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想要什么

动物想要什么？勤劳的小笼包 2013-01-23 13:30作者简介：玛丽安·斯坦普·道金斯（Marian Stamp Dawkins），牛津大学动物行为学教授，牛津大学动物行为研究小组（Animal Behaviour Research Group）组长，著有《为什么要保护动物》（Why Animals Matter）一书。

牛津大学的动物行为研究小组于1949年创立，创始人是荷兰裔英国动物学家、1973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尼可拉斯·廷伯根（Nikolaas Tinbergen）。

小组的现任成员包括廷伯根的学生、《自私的基因》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

理查德·道金斯和玛丽安·斯坦普于1967年结婚，后于1984年离婚。

想要说服不支持动物福利的人，就要强调他们的自身利益也牵涉其中。

动物福利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有利于孩子们的健康，也有利于环境。

——玛丽安·斯坦普·道金斯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对动物的意识了解多少？很多人都以为我们了解动物的意识，并且认为不需要什么科学证据。

这让我感到非常担忧的，人们把论点建立在一个他们根本不了解的东西上面。

我过去常常问自己：人类到底知道多少？什么才是讨论动物福利的最佳立场？一直以来我都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得出的结论是，关于动物意识的难题确实很难。

它现在仍然没有被解决，说它已经被解决了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因此，把整个关于动物福利的讨论建立在一件虚无缥缈的事情上，真的是件很糟糕的事。

对动物而言也绝非好事。

我花了很多时间想找出其他支持动物福利的理由以及关注动物的原因。

在我看来，想要说服不支持动物福利的人，就要强调他们的自身利益也牵涉其中。

动物福利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有利于孩子们的健康，也有利于环境。

这样说可能比举出基于动物意识的论据更有说服力——更何况关于动物的意识，目前还没有科学的理论基础。

我开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去理会很多人，他们以为你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对待动物的伦理基础仅仅是说动物跟人类有点儿像，因此应该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它们。

这种论调实际上非常危险，会使人产生一种不审慎的思考方式。

如何定义动物福利？我们需要一个比拟人化论证更加科学的方法来讨论动物福利问题。

怎样才能以一种科学的方式、一种能切实带来有用证据的方式，去定义动物福利，从而使决策能建立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我想到了一个对动物福利的简单定义，即动物身体健康，并且能得到它们想要的东西。

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健康（不受伤、不生病）是动物福利的绝对基础。

健康的动物，对人有益，对动物也有益，是动物福利的一个主要部分。

但大多数人也认为，动物福利还应该包含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止于不死于疾病。

在我看来，这多出来的东西，就是动物自己想要的。

它们想要水吗，想要遮蔽物吗？它们想要跟伙伴待在一起吗？很显然，我们不一定能提供给动物所有它们想要的。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弄明白动物想要的是什么。

如果某人要说这个和那个能改善动物福利，那么好，这样做让动物更健康或者满足了它们需求的证据是什么？要是你不能证明，那么不管你觉得你有多么想要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它实际上对改善动物福利都没有任何用处。

这个定义最妙的地方在于，尽管简单，但却明确地告诉了人们该做什么来衡量动物福利。

你必须确认是什么提高了动物福利，什么真正增强了它们的健康，或者确实给了它们需要的某样东西。

这个非常简单的定义比起拼命论证动物跟人类一样或者试图证明动物拥有意识要有力得多。

不管其他人怎么说，我觉得有关意识的难题仍旧很难，而想要通过证明一个多年以来一直让人感到困惑的事情，从而在伦理问题上盖棺定论，在我看来对动物而言并不是件好事。

看看更具体的事情、可以衡量的东西，这样做要好很多很多。

人们热衷于谈论粮食问题，或者气候变化的问题时，却没人提起动物福利，这让我很震惊。

大部分的关键报告都在强调我们要为地球做些什么，却不见提起动物福利的问题。

我非常担心，要是没有一个更好的理论基础，没有更多更好的证据，动物福利就会这么从议事日程中挤出去。

之前我已经说了，想要说服那些还没有意识到动物福利很重要的人，你要举出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的理由：对他们孩子身体有益、对他们自己的身体有益、对环境有益。

这些才是会有分量的。

所以我要说的是，让我们给动物福利下个简单的定义，就目前已知的证据，把它跟人类健康以及对人类有益的事情联系起来。

这样人们才会长久关注动物福利的问题。

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很功利的态度，好像动物是人类的某种工具一样。

但实际上这正是应对发展中国家人群、应对那些自己都吃不饱饭的人该用的方法，要认真改变他们对动物福利的看法，我们必须把动物福利和人类的自身利益联系起来。

我现在进行的许多研究都是试图找出恰当方法衡量动物福利的两个要点：动物的健康和动物想要什么，要有真正过硬的证据，在考虑人类幸福生活的时候也能站得住脚；还有就是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做这件事。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真正想要做的，思考如何能在实践中确实做到这一点。

动物意识的难题20世纪有很长一段时期人们都不怎么谈论意识。

人的意识也好、动物的意识也罢，他们认为这不是科学能研究的事情。

到了20世纪80年代左右，人们开始说，哦不，我们应该把这些东西带到科学里面去。

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唐纳德•格里芬（Donald Griffin），他指出应该研究动物的意识，这是生物学的一部分，应该尝试着把这部分内容带到生物学中去，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可以说格里芬的著作和研究标志了人们对动物意识认知的一个转折。

