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中国技击与外国技击

武术中国技击与外国技击
(1)中国技击与外国技击
中华武术生长于中华。

但国外历史上也有其技术体系和操作特征均不同于中国的个人技击技术(古罗马的“角斗”就跟我们先秦的“斗剑”性质颇为一致，尚未完全转换为现代“竞技运动”;他们操作时确实是以性命相搏，然而其身份却是奴隶主用以满足观赏需要的“活工具”，完全不同于现代“竞技运动员”。

为了生存他们更重视攻击，由此区别于自由个人用以强身健体和防身护体的个人技击术)，然而这些个性化暴力性技术后来却逐步被淘汰，或在新的条件下变质演变为一种规范化的非暴力纯竞技运动项目(例如拳击、击剑等)。

中国的技击技术为什么没有完全和彻底地走上这条规范化和竞技化的道路呢?这恐怕是由中国的生产条件、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历史进程和国际格局、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不论中外所有应对肢体冲突的技击技术都有“踢摔拿、攻守进退”的作战形式和“保护自己、消灭敌人”的操作目的，都要服从共同的人体结构和生物力学运行规律，然而却受到不同的主体操作目标、不同的社会生活条件、不同的人际交往关系、不同的操作工具、不同的体型体质和不同的气质性格、不同的文化传统之明显制约，于是也就有了很不一样的风格表现和相应发展走向。

从技术依据上说，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吃五谷杂粮长大、身材瘦小并且手拿农具型轻武器和站在地上的农业民族，在应对肢体冲突那拳打脚踢时，就不可能跟吃牛羊肉长大、身高体壮并持重型武器和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完全一样的。

这就像战争时由于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的不同，中国人的打法跟美国人不同，共产党的打法跟国民党不同，毛泽东的打法跟李德不同;还有诸如看病时中医不同于西医、画画时国画不同于油画、写字时毛笔书法不同于硬笔美术字、表演时中国戏曲不同于外国话剧、电影等等一样。

把这样一些类型相同但操作不一的东西
混为一谈，并且用同一标准去对待他们，恐怕是缺乏说服力的。

形式上的公平并不等于事实上的公平。

技击上的总体倾向是“强则攻、弱则守”。

西方式技击当然也有自身的智慧和技巧，然而其抢先进攻、持强凌弱的“勇者战略”技击取向，尽管完全符合动物界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但却并不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由此到了一个工业化的“法制社会”中，也就必须易性转型为技能自我展示的竞技运动;而中国式有理有节、以弱对强、维权自保的“弱者战略”技击走势，却体现了人类应对客体的生命的智慧，一万年后恐怕仍然还有自己的存在理由。

外国
(2)中国技击特点
中国特有的武术技击出发点是“弱者战略”，强调的是“技巧的博弈”而不是“力量的竞争”;讲究功夫、劲路、态势、时机的利用(这是中国哲学对开放环境下多个方面相互作用的人我关系模糊把握，强调有机整体的基本状态、关系和功能)，而不突出力量、速度、时间、距离的比较(它可以通过一定条件约束像物理实验那样对自我某个方面状态进行科学化的精确量度，表现构成要素的作用)。

其要并不在好勇斗狠、持力逞强的“抢先进攻、出手见红、竞争当仁不让”，而在于内外兼修、用智使巧的“先让一步、有理有利有节、牵动四两拨千斤”。

当然，任何技巧都要以一定力量为依托(所以武术特别讲究受主体意识主导和控制那“身心合一”的“内劲”)，而力量也要通过技巧来发挥(由此也被称之为体现个性的“武艺”)，但是操作上强调和突出哪个方面却仍然是不容混淆的。

所谓“止戈为武、至武为文”，尽管中华技击仍然是种暴力手段，然而其基本精神却是泛和谐的“和平主义”，而不是强加于人的“侵略主义”，特别不屑于血淋淋的暴力宣泄。

尽管任何技击都具有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那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特征，但中国武术的核心观念却只是“防身护体”而不是什么“夺魁争霸”。

