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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
一、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
（一）实例举证
1、史马迁《史记》的田野考察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史记》中汉高祖的出生，用以证明其真命天子的出身；关于汉高祖轻蔑儒生，与接见“高阳酒徒”蒯通的记载等等，均来自于他的田野调查。

2、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史的学说是依据摩尔根对北美易洛魁人的人类学调查。

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开篇说：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在1888年的英文版中，恩格斯在一切社会的历史后加了一个注：
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

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条顿民族的历史发展所由起始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为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

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和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

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

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加以探讨。

恩格斯依据摩尔根的研究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始社会史说。

3、我系的著名中国民族史专家方国瑜、江应梁先生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及其史学成果
江应梁先生对西双版纳的社会调查，方国瑜先生50年对楚雄、大理、
西双版纳、德宏、凉山等地的社会调查，学术成果：《彝族史稿》、《族史》（二）历史学与人类的联系与区别——共同点与不同点
1、联系（共同点）：
（1）研究的对象相同，都以人的活动作为其研究对象。

（2）研究的目的相同，都以解释、说明人的活动为目的。

2、区别（不同点）
（1）研究方法的不同：
历史学重视主要以对史籍、文献的考订，建立可信的史实；人类学以田野考察为主要方法来搜集素材，构建理论。

（2）研究层次的不同：
历史学注重对重大事件、伟大人物活动的背景、历史地位、意义和后果的分析，以此建构社会发展的编年史；人类学注重的是对社会整体的研究，建构社会的结构与功能的理论模式，在人类学进行的抽样调查、采访、统计数字、问卷调查等等方法中精英人物和芸芸众生都是搜集素材的对象，都被纳入研究考察的对象。

（3）表述方式的不同
历史学重视对人物和事件的描述，重在理情人物和事件的来龙去脉，澄清历史的真相；人类学重视理论的构建，以构建社会运行模式见长。

结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相同之处是内在的、是学科定位方面的根本性联系；而不同点是相对的、是历史形成的，人为的，也就是说是可以由学科的发展而由区别、划分而走向沟通与融合的。

二、吉尔茨的“深度描述”
（一）吉尔茨其人
克里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美国加利福利亚洲旧金山人，1926年生，二战中入伍，参加对日作战。

战争结束后根据《老兵福利法案》进入俄亥俄州安蒂奥克学院学习文学和哲学，后入哈佛大学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克拉克洪攻读人类学博士。

毕业后，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等任教和做研究工作。

他的人类学
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的印尼的爪哇、巴厘两岛和非洲的摩洛哥进行的。

出版了多种著作：《爪哇的宗教》、《旧社会与新国家》、《农业密集化》、《商贩与王子》、《文化的解释》、《地方性知识》、《历史学与人类学》、《地方性知识及其界线》、《破碎的世界》等等。

他获得了美国社会学学会索罗金奖、美国人文—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奖、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美国图书评论奖、日本亚洲奖大奖，是公认的国际人类学的最高代表。

其影响远远超出人类学，而渗入到社会科学其他领域。

美国《1995年度社会科学引用索引》，在人类学杂志上，人类学家萨林斯的引用率略高于吉尔茨，而在全面社会科学杂志上，吉尔茨的引用率是萨林斯的两倍多。

（二）“深度描述”理论
1、吉尔茨对“眨眼皮”的举例
浅度描述（thin description）：“迅速抽动眼皮”。

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把各眨眼的意义还原。

2、吉尔茨在《深奥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的深度描述。

斗鸡在巴厘岛的盛行。

斗鸡的深层心理：雄鸡是男性的象征，是自我陶醉的男性的自我；雄鸡是巴厘人惧怕的兽性的象征。

每逢疾病、欠收、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时都要举行斗鸡，以平息魔鬼的愤怒。

“在斗鸡中，人与兽、善与恶、自我与本我、激昂的男性的创造力和放纵的兽性的毁灭力融合成一幕憎恶、残酷、暴力和死亡的血的游戏”。

斗鸡的过程：对手在现场寻找，雄鸡脚上绑上四五英寸的钢刀，激烈厮杀，负重伤后，进行治疗，服药，继续再战，直至死亡。

那怕只有一口气之差，也以后死的鸡为胜。

围绕斗鸡的赌博：
赛圈进行的赌博，两只鸡的主人亲朋好友各组成一方，赌金较高，赌注数额相等；
赛圈外观众个人的赌博，赌金较低，赔率不同，有10：9，9：8，8：7……2：1。