也就是从那时起，人们都以为不需要任何证据就能谈论动物意识，就能把动物想象得和人类一样——一种非常拟人化的看法。

你可以说动物像人一样拥有感情；不需要科学来告诉你什么。

只要凭直觉就够了。

好比马克•毕克福（Marc Bekoff）这样的人，还真就说过我们需要拟人论，认为这是研究动物的唯一方法。

把动物看得跟人一样，就是无视它们实际的生物学基础，使人陷入误区。

当看一看我们对动物意识有什么科学认识，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难题。

有关意识的问题真的非常难以捉摸。

我们对DNA如何构建了躯体还是有点儿认识的，我们也大概知道视力是怎么工作的，但意识的问题真的太难了。

它难，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大脑中的一堆神经组织，是如何形成主观体验的。

我们就是不知道。

关于大脑是如何工作的我们知道很多，关于神经元是如何工作的我们也知道很多，但我们不知道主观感受是怎样形成的。

这正是意识被称为至难问题的原因所在。

它不止是难，它是难中之难。

但它并不是攻不破的。

也许有一天会有一个答案。

但眼下它还是难题。

要我说，是生物学中最难的问题。

承认了这个难题的难之所在，承认我们并不了解意识，要比假装了解好得多。

直面无知，要比假装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以此作为论证动物福利的基础要好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应该尽力在意识之外定义动物福利。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证据能够支持动物福利。

但不要试图去解决一个极端抽象的问题。

让证据说话我近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以一种更加科学的方式来对待动物福利问题。

很显然你能够衡量动物的健康，也能衡量动物想要什么。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问，如果给鸡更大的空间会不会提升动物的福利。

许多人会说当然会啦，它们不那么挤了，福利一定得到了提升。

但科学的方法会说，嗯，不，在你得出这一结论之前，更好的方法是找找看证据，增加空间以后，鸡的健康有提高吗，鸡它们实际上想要更多的空间吗？如果你对这两个问题有答案，那么你的决定就有了科学的基础。

如果没有，那么你只不过说了一种拟人化的模糊论点罢了。

现在关于动物福利有了很多的新法案。

不幸的是，很多都不是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

部分原因是证据很难获取。

我们的工作之一就是设计出能获得优质证据的方法。

比如说，当你提到挤在一起的鸡呀、猪呀或类似动物的时候，很多人会说那对它们的福利一定不好。

而看到散养的动物时，他们会说这些动物在外面散养，肯定过得更好些。

这是人类的判断。

在开口说这肯定不好或者肯定好之前，你必须有很好的证据才行。

必须看室内、室外动物的健康状况。

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事实是，散养鸡的死亡率，要远远高于圈养或者养在室内的鸡。

举个例子，在英国寒冷的冬季待在室外，其实真的不一定比待在温暖舒适的室内对动物福利更好。

圈养、室内和室外这几个不同的词，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误导。

我们一直都在设计监控动物福利的方法。

我对于大规模地采集证据非常感兴趣，而我们的项目之一就是在商业农场大范围地监控肉鸡的健康状况，研究一个鸡舍里总计 5 万只的鸡，安装了摄像头自动监控从刚出生一天起直至最后屠宰的全过程。

这样，我们就有了足够的证据，可以说如果你做这个，就能提升动物福利；给它们空间、日照，到底能不能改善它们的生活状况。

有些人认为不需要证据，只要和动物有某种关系就行，比如你养的狗，你就是知道它是有意识的，不需要任何证据。

以前科学家们总说不要主观，要科学。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都开始说，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个，让我们放开心胸，直接谈动物意识的问题。

人们开始自封科学家，然后说不需要科学，只要有人性关怀就够了。

这种转变让我感到一丝危险。

我的观点是，鉴于我们不了解动物的意识问题，就必须放开眼界，看到更多种类的动物，不只是哺乳动物，不只是鸟类，或许无脊椎动物也是有意识的。

在我看来，说人类不了解动物意识，就好像把这扇门关掉一样。

并不是要整个否定动物意识，只是说现在还不了解它是怎么一回事，意识也可能存在于更广泛的物种之中。

动物行为与动物福利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决定了自己长大后要做什么，并且能够一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我在11岁时看康拉德•劳伦兹写的《所罗门王的指环》（King Solomon's Ring），这是一本讲动物行为学的书，讲洛伦茨在他自己家里做的动物研究，我简直喜欢得不得了。

我14岁的时候看了尼科•丁伯根（Nico Tinbergen）的一本书，名叫《好奇的博物学家》（Curious Naturalist），写了他研究动物行为学的田野调查和科学研究。

然后我发现丁伯根虽是荷兰人，但人就在牛津。

他当时在牛津大学教动物行为学。

我记得那时候想，我想象不出还有比去牛津学动物学、跟丁伯根一起工作之外更好的事情要做了。

而这件事也确实棒极了。

丁伯根是一个优秀的讲师。

他讲了各种各样精彩至极的故事，我很幸运地成了他的研究生。

那时我看什么东西都是美好的。

我的论文是关于鸟类看物体的方式的，尤其是识别猎物的保护色以及它们如何通过学习来识破这些保护。

我开始意识到动物行为有可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动物福利的事情。

然后我想，如果能从动物的行为中了解动物福利，那么能不能通过动物的行为来了解动物想要什么呢？我做了一系列喜好的测试，来看看笼子里的鸡到底是不是想要更多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