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逆境人生的当代启示

论苏轼逆境人生的当代启示摘要：纵观苏轼的一生，仕途生活总是大起大落，磕磕碰碰，然而苏轼在逆境人生中的坚定执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做法，给了我们当代人很多启示。

本文结合有关作品史实从评述苏轼的逆境道路入手，探析苏轼是如何摆脱这些挫折，由苦闷到内省，最后到自我的超越，着重从心态、思想、性格等方面分别加以论述。

最后论述对当代人的启示。

关键词：逆境人生苏轼当代启示英文问汝单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作为北宋时期诗、词、文赋兼长的文学大家，作为一位兼能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文化巨人，千百年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一个“金才”。

然而，他的人生道路中最动人的篇章，就是他大起大落的逆境人生。

本文试图从写台诗案，黄州滴贬，流放到天涯——惠州、儋州被贬三个阶段阐释他的坎坷命运。

首先是“写台诗案”这是苏轼由春风得意到“阶下之囚”的转折点，也是苏轼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行程。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四月二十日，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按宋代常规，新任知州上任后，要向皇帝进谢上表。

苏轼低达湖州任所后，即循惯例于四月二十九日进谢上表。

与往常一样，在抵报（朝廷宫报）上发表，供群臣传阅。

从弹这份奏章开始，御史台中丞李定和御史何正臣、舒亶等人又从苏轼的诗文中找出近百首诗，说有诽谤朝廷的语句。

宋神宗大恕，随即派御史台的皇南遵火速前往，七月二十日赶至湖州衙门，当场逮捕苏轼。

据目击者云：“项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孔平仲《孔氏谈苑》卷一）①“太守”是知州的习惯称呼，也就是汉代所谓的“二千石”的官司，但一转眼间，苏轼便成了所下之囚。

八月十八日苏轼被解到汴东。

直到十二月二十八日才被释放。

历时一百三十天。

其间苏轼所忍受的肉体、精神上的污辱与折磨是可想而知的。

一度甚至是命如悬丝。

因这起文字狱是由御史台酿成的，而御史台的周围遍植柏树，数千乌鸦栖居其上，因而得名“乌台”，故这起由御史台酿就的文字狱也被为“乌台诗案”。

其实，“乌台诗案”包括苏轼一生的命运都与王安石的变法有着不要分割的联系。

“乌台诗案”的发生有着其深刻的社会的，政治的背在里面。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至九年，主持“新法”的王安石遭到了认吕惠卿为代表的“新法”少壮派的攻击，两次罢相。

失去精神导师的宋神宗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为了对得起王安石，他不能任用吕惠卿为相，但剩下的，一个是王安石的亲家吴充，一个是几乎没有什么主见的王珪。

（此时，司马光在洛阳）当推行变法的权力在宰相手中时，这权力是可以批评的，被批评者可以由皇帝来保护。

而一旦皇帝亲自掌握这种权力，这权力便是不可批评，不可侵犯。

而所有的不慎与不满对其他来看，都是对皇权的蔑视。

与此同时，为了继续推行“新法”，宋神宗必须对持有异议的人给予处罚。

这种惩罚要做给其他反对者看。

起到杀鸡敬猴的作用，又不能太过分。

所以挑逃的对家既要有一定的影响，又不能是司马光那样德高望重的人物。

这样，大概苏轼就是一个最佳人选。

诗案过去多年后，苏轼的政敌和朋友刘安世回忆说：“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

”②这几句简短的话击中了问题的要害。

在亲朋好友、旧党臣僚、湖杭百姓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大力营救下，苏轼最终获释，被贬黄州，朝廷的目的已经达到，苏轼由此也迎来生平第一次贬滴生涯。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一日，苏轼到达黄州。