武术本根并不是理想状态中“公平竞争”的优胜劣败，而是不均衡对抗中“生死博弈”的自我保护。

其方法论特征并不是给定条件下的极限发挥，而是紧急
避险中的穷变易通。

它并不执着于匹夫之勇和一时成败，其所真正关注的东西也不是“用形式上的平等去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信口开河地妄谈什么“绝对性、必然性和普适性”那“别无选择”遵循;而是从不平等和不均衡的事实出发去研究自身应对变化的随机就势、扬长避短、借力打力，依托于各种可供利用的条件(而不是严守“给出一定条件和范围”的“公共游戏规则”)，着眼于“相对性、偶然性和可能性”的实际应用或问题转换，突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之特长发挥;训练时讲究“养而不耗”的养练结合，应用时强调“活而不死”的虚实变换，对敌手讲究“示形造势”的出奇不意，对自己则强调留有余地和蓄而后发;始终注意“能承受”和“可持续”的韧性战略持久战。

其落脚点不是公开叫卖而是自我保护。

在这里，实验室式的条件约束和精确计算无法取化中，体能和技术并不是惟一决定胜负的因素。

所以武术便从人们力量不均衡和条件不一致的客观事实出发，综合考虑不同层面的相关因素，致力于不同方面的扬长避短，并不执着“一战定输赢”那“一时一事的成败得失”，而是着眼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那“卧薪尝胆”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由此，其技术特征也大多数(不是全部)是“稳字当头、随机就势、借力打力、后发制人”，大都主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这明显属于弱势群体中单个的人在力量不对称的情况下应对环境、抗暴维权的防身自保之术，而不是强势集团持强凌弱、仗势欺人的进攻抢掠手段。

严酷的生存条件和尊重生命的价值取向，使中国人在肢体碰撞时首先也总是要考虑自身那“稳字当头、安全第一”的。

孔子曰“志于道、游于艺”。

尽管武术技击在现实的层面只是一种操作性的“技”和“术”，仅是日用百工“诸艺”中的一种;然而却可以“以技入道”和“以术载道”进入精神的层面，由此强调“以身载道”和“身体力行”的“游心遂志”。

其一些方面并不像西方式文化霸权“唯科学主义”那样霸道，而倒是颇为类似于西方“后现代主义”解构“形而上学”的“身体哲学”，颇有那么一点“反本
质主义”和“去中心化”的味道。

所谓“大道至简”，中华武术的魅力其实并不在它博大精深、复杂多变的技术操作体系，更不在那自吹自擂和令人眩目的“神奇功力”，而是在它背后所隐藏那简约和直接的生命文化内涵。

笔者并不相信传说中武术技击那些超常的“神功异能”(亦即所谓“特异功能”。

笔者从来都不认同近二十多年来盛行的那些诸如“特异功能”一类的伪科学潮流，以及相应的那些借题发挥之说;至于一些异于常态的客观特异现象，则持一种承认、研究和分析的态度)，但对武术技击背后应对人我关系那“以小制大、以弱对强”的生命智慧和“避开锋芒、随机就势、见空即入、借力打力”的力学技巧，却无法不给予高度推崇。

由“博力使蛮”转为“用智使巧”，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人类开始超越动物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野蛮逐步走向文明。

武术技击确有其所谓“尽善尽美”的“乌托邦”式艺术性追求方面，然而其对社会实际生活中“不均衡博弈”的前提就较少“酒神式”的那些“沉醉”和“迷狂”。

这是从人的有限存在出发去争取理想的“实用理性”，而不是从理想出发而止于人的有限存在的主体设计。

(3)中华技击的文化基础
有道是“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指导中华武术技击的中国文化是种“内外一体”、“天人合一”的生命文化;它从自己的身体(生命的载体)出发由近及远层层类推，强调生命(人的活动出发点)、生活(生命活动的社会化展开)、生态(生命活动的环境前提)三大系统相互关系的历史运行，着眼于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协调利用;其“养生”观念确实是以人的个体生命自我保全为基础，然而却并不执着于自身“臭皮囊”的肉身不坏，而更着眼于自己整个种群的发展，包含某种“轻生重诺”追求“死而不亡”的价值倾向。

