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中国技击与外国技击

武术中国技击与外国技击(1)中国技击与外国技击中华武术生长于中华。

但国外历史上也有其技术体系和操作特征均不同于中国的个人技击技术(古罗马的“角斗”就跟我们先秦的“斗剑”性质颇为一致，尚未完全转换为现代“竞技运动”;他们操作时确实是以性命相搏，然而其身份却是奴隶主用以满足观赏需要的“活工具”，完全不同于现代“竞技运动员”。

为了生存他们更重视攻击，由此区别于自由个人用以强身健体和防身护体的个人技击术)，然而这些个性化暴力性技术后来却逐步被淘汰，或在新的条件下变质演变为一种规范化的非暴力纯竞技运动项目(例如拳击、击剑等)。

中国的技击技术为什么没有完全和彻底地走上这条规范化和竞技化的道路呢?这恐怕是由中国的生产条件、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历史进程和国际格局、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不论中外所有应对肢体冲突的技击技术都有“踢摔拿、攻守进退”的作战形式和“保护自己、消灭敌人”的操作目的，都要服从共同的人体结构和生物力学运行规律，然而却受到不同的主体操作目标、不同的社会生活条件、不同的人际交往关系、不同的操作工具、不同的体型体质和不同的气质性格、不同的文化传统之明显制约，于是也就有了很不一样的风格表现和相应发展走向。

从技术依据上说，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吃五谷杂粮长大、身材瘦小并且手拿农具型轻武器和站在地上的农业民族，在应对肢体冲突那拳打脚踢时，就不可能跟吃牛羊肉长大、身高体壮并持重型武器和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完全一样的。

这就像战争时由于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的不同，中国人的打法跟美国人不同，共产党的打法跟国民党不同，毛泽东的打法跟李德不同;还有诸如看病时中医不同于西医、画画时国画不同于油画、写字时毛笔书法不同于硬笔美术字、表演时中国戏曲不同于外国话剧、电影等等一样。

把这样一些类型相同但操作不一的东西混为一谈，并且用同一标准去对待他们，恐怕是缺乏说服力的。

形式上的公平并不等于事实上的公平。

技击上的总体倾向是“强则攻、弱则守”。

西方式技击当然也有自身的智慧和技巧，然而其抢先进攻、持强凌弱的“勇者战略”技击取向，尽管完全符合动物界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但却并不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由此到了一个工业化的“法制社会”中，也就必须易性转型为技能自我展示的竞技运动;而中国式有理有节、以弱对强、维权自保的“弱者战略”技击走势，却体现了人类应对客体的生命的智慧，一万年后恐怕仍然还有自己的存在理由。

外国(2)中国技击特点中国特有的武术技击出发点是“弱者战略”，强调的是“技巧的博弈”而不是“力量的竞争”;讲究功夫、劲路、态势、时机的利用(这是中国哲学对开放环境下多个方面相互作用的人我关系模糊把握，强调有机整体的基本状态、关系和功能)，而不突出力量、速度、时间、距离的比较(它可以通过一定条件约束像物理实验那样对自我某个方面状态进行科学化的精确量度，表现构成要素的作用)。

其要并不在好勇斗狠、持力逞强的“抢先进攻、出手见红、竞争当仁不让”，而在于内外兼修、用智使巧的“先让一步、有理有利有节、牵动四两拨千斤”。

当然，任何技巧都要以一定力量为依托(所以武术特别讲究受主体意识主导和控制那“身心合一”的“内劲”)，而力量也要通过技巧来发挥(由此也被称之为体现个性的“武艺”)，但是操作上强调和突出哪个方面却仍然是不容混淆的。

所谓“止戈为武、至武为文”，尽管中华技击仍然是种暴力手段，然而其基本精神却是泛和谐的“和平主义”，而不是强加于人的“侵略主义”，特别不屑于血淋淋的暴力宣泄。

尽管任何技击都具有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那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特征，但中国武术的核心观念却只是“防身护体”而不是什么“夺魁争霸”。