官僚是“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水部员外郎是水部（工部的第四部）的副长官，但“检校”则表示这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团练副使是唐代的地方军事的理官，宋代只是表示官僚的级别，根本没有这样的职务；比较实在的倒是“本州安置”，规定苏轼要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苏轼一到黄州就写了一首诗，对这个官名开点玩笑。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初到黄州》至五月份），苏轼将共家眷送来，举家迁居到恰奉亭，大有饥寒之忧，只好痛自节俭。

第二年，书生马正卿替他向官府清得一块数十亩的荒地，他亲自躬种，以此来稍济困窘。

这块菜市地在黄州城旧营地的东面，因而取名：“东坡”，他也由此自居“东坡居土”。

后来，他在东坡造了几间屋，称为“雪堂”从此以后，黄州就有了一个“东坡居土”，在中国文化史上，东坡居士的出现，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苏东坡比苏轼家喻户晓，在黄州的时候，有一阵子东坡因眼睛生病，几近失明。

然而苦难再一次的降临到苏轼的身上。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宋神宗心力劳瘁，黄年早逝，这样太子赵煦继位。

宋哲宗越煦生于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登基为帝，年方九岁，由太皇太后高氏主政。

在这段时间，苏轼渡过了他人生之中较为顺畅的短暂时间，然而“新”、“旧”之间的党争以及旧党中认苏轼兄弟为首的蜀党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之间的争吵又让苏轼身心疲惫，如果说熙宁竞争中苏轼是主动积极作战的话，在元佑竞争中他却是被动的。

因此，走出东城去当地方官对他来说，会话得比较轻松，这一方面可以避开竞争，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地方上自己做为百姓办一点实事。

随着高太后的去世，苏轼的厄运再次光临，哲宗决心继承神宗的政策，继续推行“新法”，历史上称之为“绍述”。

元佑大臣内部的竞争，便他们不能及时改变“旧党”在宫明中混乱局面，也丧失了争取哲宗妇感的机会。

元佑九年四月（公元1094年）哲宗改年号为“绍圣”起用章惇为相，大张旗鼓地开始“绍述”之政。

就在这一年，御史台沿用“乌台诗案”的故伎，纠集苏轼以前起草的文件中有训斥神宗之语，时过境迁，到这个时候来看苏轼的文章，满眼都是颠倒黑白、愚弄君主的话。

苏轼马上落两职（取消殿学士、翰林待渎学士的称号），追一官（罢定州知州位）以左朝奉郎（正六品上散官）责知黄州治所的严惩，随后，以左朝奉郎表知黄州的沼命刚下迅速再降为“充压承议郎（正六品下散官）仍知黄州。

问四月诏书又下，所谓“三改滴命”，但接下为还有更基的，六月份苏轼赴贬所经过当涂（今属安徽省）时，又被贬为建冒军司马（今江西南成）惠州（治所在今广东惠阳东）安置，苏轼只好把家小安顿在宜兴，独与侍妄王朝云，幼子苏过南下，当途经庐陵（今江西吉安）地，又被贬为宁远军（今湖地宁远）节度使副使，仍惠州安置。

这样滴令已五改。

苏轼在惠州的条件委实艰苦，除了朝廷到地方无所不在的压力外，年老多病（此时苏轼已58岁）物质生活的困乏，岭南地区相对落后的瘟疫，差点要了苏轼的老命。

苏轼的第三任夫人王朝云的病逝，又给了他沉重的打击。

绍圣四年二月，（公元1097年）朝廷又一次大规模地追贬“元佑党人”，将苏轼责授琼州（今海南琼山）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县）安置，一是他将家眷留在惠州，在苏过的陪同下再次走上贬途。

依宋代不杀士大夫的细则，为人臣者得罪至大，亦不过远贬，而到了海南岛，则远无问远，无以复加了，唯有一死了。

在“元佑大臣”中苏轼是受处罚最重的一个。

海南的生活条件，当然化惠州还要艰苦，东坡给友人的信中说：“此间依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复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