可以叫赌和还赌，成交即进入赌博，游戏结束现金支付。

中央赌博决定周围的赌博。

中央赌博的赌注越大，周围赌博的赔率越接近。

为了使中央赌博的斗鸡实力接近，在绑在鸡腿上的钢刀进行调整。

社会学和心理学分析：
从经济上来说，高赌注斗鸡输赢比例十分接近，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利益可言。

巴厘人在斗鸡中追求的不是金钱而是荣誉、尊严、名望和敬重。

斗鸡是对巴厘岛的社会形态的模拟，对社会层级结构的移植。

吉尔茨对社会各个集团、各种人参加斗鸡赌博进行了考察。

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在斗鸡中起的作用越大，左右斗鸡过程的人就是左右当地社会的人。

他所考察的村庄由四个父系集团支配，集团内实行部分内婚，每个集团中还有小宗派、更小的宗派，大小宗派间或者竞争，或者结盟，村与村间也是如此。

由此而形成了各个宗派与集团、村与村间的多层次的对社会地位的竞争。

在斗鸡中：推出的雄鸡的主人往往有相互对立的社会背景，周围的赌博没有人会把赌注押在与自己宗派对立的一方，如果没有自己宗族的雄鸡则押在同盟的雄鸡。

遇到斗鸡的主人间有仇，赌金特别高；高声叫赌和还赌的人不是在评判雄鸡的实力和计算输赢的概率，还是在公众面前表示自己对集团的效忠。

总结：斗鸡表现了巴厘的时间观，巴厘人把时间看作是意义与虚无间的来回跳动和转换；斗鸡反映了巴厘人重视社会威望的心理，反映了巴厘人复杂的性格：嫉妒与沉静、羡慕与优雅、残忍与妩媚。

斗鸡赋予巴厘人一个情感的意义结构，使巴厘人看到了通常所看不到的社会现实。

总之，斗鸡的作用在于它的解释作用：“它是巴厘人对自己心理经验的解读，是一个他们讲给自己听的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3、对深度描述理论概括
吉尔茨对深度描述的总结：第一是解释性的；第二它所解释的对象是社会的话语流；第三，解释在于努力从一去不复返的场合抢救对话语的言说，把它固定在阅读形式中；第四，它是微观的描述。

韦伯：人是悬置于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网络中的动物，文化即是那些网络。

对文化的分析不应当像寻求规则的实验科学那样，而应当是寻求意义和阐释性的。

文化是一个有意义的脉络（context），或者说文本集，深度描述就是去发现这个意义的脉络。

所谓“深度描述”是人类学家吉尔茨创立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们
是在自己编织的具有象征性意义网络中进行活动和思考的，这种象征性意义的网络即是文化，深度描述就是去发现和解释象征性意义的脉络。

这个定义中包含这样三层意思：
第一，人们是生活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网络中的。

人们的一切行动，一切思考都是在这个网络的相互关系中进行。

这就是文化对人们的作用和意义。

更确切地说，这里的文化，不是指文学艺术之类的高级文化，也不是指器物、制度、传统等等人类社会内容的文明，也不是比如风俗、惯例、传统等人们具体行为模式，而是指支配控制人们行为的知识、价值、行为规则的体系。

这里的文化不是个人的孤立行为，而是相互影响着的人群的集体行为，并且在社会中进行着交换，也就是说文化是具有社会性。

第二、对意义的表述是通过象征来进行的，无论什么样的物质、行动、事件或语言，只要被赋予一定的意义，就是象征。

各种象征的无限组合，构成了人类文化的象征体系。

第三，对文化的分析不应当像寻求规则的实验科学那样，而应当是寻求意义和阐释性的。

三、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历史人类学新趋向
人类学的新发展，尤其是吉尔茨的“深度描写”对历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史学领域中发生了被人们称为“人类学转向”的现象，推动史学走向人类学式的历史学。