人是群居的“社会性动物”，所以中华技击所突出的考虑也就并不是操作个体一厢情愿那单向度的主观性力量和技术，而是敌我双方客观的关系态势和所处背景提供的可能性特征。

所谓敌我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实践过程的主客体关系;它那外圆内方、灵活善变、圆转自如、连绵不
断、势势相承的招式和劲力，表示要在应对敌手变化当中不断地去弥补原有动作的某些缺陷和不足，努力在应对过程中逐步地完善自我，“顺人而不失己”、“外化而内不化”地把原则性和灵
活性结合起来。

中华技击文化的基本精神，讲究生存竞争中生生不已的灵活应对、圆转自保，把自我融合在整个大化流行当中，特别反对好勇斗狠、使气逞强、弱肉强食、欺男霸女，十分强调救亡图存、自强不息、整合资源、优化生命。

这种着眼于反抗压迫、维权自卫、应对周全、打斗活命的生存方式，或许可以被批评为保守有余、开拓不足、不能与时俱进、缺乏进取的当代竞争精神等等，然而却绝对不能说它是缺乏智慧技巧，是脱离生活的教条和没有自知之明。

有道是“行住坐卧、不离这个”，中华武术极为讲究处处不离“伦常日用”(即融合在生产和生活当中，而不是处于生产和生活之外):它一方面“以练保战”而不是“练而为看”(即训练目的是提高自身技击应变水平和保全能力，而不是提高表演水平或竞技能力)，但这“战”却只是维权自保的方式(功利目的手段化)而不是欺负别人当是农业社会中“草根”的生存战略;在顽石重压的严酷环境下，只要获得一定的温度和水分，便可以沿着石头的缝隙曲折地冒出头来。

它尽管“没有树高、没有花香”，但却可以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就其身体技术本身而言，所谓“阴阳相济”的对立统一;西方个体本位前提必须要有社会规范予以整合，但中国群体本位基础则要求个性发挥给以补充。

西方竞技培训更多的是一种身体技能的外部灌输，而中国技击训练更多的却是内部潜能的自我修炼;由此西方技术往往是人人能做的规范技术，可中国技能却往往是神仙难为的大师技能。

在训练问题上，中华武术突出“内外兼修、养练结合”的节能善用，不但注意调动全身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而且还要把身体能量的储备和效用结合起来，追求可持续的韧性生命;在应用问题上，则强调“虚实变换、以柔克刚”
的以巧破千斤，并不执著于单个“力”的绝对值而着眼于多种“力”相互作用所做出的“功”，操作上讲究以小制大和以弱对强。

“基于“天人合一”一气流行的信念，中国人讲究内外一体的操作圆融，不似西方人那样强调主客对立;由此其内部身体潜能自我发挥又跟外部随机就势、借力打力联系在一起，舍己从人与特立独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对技艺的把握并不仅是对象化的技能和技巧，而更多的是主体性的功夫和境界。

由此凸显“大化流行”中人之“性”(社会性的价值意义)与“命”(生命体的存活质量)的自然契合。

就认知方法论来说，武术操作讲究“象形取意”、“以类相推”，这当然免不了主观比附和美学想象成分，有的地方甚至还保留有一些诸如“交感巫术”、“模拟思维”等原始因素，具有对现实生活那自我生命体验的意象型符号描述，用以表达自己对身体上力量配置变换和相应的生理、物理运行机制，以及对作为背景的整个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符号化理解;其功能有点类似近代西方科学借用英文字母(或希腊字母和罗马数字)组合标示数理化规律的抽象“方程”、“公式”。

至于所谓“用意不用力”的“跟空气作战”和“与自己肌肉较劲”，其实质也不外是协调身心、整合自身的一种自我意识。

当然，这里的一切把握都是模糊的“意像”，操作时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某些象征性的启示，但却不必过于执着和拘泥其中某些具体的说法。

不符合西方式“科学分析”，并不等于不符合中国人的生存经验。

它方法上关于“精、气、神”天人全息对应那整体和过程的感悟，还有所谓“意到、气到、劲到”的自我力量操控技巧和感受，在理论上确实有其不够精确的笼统方面;但跟西方式关于力量速度那局部和瞬时的单向度构成分析学说比较起来，恐怕仍然也是各有千秋。