”（《与程秀才三首》之一）他以儋州后先住在官舍里，但次年无符元年（公元1098年），朝廷派人按照岭外，又将他逐出官舍。

这种情形在苏轼的一首《和陶渊明诗》中有清晰的记述：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落枕前因窘狼狈之状，可想而知。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的一生处于新党与旧党的矛盾夹缝之中。

屡遭贬滴，屡受打击。

杭州、密州、黄州、湖州、常州、颖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多年的近乎流放的生涯并没有将他摧垮，他反而在这种滴贬中，实现了人生的自我超越，在人们的心目中，苏轼总是以一个乐观主义者的形象出现的，诚如林语堂先生所说的他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忧患来临时，一笑置之。

那么，又是什么精神支柱支撑着苏轼摆脱这些挫折，由苦闷到内省，最后到实现自我超越的呢先从心态上来看，因为态度决定一切。

如他在滴贬黄州时期，生活环境非常的艰辛，但苏轼的心态却变得乐观多了，他努力超越困窘的现实，往往在别人不能忍受的艰苦环境中发现快乐。

初到黄州，他就发现了黄州的可取之处：“长江绕新知鱼美，好行连山觉笋春”（《初到黄州》）在黄州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他渐渐觉得黄州也没有那么偏僻了：“某滴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无不出仕而已（《与赵晦之四首》其三）概括起来讲，苏轼在逆境中的心态有以下三个特征。

其一，从心理上作好了要做一辈子老百性的准备。

不是安居家乡的百姓，而是以待罪之身随遇而安。

苏轼在自己的一些作品中常自称“幽人”“散人”等，如“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逐良夜”（《定惠院愚居月夜偶出》）“散人出入元町哇，朝游湖北淮西。

”《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从人称的变化上，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的心态逐渐变得平和，不再那么锋芒毕露。

其二，追求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精神境界，在他与其弟苏辙（守于由）的信中说：“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内心，无别胜解。

”（《与子由弟十首》之三）在现实生活中的他遭受排挤，是不自由的，然而他尽可以在文学作品中表达他对自由的向往。

在他的一首词《临江仙》中这样写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间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在作品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逍遥自在的境界，可以随心所欲。

其三，知运常乐，追求平实的幸福。

经历了宦海风波的浮浮沉沉，苏轼内心更愿意去追求平淡朴实的生活。

在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进有）的末尾，作者喊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呼吁，向世间所有离别的人，包括自己的弟弟子由，发出了诚挚的慰问和美好的祝愿，他在《惠州一绝》中这样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庐桔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万辞长作岭南人。

世态资源，人情淡薄，这岭南的黎族人民仍旧是热情好客，今苏轼感到莫大的慰藉。

再从思想上来看，苏轼是杂柔了儒、释、道三家的大家。

他从三家的学说中汲取了其中积极的因素。

四川大学张志烈先生在他的《诗性智慧的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一文中总结了近20多年中，学术界大略的三种风解：共一前期以儒为主，后期以释老为主，其二认为是儒释道相混合的思想；其三是认为以儒家思想积极面为立，佛老思想是对持政治迫害和困苦遭遇的精神武器。

③本人在这里，更倾向于第三种观点。

苏轼毕竟是一个读书人，虽然他接受的传统文化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儒家思想一直是其基础和主导。

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古误码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使他把自我人格的完善和社会责任感紧密联系在一起。

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六月，苏轼被贬惠州。

此时苏轼已59岁，垂暮之年，被贬南荒，可渭九死一生，但在绝望中，他对惠州之地，立生了感情，和惠州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史》本传载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芥带，人无贤愚，皆得欢心。

虽然自己有职无权，但他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为惠州人民作了大量的义举善事。

一次苏轼赔程正辅（苏轼的表兄，时任广南东路提刑）游玩博罗香积寺，看到寺后的溪流，苏轼想到惠州人民的生产工具极其落后，便向程正辅提出建造水碓水磨的建议，并嘱县令大力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