品，它们不仅奠定了两位作家在文坛上的地位，而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彰显地域文化的最优秀的现代小说。呼兰河和湘西的文化风俗和日常生活的无数细节，构成了两位作家不可磨灭的内心记忆。旧中国同一时代一南一北两个边远小城，在他们笔下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人间世相，展现了人们迥异的精神世界，然而却表达了他们共同的创作理想，这与两位作家独具匠心的民俗描写不无关系。

一

一生孤寂的萧红，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关注她所熟悉的故乡社会的生命形态与生存

环境。她饱蘸着思乡的情感在《

呼兰河传》中讲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国东北呼兰河畔一个小县城的人和事，以散文诗的娓娓笔调描写了东北小城特有的自然风貌、风土人情，展现了一个沉滞、落后的凄凉世

界，深刻地揭示出人性的弱点，具有强烈的控诉力量和批判意识。《

呼兰河传》被茅盾先生称赞为“一首优美的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俗画，一串凄婉的歌谣”[1]。

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则一直努力要把已失去的民族记忆唤起，重建理想人物的美好人性。他的《

边城》以二、三十年代湘西茶峒小城为背景，不仅描写撑船老人和他孙女翠翠的生活，以及翠翠与当地掌水码头船总顺顺两个儿子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而且描绘出湘西边城茶峒古朴而绚丽的风俗画卷，以诗情洋溢的语言和灵气飘逸的画面，勾勒出一个恬淡、宁静的桃源仙境。呈现给世人一个极度净化、理想化的美好世界。

民俗文化集中反映社会生活的结构模式和人文观念。在我国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民俗文化中，既有无数积极、健康的优质民俗，也有一些落后、迷信的劣质民俗。

《呼兰河传》中的民俗描写几乎都是选择后者，即选择落后的劣质民俗。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十年如一日”“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的死寂，还看到卑琐平凡之外精神上的盛举：扎彩人、跳大神、逛庙会、放河灯，这些都是黑土地上东北小城独特的民俗文化。在这“多彩的风土画”背后是人们重复并加固着的传统习惯的积淀，是一种近似于麻木的生命演绎。

《呼兰河传》与《边城》民俗描写之比较

[摘要]《呼兰河传》和《边城》是两篇具有民俗特色的现代小说。无论是萧红对东北呼兰农村沉滞、

落后社会的现实描写，还是沈从文对湘西社会优美、自然、恬淡的田园生活的浪漫抒情，他们均以独

特的民俗视角，选择截然不同的民俗事项进行描写，直视国民精神领域，不仅展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

色彩，而且都较好地实现了各自的创作理想。

[关键词]民俗描写；民俗文化；国民精神；创作理想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8X （2012）04-0001-04

陶娥

（长春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学院，吉林长春

130032）第31卷第4期

Vol.31No.4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2012年4月Apr.2012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所描写的扎彩人、跳大神、放河灯、娘娘庙烧香等一系列民俗活动，都是落后的甚至是迷信的。“这些盛举，都是为鬼而做的，并非为人而做的。”[2]549她用大量篇幅描写了“扎彩铺”这种为死了的人而做的民俗事项。铺子里扎出来的人和物个个活灵活现，吃的、穿的、用的、住的、行的很是齐全，但那都是给死人准备的。“看热闹的人，人人说好，个个称赞。穷人们看了这个，竟觉得活着还没有死了好。”小城的人们被困苦生活折磨得麻木了，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死后的世界。

在小说中也有大段对农历七月十五“放河灯”的热闹场景的描写，放河灯是“善良的人们对死者的一种善举”，是为冤魂野鬼寻找一条托生的路。而人们看河灯，多半看的是热闹。这一天活着的正人君子们为着鬼的托生像做好事似的，争相放着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河灯。同时，“七月十五这夜生的孩子，怕是都不大好，多半都是野鬼托着个莲花灯投生而来的。”[2]531这就意味着这样的孩子是没有人要的，女孩要改生日才能出嫁。这是多么的荒谬，又蕴含着多少愚昧无知。

《呼兰河传》还描写了农历四月十八娘娘庙庙会。人们求子求孙是该向娘娘来烧香的。可是人们却都先到老爷庙去打钟、磕头之后，才去娘娘庙磕头。“到了娘娘庙，虽然也磕头，但就觉得那娘娘没有什么出奇之处。”[2]546因为人们认为阴间也一样重男轻女，不敢倒反天干。老爷庙里的老爷塑的很凶猛，娘娘庙里的娘娘塑的很温顺。“所以男人打老婆时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2]547从他们对老爷的尊敬，对娘娘的藐视，暴露出“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

跳大神是小说中描写最多的一种民俗活动。跳大神，是东北民间的一种封建迷信活动，求助于“神”的力量祛病除邪成为人们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反映出生产力水平低下时人们对神的崇拜，这是一种落后的民俗。呼兰河的人们生病时不求医问药，相信跳大神可以治病。老胡家的那个原本健康乐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就是被笃信跳大神治病的人们通过跳大神给害死的。因为小团圆媳妇太大方，长的又高，走起路来风快，左邻右舍就议论纷纷说不像个团圆媳妇，老胡家就开始管教起团圆媳妇来，打得病殃殃的，老胡家就开始夜夜跳大神，吸引来了很多看客。大神说让小团圆媳妇出马，否则命就难保了。“于是就又跳大神赶鬼、看香、扶觇，老胡家闹得非常热闹。传为一时之盛。若有不去看跳神赶鬼的，竟被指为落伍。”[2]619每当天黑下来，跳神的鼓声一响，人们从四面八方扶老携幼前来观看“盛事”。按大神旨意老胡家当众把团圆媳妇投入大缸中洗热水澡，“很快地小团圆媳妇就被抬进大缸里去。大缸里满是热水，是滚烫的热水。她在大缸里边，叫着、跳着，好像她要逃命似的狂喊。她的旁边站着三四个人从缸里搅起热水往她头上浇。”[2]621几番折腾，那黑忽忽的、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就被活活折磨死了，老胡家也因跳大神弄得家败人亡。看热闹的人看过了瘾，大开了眼界。

小团圆媳妇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在自己同胞愚昧麻木的“善良”中。愚昧的人们全然无视这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她在热水里挣扎时没有一个人出来相救。在婆婆、看客、跳大神者的所谓治病救人的愚昧行动中，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悲惨地消逝了。固守着封建思想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扮演着刽子手的角色，充当看客的同时又制造着别人的痛苦，他们用套住自己的枷锁去套牢别人，在自己流血的同时手上还粘着别人的血，而这极度的残忍又是在最原始的“真诚善良”的态度中完成的，这是何等的悲哀！这野蛮的行径令人发指，这愚昧、麻木、冷漠的人们令人痛心，这落后的习俗令人唾弃。正是这些“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在野蛮、落后的民俗活动中造成了小团圆媳妇的悲剧。

萧红通过小团圆媳妇的悲惨命运，剖析了跳大神这一陋习触目惊心的残酷性。并以此鞭挞了落后的、劣质的民俗文化，揭露造成人们愚昧、麻木、守旧的原因是封建传统思想的毒害、封建习惯势力的束缚，人们固守着传统生活方式和封建陋习，长期以来笃信落后民俗、迷信巫术、漠视生命，作者批判的矛头直指造成人们愚昧、迷信的封建社会和封建传统文化。

二

沈从文在《边城》中的民俗描写都是选择健康的、优质的民俗事项。诸如描写青年男女唱山歌、端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