武术本根并不是理想状态中“公平竞争”的优胜劣败，而是不均衡对抗中“生死博弈”的自我保护。

其方法论特征并不是给定条件下的极限发挥，而是紧急避险中的穷变易通。

它并不执着于匹夫之勇和一时成败，其所真正关注的东西也不是“用形式上的平等去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信口开河地妄谈什么“绝对性、必然性和普适性”那“别无选择”遵循;而是从不平等和不均衡的事实出发去研究自身应对变化的随机就势、扬长避短、借力打力，依托于各种可供利用的条件(而不是严守“给出一定条件和范围”的“公共游戏规则”)，着眼于“相对性、偶然性和可能性”的实际应用或问题转换，突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之特长发挥;训练时讲究“养而不耗”的养练结合，应用时强调“活而不死”的虚实变换，对敌手讲究“示形造势”的出奇不意，对自己则强调留有余地和蓄而后发;始终注意“能承受”和“可持续”的韧性战略持久战。

其落脚点不是公开叫卖而是自我保护。

在这里，实验室式的条件约束和精确计算无法取化中，体能和技术并不是惟一决定胜负的因素。

所以武术便从人们力量不均衡和条件不一致的客观事实出发，综合考虑不同层面的相关因素，致力于不同方面的扬长避短，并不执着“一战定输赢”那“一时一事的成败得失”，而是着眼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那“卧薪尝胆”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由此，其技术特征也大多数(不是全部)是“稳字当头、随机就势、借力打力、后发制人”，大都主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这明显属于弱势群体中单个的人在力量不对称的情况下应对环境、抗暴维权的防身自保之术，而不是强势集团持强凌弱、仗势欺人的进攻抢掠手段。

严酷的生存条件和尊重生命的价值取向，使中国人在肢体碰撞时首先也总是要考虑自身那“稳字当头、安全第一”的。

孔子曰“志于道、游于艺”。

尽管武术技击在现实的层面只是一种操作性的“技”和“术”，仅是日用百工“诸艺”中的一种;然而却可以“以技入道”和“以术载道”进入精神的层面，由此强调“以身载道”和“身体力行”的“游心遂志”。

其一些方面并不像西方式文化霸权“唯科学主义”那样霸道，而倒是颇为类似于西方“后现代主义”解构“形而上学”的“身体哲学”，颇有那么一点“反本质主义”和“去中心化”的味道。

所谓“大道至简”，中华武术的魅力其实并不在它博大精深、复杂多变的技术操作体系，更不在那自吹自擂和令人眩目的“神奇功力”，而是在它背后所隐藏那简约和直接的生命文化内涵。

笔者并不相信传说中武术技击那些超常的“神功异能”(亦即所谓“特异功能”。

笔者从来都不认同近二十多年来盛行的那些诸如“特异功能”一类的伪科学潮流，以及相应的那些借题发挥之说;至于一些异于常态的客观特异现象，则持一种承认、研究和分析的态度)，但对武术技击背后应对人我关系那“以小制大、以弱对强”的生命智慧和“避开锋芒、随机就势、见空即入、借力打力”的力学技巧，却无法不给予高度推崇。

由“博力使蛮”转为“用智使巧”，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人类开始超越动物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野蛮逐步走向文明。

武术技击确有其所谓“尽善尽美”的“乌托邦”式艺术性追求方面，然而其对社会实际生活中“不均衡博弈”的前提就较少“酒神式”的那些“沉醉”和“迷狂”。

这是从人的有限存在出发去争取理想的“实用理性”，而不是从理想出发而止于人的有限存在的主体设计。

(3)中华技击的文化基础有道是“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指导中华武术技击的中国文化是种“内外一体”、“天人合一”的生命文化;它从自己的身体(生命的载体)出发由近及远层层类推，强调生命(人的活动出发点)、生活(生命活动的社会化展开)、生态(生命活动的环境前提)三大系统相互关系的历史运行，着眼于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协调利用;其“养生”观念确实是以人的个体生命自我保全为基础，然而却并不执着于自身“臭皮囊”的肉身不坏，而更着眼于自己整个种群的发展，包含某种“轻生重诺”追求“死而不亡”的价值倾向。

