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白居易在总结我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新乐府运动的形成和开展，白居易先进的诗论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他的《与元九书》，便是一篇最全面、最系统、最有力的宣传现实主义、批判形式主义的宣言。

首先，他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

他响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所谓“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也就是他在《新乐府序》中说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针对当时的社会特征，他特别强调“为民”，认为诗歌应该反映人民疾苦：“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将诗歌和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这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

其次，白居易还认识到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他指出要写作为政治服务的诗就必须关心政治，主动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泉源。《秦中吟序》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与元九书》也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便是这一理论的实践。

第三，他阐发了诗歌的特性，并结合这种特性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

他以果木成长过程为喻，形象地、系统地提出了诗的四要素。“情”和“义”是内容，“言”和“声”是形式，其中尤以“实义”为最重要。“义”即《诗经》的“六义”，主要是指那种“美刺”精神。“实义”即以义为果实，也就是要“经之以六义”，使诗具有美刺的内容。因为只有这样的诗才能感人至深，并感人为善，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效果。所以说“莫深乎义”。白居易强调诗歌应为政治服务，也正因有见于诗歌的巨大感染力。

第四，为了充分地发挥诗的功用，更好地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白居易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

他“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而力求做到语言的通俗平易，音节的和谐婉转。这对于“雕章镂句”的时代风尚以及“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传统诗教都是一个革新。

白居易的感伤诗——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一，《长恨歌》：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1,诗的主题思想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

⑴诗的前半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

劈头第一句就用“汉皇重色思倾国”喝起，接着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讽意是极明显的。从全诗来看，前半是长恨之因。

⑵诗的后半，作者用充满着同情的笔触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从而使诗的主题思想由批判转为对他们紧贞专一的爱情的歌颂，是长恨的正文。

但在歌颂和同情中仍暗含讽意，如诗的结尾两句，便暗示了正是明皇自己的重色轻国造成了这个无可挽回的终身恨事。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诗的客观效果是同情远远地超过了讽刺，读者往往深爱其“风情”，而忘记了“戒鉴”。这不仅因为作者对明皇的看法存在着矛盾，而且和作者在刻画明皇相思之情上着力更多也很有关系。

2，《长恨歌》的艺术成就

⑴前半写实，后半则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

没有丰富的想象和虚构，便不可能有“归来池苑皆依旧”一段传神写照，特别是海上仙山的奇境。虚构中仍有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人物形象生动，使人不觉得是虚构。

⑵语言和声调的优美，

⑶抒情写景和叙事的融合无间。

二，《琵琶行》

1，主题：琵琶女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反映了当时妓女共同的悲惨命运。

一种对被压迫的妇女的同情和尊重，使诗人把琵琶女的命运和自己的身世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艺术特点

⑴叙述的层次分明，前后映带，

⑵描写的细致生动，

⑶比喻的新颖精妙

如形容琵琶一段，使飘忽易逝的声音至今犹如在读者耳际

⑷景物烘托的浑融，

如用“惟见江心秋月白”来描写听者的如梦初醒的意态，从而烘托出琵琶的妙绝入神。

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点

白居易的讽谕诗，是和他的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负一致的，同时也是他的现实主义诗论的实践。如《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丰富的现实内容。

一，从“惟歌生民病”出发，

1，讽谕诗的第一个特点是广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极大的同情。

⑴这首先是对农民的关切。

如《观刈麦》中，他描写了“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劳动的农民，和由于“家田输税尽”不得不拾穗充饥的贫苦农妇，并对自己的不劳而食深感“自愧”。

⑵妇女的命运同样是悲惨的，对此，白居易也有多方面的反映，对于被迫断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宫女，尤为同情。

如《后宫词》：“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白居易不只是同情宫女，而且把宫女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认为“上则虚给衣食，有供亿糜费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请拣放后宫内人》)，要求宪宗尽量拣放。因此在《七德舞》中他歌颂了太宗的“怨女三千放出宫”。

2，讽谕诗的另一特点，就是对统治阶级的“荒乐”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各种弊政进行揭露。

⑴中唐的弊政之一，是不收实物而收现钱的“两税法”。这给农民带来极大的痛苦。

如《赠友》诗质问道：“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为了换取铜钱，农民只有“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结果是“岁暮衣食尽”、“憔悴畎亩间”。

⑵中唐的另一弊政，是名为购物“而实夺之”的“宫市”。

所谓宫市，就是由宫庭派出宦官去市物。这遭殃的虽只限于“辇毂之下”的长安地区的人民，问题似乎不大，但因为直接关涉到皇帝和宦官的利益，很少人敢过问，白居易这时却写出了《卖炭翁》，并标明：“苦宫市也!”

⑶中唐的弊政，还有“进奉”。

所谓进奉，就是地方官把额外榨取的财物美其名曰“羡余”，拿去讨好皇帝，谋求高官。白居易的《红线毯》，虽自言是“忧农桑之费”，其实也就是讽刺“进奉”的。

3，讽谕诗的第三个特点，是爱国主义思想。这又和中唐时代国境日蹙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

如《西凉伎》通过老兵的口发出这样的慨叹：自从天宝干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

这种情况原应激起边将们的忠愤，然而事实却是：“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

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