人的认知能力和信息渠道总是有限的，由此无法归纳概括出一个普遍性的“共相”并据此进行逻辑推演。

中国式的认知方法是从自己的身体操作出发，利用阴阳的属性分类、八卦的方位把握、五行的关系判断，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
诸物、近取诸身、就象取譬、以类相推。

这种多层面的系统性认知背后所包含的生命智慧，并不是时人理解那“先哲圣贤”宣示教诲的衍生，而是整个民族世世代代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内化。

它虽然有着身心合一、人我合一、情景合一、天人合一等“泛和谐”诉求，但却完全没有时下某些传媒所宣扬的那种攀附权贵的调和、妥协、顺从、圆滑、虚伪、作秀倾向。

笔者以为，“和谐”是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斗争的前提，诉求则源于稀
缺而不是满足;作为一种应对环境的技击技术，武术也就必须要从身心、人我、环境等多方面的现实不平衡中寻找自我新的平衡我们知道:诉求的前提是稀缺而不是满足，由此“构建”的基本含义则不外是要改变原有的平衡而建立新的平衡。

时下的“构建和谐”恰好是以现实的不和谐为前提的;社会生活中回避矛盾并不等于解决现实问题，客观存在的非法制社会暴力和身体冲突也无法掩盖和美化，而技击原理更不只讲个人肢体的直接对抗。

所谓技击与养生的内在统一，建立在“生命之道需要生存之术加以维系”这个基本事实上面，并跟古代那“合内外”的“身心性命之学”联系在一起。

由此现代社会仍然给身心合一、人我一如和天人合一的武术技击提供了相当广阔的活动空间;特别是在当今工业文明面临全球问题和陷入人类困境以及国内利益分化造成社会问题的时候，中国农业文明所包含那生生不已的生态连续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多样意蕴，可以给人以极大启发和参照。

(三)、武术发展相关问题和背景的讨论
笔者老朽，观念陈旧、方法古板、墨守成规、不识时务、不懂变通，既没有领导者的高瞻远瞩，也缺乏业内人士的职业素养，而且一生并没有得过任何竞赛“金牌”;由此确实无力说清武术发展的所有相关因素和基本方向，更无法提出一个较为完整和可操作的武术发展纲要。

由于功底薄弱和思想混乱，这里只能就个人管见所及，东拉西扯和语无伦次地谈点“圈外人”那不成体统的认识和感想。

1、当代武术发展的社会背景
就语言分析来说，“武术发展”并不是“发展武术”。

“武术发展”是“主谓结构”词组的“陈述句”，其行为主体是武术自身，发展则是描述这个主体的存在状态的“形动词”，其内涵为内向的技术完善和外向的功能泛化相统一的基本属性自我扩充;这是个多种力量参与的技术性社会演化的自然历史过程，并不以任何个体或群体的意志为转移，其要在于“解构”各种异己目的而“复归”自身的“本根”或“本真”(亦即“自我实现”)。

但“发展武术”却是“动宾结构”的“祈使句”，其主体却是武术之外被隐藏起来的特定利益“操作集团”，发展则是表示这些操作主体对武术功能“各取所需”的功利性操作行为的“及物动词”，而武术只是其作为操作的工具性对象，内涵则是实现作为操作主体的利益集团那些外在于武术技术之异己目的。

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和衰亡过程，问题在于这个事物所依托的存在理由和价值走向。

凡是离开客观事物自身本质规定(“本真”)而只讲操作主体诉求的所谓“继承和发展”，恐怕都会事与愿违。

中国文化当然要在跟世界交往中与扩大点说，中华武术与中国的舞蹈、杂技、戏曲以及民俗活动等等都属于中国的“人体文化”，它反映了中国人历史形成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活动类型;正是这个东西使它明显地区别于外国的身体训练技术和个人表现技巧，在当代社会中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文化魅力。

然而目前这些东西却在“继承和发展”的口号下日益异化变质，形式跟内容竟然变成了完全背离的“两张皮”(这状况有点类似中医，我们的中医时下也是在“中西结合”和“中医现代化”的口号下，日渐背离原有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从而走向名存实亡)，这恐怕就不是那个所谓“不争论”大政策所能真正解决得了的。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趋势所象征的整个中国文化到底要走到哪里和能走到哪里呢,
有道是“小子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包括武术现象和武术活动在内的任何文化，都只能在一定的经济(主要是基于一定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而不单纯是
表现为GDP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主要是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基本格局的“国体”，而不单纯是统治者职能分化那治理模式的“政体”)环境上面展开。