海伊指出：“人类学转向是新的叙事史的形式之一……这种人类学取向更主要的影响是，促使历史学更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事物”。

（海伊：《何谓历史社会学》，载S·肯德里克编、王新慧等译：《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一）历史人类学的兴起及其成果
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人类学家普里恰德（E.Evans-Pritchard）和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eber)就呼吁人类学家关注历史的研究，他们说：anthropology is history or nothing。

六十年代以来，新史学开始用脑吸收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1966年社会人类学家学会在爱丁堡召开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和人类学”。

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是两者平等的结合，既不人类学抽取史料为自己的人类学理论作点缀，也不是历史学套用人类学理论为自己的历史学装点门面。

一批人类学家出身的历史人类学者写作了历史人类学的著作，如文思理：《甜与权：糖在现代历史中的地位》（Siney Minze,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结合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扩张来描述18—19世纪欧洲糖的消费。

萨哈林斯的《历史的隐意和虚构的现实：萨得维奇岛王国早期历史的结构》（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structure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Sandwich islands kingdom）研究夏威夷群岛土著社会；科奇与萨哈林斯合著的《阿纳胡努——夏威夷群岛的历史人类学》（Patrick. V. Kirch and Marshall Sahalins, the anthropology of history in the Kingdom of Hawaii）。

历史学家出版的历史人类学著作有：1975年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马纽埃尔·勒·胡瓦·拉杜里出版了一本描述中世纪法国南部一个村庄中的异教徒的著作《蒙塔尤——1294—1423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

前不久，他还宣称唯有计量史学才是真正科学的历史学，但他在这本书中放弃了计量史学通常使用的数字图表模式等，转而对几百个村民的生存方式、家庭生活，以及他们对婚姻、爱情、财富、人生的看法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与分析。

揭示了村子权力系统、与外界的交往及这种交往对村民观念的不同影响。

1976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卡尔洛·金兹伯格出版了《乳酪与蛆虫——16世纪一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C. Ginzbing, The cheese and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 century Miller）对一个有异端思想的磨坊主怪异想寻求解释,,他认为，宇宙包括上帝都是从一片混沌之中产生的，正如同蛆虫乳酪中生长出来一样。

（见单天伦主编的《当代美国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5—68页。

）
达恩顿的《猫的大屠杀及法国文化史上的其他事件》（R. Darnton, The gree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通过档案材料深度解剖一群印刷工人把大规模的杀猫作为一种礼仪，以发
现18世纪法国民众文化中的意义。

中国“华南研究学派”：弗里德曼（M.Freedman）《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1958年）《中国闽粤的宗族与社会》（1966年）探讨中国明清时东南宗族社会与国家，施坚雅（W.Skinner）《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对中国晚清时期的区域市场提出了蜂窝式的结构。

80年代以来则有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卫(David Faure)、陈其南、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陈春声、刘志伟、厦门大学的郑志满等人对珠江三角洲、香港、潮州、闽南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托宾、吴燕和等《三个文化中的学前教育——日本、中国、美国》（1989年，使用儿童的生活录像、家长和教师的口述）；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1994年，口述史、生活史）。

（二）历史人类学对史学的推动：
1、研究的领域和层次方面，从精英史学（History from above ）向平民史 ( History from below ) ，从事件史（ Event history ）到连续史（serial history ）。

以往的史学关注特定的显赫人物及其赫赫事功，历史人类学则注重芸芸众生的连续不断的生活史，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过去认为琐碎平淡的饮食起居、男女婚嫁，生儿育女、谋生觅食、娱乐消遣、节日庆典、嗜好游戏、家族亲缘、社会交往、民间组织与团体等等的深度描述来发现和解读其文化意义，使历史研究的领域大大扩宽，历史研究的层次大大加深，同时也纠正了传统史学中对重大事件研究中出现的脱离现实生活的为了研究的研究和对研究的研究。

以往的史学家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之中，常常有皓首而不能穷经之叹。

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者而言，固然要对死文献下功夫，但更需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敏锐观察和感受，要从那些琐碎细小的事物中发现其文化意义，进行深度描述。

