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权理论简介及评价

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

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Theory of Control Right of Capital Structure)

1 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简介

2 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的主要模型

3 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的评析

4 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的缺点[1]

5 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的借鉴意义

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简介

195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迪格莱尼和米勒共同发表的著名论文《资本成本、公司融资和投资理论》认为，在“完善资本市场”这一假设条件下，如果不考虑公司所得税，则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无关[1]。这就是著名的“无关性定理”，简称MM理论。在现实中，MM理论的假设条件是不存在的，因此资本结构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肯定会影响公司价值。MM理论揭示了公司融资决策中最本质的关系——经营者的目标及行为与投资者的目标及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人们继续深入地研究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提供了一般性指南或参照系，从而成为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奠基石。

许多经济学家沿着MM理论开辟的道路，探讨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取得了许多创造性的理论成果。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是詹森和麦克林率先提出的资本结构契约理论[2]。经过近3O年的发展，该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资本结构激励理论、信息传递理论和控制权理论。这三种理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将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结构相联系，分析资本结构如何通过影响公司治理结构来影响公司价值。

MM理论把公司收入流外在于资本结构，认为不同融资方式的区别仅在于它们对公司收入流的索取权不同(如债权人获得固定利息，股东获得剩余收入)。而资本结构契约理论则认为，资本结构不仅规定着公司剩余索取权的分配，而且规定着公司控制权的分配。资本结构的激励理论和信息传递理论仅考虑了前一个方面，而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则着重考虑了后一个方面。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是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我们在财务合约不完全的情况下研究企业资本结构选择与控制权安排提供了一种新的且最有力的分析工具。

近几年来，资本结构的控制权理论倍受学术界的重视，发展十分迅速，对研究和解决公司制度安排和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的主要模型

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就是以融资契约的不完全性为研究起点，以公司控制权的最优配置为研究目的，分析资本结构如何通过影响公司控制权安排来影响公司价值。该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末产生以来，其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十分活跃的一个领域，取得了许多创造性的理论成果。如何对这些理论成果加以概述，经验表明，最好的方法是能够说明这些理论的发展脉络，即一种理论模型的产生是如何突破并丰富原有的理论模型。本文将按照各种理论模型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年代顺序，对下列主要理论模型加以综述：

1、哈里斯—雷维吾模型

这是最早研究资本结构如何影响公司控制权分配的理论模型之一。该模型研究了投票权的经理控制、负债与股权的比例和并购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公司现任经理可以通过提高其持股比例来增大其投票权，从而增强其对公司并购计划的控制能力。为此，假设经理既可以通过其持有股份获得股权收益，又可以通过其控制权获得私人收益。

在这种假设下，由于现任经理及其竞争对手经营企业的能力不同，公司价值取决于并购市场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又要受到现任经理持股比例的影响。因此，这就存在一个权衡取舍的问题：一方面随着现任经理持股比例的提高，现任经理掌握公司控制权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从而其收益也会增大；另一方面如果现任经理的持股比例太高，企业价值及经理股份价值就会减少，因为更有能力的潜在竞争者成功的机会变小，可能造成公司活力萎缩。现任经理的最优持股比例便是他掌握控制权所带来的私人收益(或失去控制权后的利益损失)同其持有股份的价值损失(或增加的破产可能性)相权衡的结果。这种权衡的结果实际上可以通过选择最优的负债水平来达到。可见，资本结构的选择既会影响经营者的持股比例及控制权，也会影响并购市场的竞争[3]。

2、斯达尔兹模型

与上述哈里斯—雷维吾模型十分相似，也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经理控制权与公司并购之间的关系上。但是，两者也有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目标函数上：哈里斯—雷维吾模型是以经理人员的期望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来确定最优控制权结构，而斯达尔兹模型则是以投资者的期望收益最大化为目标来确定最优控制权结构[4]。

3、阿洪—博尔顿模型

上述两个模型虽然都探讨了资本结构选择与公司控制权安排之间的关系，但是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公司控制权的不同安排实际上是不同的契约安排。因此，在研究资本结构选择与公司控制权安排之间的关系时，要考虑公司控制权的契约本质。

阿洪—博尔顿模型朝这方面迈进了一步。阿洪—博尔顿模型运用不完全合同理论，对经理人员(只有技术而没有资金)与投资者(只有资金而没有技术)之间的最优控制权安排进行了研究。该模型假设某公司可以获得一种可证实的并可在合同中明确规定的货币收益y，但经理人员可以获得一种不可证实的且又不可转移的私人收益t，从而导致单纯追求货币收益的投资者与同时追求货币和私人收益的经理人员之间的利益冲突。为了抑制这种利益冲突，实现总收益(y+t)最大化，

最优的控制权结构应该是：如果货币收益(或经理人员的私人收益)与总收益之间是单调递增关系，那么投资者(或经理人员)单边控制便可以实现社会最优效率；如果货币收益或私人收益与总收益之间不存在单调递增关系，那么控制权相机转移将是最优的，即经理人员在公司经营状态好时获得控制权，反之投资者获得控制权。其中：“控制权相机转移”的思想是该模型的核心，它关注到了破产机制在债务契约中的作用[5]。

4、哈特模型

阿洪—博尔顿模型虽然抓住了控制权最优安排的关键方面—“控制权相机转移”．但是这种控制权的转移是随机的，或者是以一种可证实的状态(如收入、利润水平等)的现实为条件，而不是以无力偿还债务本息为条件。哈特模型不仅吸收了阿洪—博尔顿模型的“控制权相机转移”这一创建性思想，而且还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阿洪—博尔顿模型。

哈特模型在契约不完全的条件下，引入“公司持续经营与公司被清算”的矛盾，研究了最优融资契约和相应的最优控制权结构，并得出了三个重要结论：一是如果融资方式是发行带有投票权的普通股，则股东掌握控制权；二是如果融资方式是发行不带有投票权的优先股，则经理人员掌握控制权；三是如果融资方式是发行债券和银行借款，则控制权仍由经理人员掌握，但前提是按期偿还债务本息，否则(即出现了破产)，控制权就转移到债权人手中。此外，该模型还注意到了短期债务具有控制经理人员道德风险的作用，而长期债务(或股权)具有支持公司扩张的作用，因此认为最优资本结构要在这两者之间加以权衡[6]（P322—370）。

5、拉里夫曼模型

上述几种模型基本上都是研究两种基本的融资工具(债券/股票)对公司控制权安排的影响，而未解释各种融资工具的具体形式(如可转换债券、股票优先认购权债券等)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拉里夫曼模型在这方面进行了探讨。

拉里夫曼模型通过对可转换债券混合所有权与标准债务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在发行可转换债券的情况下，创业资本家在有关控制权转移方面进行重新谈判不可能成功时，有最优激励去提高努力水平，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加他的支付，而且可以提高他可转换权行使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设计一个适当的可转换债券可使企业家在混合所有权下更加努力和选择正确行为。所以，在资本市场多变的经济环境中，选择可转换债券等具有期权性质的公司债券对于有效安排公司控制权，改善委托代理关系有着较大的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经济学家和财务理论专家不仅提出了上述理论模型，而且还使用大量经验数据实证了这些理论模型。

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的评析

虽然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发展的时间不长，但它对推动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和控制权理论的发展和应用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主要表现在[7]：

1、深化了对资本结构本质属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