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由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活动和文化符号的中华武术发展，也就并不能单纯地归纳为只是一个技术演进或形态变
迁的问题。

在这个多元文化既冲突又杂交的时代，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个性，以健全的心态面对新世纪的挑战，业已成为当代中国人无法回避的一个课题，而怎样对待民族文化传统则是这个课题的核心部分。

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整个世界文化正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权力之争，同时也正在经历一个不断加速的文化杂交过程。

一方面，我们必须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殖民和渗透下维护民族利益和保持民族个性，另一方面，又必须反思传统、走出当下和面向未来。

所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反思，都是建立在对这种文化真实内涵的确切了解和把握基础上的。

在这里，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套路和拳击式对抗型的散打这样两个分支);这就像不用“八纲辨证”调理阴阳而用仪器识病后再去开出中药验方，不用水墨浓淡散点透视而用油画色彩焦点透视去表现传统国画，不用毛笔笔法变化而用硬笔美术字框架去刻画中国书法，不用传统腔调程式的唱念做打而用摇滚歌星的大声喊叫和肢体扭动去表演中国戏曲，不用手工制作而用机器去大批量复制手工艺品。

正所谓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这时尽管牌子仍然依旧或者形态相似，但神韵却完全没有了。

打比方说，马跟驴杂交后生出来那非驴非马的骡子，固然也有自己的存在理由(“存在就是合理”，骡子具有吃苦耐劳特征而为人们喜爱)，但事实上却丧失了自己的生育能力，由此便也就无所谓什么“继承和发展”了。

这里还涉及人们所说的“文化安全”问题。

我们知道，“文化无先后，文明有高低”:文化的特征在于其丰富和复杂的多样性而不是话语霸权那不容分说的单一性，其判别式在于客观的适应性而不是主观的先进性;而文明则由于设定了价值目标，可以根据现状与目标的关系讨论其先进落后。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民族
独立(而不是外资依赖)是文化交流的前提;瓦解自己原有那比较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和门类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让整个经济结构走向轻型化、单一化、分散化和依赖化，由此把它变成世界最庞大的装配加工车间、最庞大的垃圾堆填场和最廉价的雇佣劳动力市场，“只问所在不论所有”由此让外资“把利润拿走、把GDP留给所在国”;这在文化上也就很难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表现自己的个性，只好跑到外国搞“消气外交”，或者努力进入联合国去投“弃权”票。

所谓“弱国无外交”，国际格局中的边缘位置、产业链条中的低端处境、世界市场中的不平等交换以及文化霸权话语中的失语状态，使我们所“自我扬弃”，只能让其对立面壮大起来把自己颠覆。

然而传统农业文明那保守的节约和循环观念，其背后却有着关于“天时、地利、人和”、“生命、生活、生态”以及“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等多个层面交互作用的系统整体“生态意蕴”，还有相应那操作者内在的“精、气”、表现的“形、神”和功能的“体、用”之总体操控配置，由此或者可以给未来全新的“生态文明”提供某种历史参照，并且在“涅槃再生”以后可以给人以某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

这就是当今我们民族“文化传统”发展的国际关系大背景。

2、不同操作主体的不同道路分化
至于具体到国内文化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则还涉及这种文化那历史形成的本性、所处国内社会历史环境提供的客观条件，还有主事者的价值取向和操作目标这样三个方面的相互关系。

在这里，事物本性、社会客观条件等等，都是不依主事者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历史性客观存在;而沟通二者所采用的社会运行方式，则要依赖于利益分化下不同主事者的价值取向和操作目标，取决于这些不同取向、目标的相互关系和力量对比。

如前所述，包括“武术发展”和“发展武术”在内的“武术历史演化”都属于“社会事件”，它所反映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武术“技术体系”问题，因而远不是武术界自身所能解决的。

由于社会利益和职能的分化，不同利益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