2、史料的搜集和使用方面，从书斋走向田野、社会。

历史人类学者蔡志祥发出了“走向田野的历史学”呼吁（蔡志祥志《向田野的历史学》（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4期）。

传统史学只注重从精英文本去搜集和使用史料，如此构筑出来的只能是精英史学，而田野研究则是跳出精英史学的藩篱，重新解读历史，编写平民史、连续史重要方法。

田野研究主要是田野访谈与田野文本的采集。

对田野访谈的田野文本搜集的史料采取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建立解释性模式。

总之，田野研究大大地扩大了史料的来源。

3、对史料认识的新视角。

传统史学把史料认为是史实的再现（或反映），历史人类学认为史料是一个承载了文化的文本，这就传统史只重视史料的原始性，第一手记录的考订，而转向对史料的文本研究。

史料是由认识的主体对于认识的客体事件、事物的记述，因此史料也就是说史料是认识主体作用于认识客体的而产生的结果，具有主客观两个因素。

传统史学中只注重考据史料的来源，将所谓原始性、当事人的第一手记录等同于史实，而忽视了对史料中所包藏的当事人的社会地位、社会意识、文化素养、利害关系、利益纠葛的研究。

这样做，至少有两个缺憾：第一，传统史学只重视史料的原始性，将第一手记录作为断信史的最基本主要的证据，忽视了对形成史料的主体的分析，将会背离史实。

第二，不能充分利用史料。

实际上，通过对史料中所包藏的记录者的主体考察与研究，正可以折射出记录者社会地位、社会意识、价值观、行为规范等等，而这正是我们对其时的文化进行深度描述不可多得的素材。

中国古代文献素有正史、野史、稗史等等称谓。

所谓正史即由官方修订的历史，如二十五史，在传统史学的眼光中，它们是正史、信史，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审视，它们就只不过是在国家的，或者当时社会的精英人物的语言霸权的支配下形成的体现着国家意识或精英意识的一个文化载体。

所谓野史，稗史，源自稗官野史。

中国古代设有稗官，专门给帝王讲述街头巷议、风俗故事等类，后来逐将记载逸闻琐事文字统称为野史、稗史。

传统史学鄙视野史、稗史，不予采信。

在历史人类学视野中，正是这类文本，承载了大量的民众文化的信息，是构建民众史的宝贵材料。

对史料的文本研究包括这样一些方面，对史料文本的语境和话语权的考察，对史料写作者的主体研究，包括写作者社会地位、社会意识、文化素养、价值观、行为规范；对后来该文本研究者所写文本考察。

对于历史人类学研究者来说，重要的任务不仅是要考证史料的真伪，更重要的是理解和阐释作为文本的历史文献与形成这一文献的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

4、研究方法上，从简单的因果关系线性分析，转向了对文化阐释的“深
度描述”。

国外的历史人类学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

自然科学是通过实验对那些能够千百次重复的自然现象通过建立因果联系的链条而发现其规律。

与此相反，历史研究面对是在不断地发展与变化人类社会、是不可重复、不可实验，不可能排除感性的因素和偶然性的。

采用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研究方法，是将复杂的历史现象和进程简单化了，所寻求出的因果是虚假的，是不可证伪的。

历史人类学者所要做的不是不进行分析，而是全面观察理解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把人置于他所处的环境中，围绕着一个问题、一个中心，对他与所处的文化机制之间的关系，做出详细而准确的事实描述和分析。

四、对门巴族色目村魔女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一）色目村的魔女文化
神话传说与宗教行为
（二）对魔女文化的研究：
1、历史学考察：
对精英文本研究的结果：反映了佛教传入门巴族地区时，与本教的斗争，及取代本教的历史事件。

2、田野访谈：
格桑老人生活史、口述史：本教巫师与佛教的和睦相处。

3、对色目村魔女文化的“深度描述”
以魔女文化为核心的色目村生态行为规模系统。

希望以上资料对你有所帮助，附励志名言3条：
1、理想的路总是为有信心的人预备着。

2、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

——罗曼·罗兰
3、人生就像爬坡，要一步一步来。

——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