人是群居的“社会性动物”，所以中华技击所突出的考虑也就并不是操作个体一厢情愿那单向度的主观性力量和技术，而是敌我双方客观的关系态势和所处背景提供的可能性特征。

所谓敌我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实践过程的主客体关系;它那外圆内方、灵活善变、圆转自如、连绵不断、势势相承的招式和劲力，表示要在应对敌手变化当中不断地去弥补原有动作的某些缺陷和不足，努力在应对过程中逐步地完善自我，“顺人而不失己”、“外化而内不化”地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中华技击文化的基本精神，讲究生存竞争中生生不已的灵活应对、圆转自保，把自我融合在整个大化流行当中，特别反对好勇斗狠、使气逞强、弱肉强食、欺男霸女，十分强调救亡图存、自强不息、整合资源、优化生命。

这种着眼于反抗压迫、维权自卫、应对周全、打斗活命的生存方式，或许可以被批评为保守有余、开拓不足、不能与时俱进、缺乏进取的当代竞争精神等等，然而却绝对不能说它是缺乏智慧技巧，是脱离生活的教条和没有自知之明。

有道是“行住坐卧、不离这个”，中华武术极为讲究处处不离“伦常日用”(即融合在生产和生活当中，而不是处于生产和生活之外):它一方面“以练保战”而不是“练而为看”(即训练目的是提高自身技击应变水平和保全能力，而不是提高表演水平或竞技能力)，但这“战”却只是维权自保的方式(功利目的手段化)而不是欺负别人当是农业社会中“草根”的生存战略;在顽石重压的严酷环境下，只要获得一定的温度和水分，便可以沿着石头的缝隙曲折地冒出头来。

它尽管“没有树高、没有花香”，但却可以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就其身体技术本身而言，所谓“阴阳相济”的对立统一;西方个体本位前提必须要有社会规范予以整合，但中国群体本位基础则要求个性发挥给以补充。

西方竞技培训更多的是一种身体技能的外部灌输，而中国技击训练更多的却是内部潜能的自我修炼;由此西方技术往往是人人能做的规范技术，可中国技能却往往是神仙难为的大师技能。

在训练问题上，中华武术突出“内外兼修、养练结合”的节能善用，不但注意调动全身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而且还要把身体能量的储备和效用结合起来，追求可持续的韧性生命;在应用问题上，则强调“虚实变换、以柔克刚”的以巧破千斤，并不执著于单个“力”的绝对值而着眼于多种“力”相互作用所做出的“功”，操作上讲究以小制大和以弱对强。

“基于“天人合一”一气流行的信念，中国人讲究内外一体的操作圆融，不似西方人那样强调主客对立;由此其内部身体潜能自我发挥又跟外部随机就势、借力打力联系在一起，舍己从人与特立独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对技艺的把握并不仅是对象化的技能和技巧，而更多的是主体性的功夫和境界。

由此凸显“大化流行”中人之“性”(社会性的价值意义)与“命”(生命体的存活质量)的自然契合。

就认知方法论来说，武术操作讲究“象形取意”、“以类相推”，这当然免不了主观比附和美学想象成分，有的地方甚至还保留有一些诸如“交感巫术”、“模拟思维”等原始因素，具有对现实生活那自我生命体验的意象型符号描述，用以表达自己对身体上力量配置变换和相应的生理、物理运行机制，以及对作为背景的整个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符号化理解;其功能有点类似近代西方科学借用英文字母(或希腊字母和罗马数字)组合标示数理化规律的抽象“方程”、“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