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小说解构思想及其价值

池莉小说解构思想及其价值探析摘要池莉的小说创作，用非主流的意识来判断现实，用非政治家的眼光来解读历史，用市民的心态来看待社会现象，在精英文化和世俗文化的碰撞中，以世俗取胜，抹平了庄严与随意、崇高与卑微的界限，消解了崇高，建构了市民生活的本真。

与许多女性作家相比，池莉的创作更逼近于生命的真实。

关键词：池莉解构市民化价值意义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池莉是当代文坛一位独具个性的作家，她对市民生活原生态的逼真再现，对平凡人生的个性言说，对主流意识和传统价值的消解与叛逆，充分体现了她独特的写作立场、叙事视角、精神追求及价值意义。

一池莉小说的解构思想及特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传统的社会意识发生着变化，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中心位置向边缘化发展，他们的理想和激情受挫，在文学创作上表现为对理想和道德的怀疑，转向为对个人生存空间的关怀，以“新写实”的方式，从对现实的抗争与超越到对现实的妥协与认同。

池莉小说中全部的泪水与欢笑、尖刻与温柔、激情与欲望、冷酷与热情，都包容在现实的日常生活当中，通过对经典话语的解构，从而建构真实的现实生活世界，使理想生活化，爱情世俗化，消解了被传统现实主义视为生命的美学宗旨——崇高，彻底地颠覆了经典文本中的爱情、理想等现代精神神话。

不论是从审美观念还是从叙事的话语方面，池莉小说创作都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经典文本进行了彻底的解构与颠覆。

采用非传统的精英视角，非浪漫的纯情视角，打碎复杂，换回简单，沉淀人生，追求生活的本真。

她的作品大都以撕裂生活、还原生活原生态的方式，叙述当代平凡人的真实生活场景。

二池莉小说对生活的解构池莉小说为了构建“本真”的生活原生态，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崇高”等经典话语进行了解构。

在她的作品中，没有了伟大的时代英雄形象，没有了气势恢弘的场面，没有了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没有了扭转乾坤、改变眼前一切的壮举，有的只是平平淡淡的市民生活场景，淡化了是非、美丑与罪恶的界限，消解崇高的精英文化，构建市民文化，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典型的崇高话语体系进行了彻底的解构。

小说切入生活的角度不是重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角色，或者某种精神品格和人格，而是一种生命的形态。

选择一种浓缩的而非深度的日常叙事方式，抛开了重大题材，重大的历史事件。

正是因为描写的是很小的琐事，是日常的生活流程，所以就最能够鲜活地反映小市民真正的生活状态，能够拉近与普通读者的距离，产生一种亲和感。

朱光潜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最讲实际、最从世俗方面考虑问题的民族。

池莉所选择的就是这种独特切入生活的角度和言说方式。

池莉的这种叙事手法就是“罗列琐碎的日常生活片段和细屑的感性体验，对平庸的世俗人生作不厌其详的现象描绘以图还原生活本相，传统现实主义中的典型化、纵深感为零散化、平面感所取代”。

推出池莉代表作《烦恼人生》的《上海文学》，其《编者的话》中讲道：“自《人到中年》以来，我们很久没有读到这一类坚持从普通公民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平凡且又显得琐碎的家庭生活、班组生活、社交生活中去发现‘问题’与‘诗意’的现实主义力作了”，这样就“使芸芸众生从中穿过，并在其全部现实存在的基础上重建想象的空间。

在这种空间里，芸芸众生的现存实相被再次创造，其效果的逼真是在现实秩序被打碎后又按照艺术的特定规律重新组合出来的”。

池莉作品在描写对象上非传统的表达，是对凡俗人生的关照。

她的小说中不存在那种“高、大、全”式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人物，主人公大多是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工农市民。

小说文本的主人公成了非英雄化、反理想主义的个体，解构了“崇高”与“悲壮”，将日常生活中的诗情画意与纯真理想和现实隔绝。

所谓改造社会、人人平等、世界大同等人生价值意义上的思考，以彼岸性、终极性为人生追求的古典英雄，都被世俗的口号“好好活着”所取代，解构了传统的典型。

《生活秀》中的来双扬是一个靠着卖鸭脖子为生的小市民，而《不谈爱情》中的吉玲是一个店员。

他们没有什么轰轰烈烈、惊天动地、感人肺腑的丰功伟业，也没有风花雪月、小桥流水的浪漫纯情，他们在市民生活中扮演着尴尬的角色，展现了市民文化的生活环境下的生存欲望。

选择非典型化的浓缩而平实的日常叙事方式，抛开重大事件和重大历史题材，以琐碎零星的小事贴近生活，真实鲜活地反映小市民生活的状态。

“他们并不缺乏改革意识和参政意识，只是平庸的外表和平庸的生活方式掩盖了这一切。

”知识分子是“崇高”的代言人和卫士，一向被公认为是社会生活的审视者和批判者，是先进思想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是改革的先驱和开路人，是社会的精英。

而在池莉这里，这些崇高的品质都被解构了，所描写的是知识分子的冷漠、软弱、酸腐、傲慢、不切实际，构建了热情、开朗、乐观的具有生存智慧的市民。

精英文化和世俗文化的碰撞，在池莉这里是后者取胜。

《生活秀》中的来双瑗，她热爱文学，有着美好理想，可是她在现实的生活中好像处处不合时宜，可笑而做作，但是她的姐姐来双扬，一个卖鸭颈为生的人，却精明，有手段，能够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地解决生活中的一切问题。

同情、怜悯，也赞美了世俗的日常生活，对理想、精英解构的同时，也建构了世俗文化中平民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

市民的这种原汁原味的油盐酱醋、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琐碎生活、生存状态，被看作是最本真的世俗人生，带着崇高的敬仰之情去建构，这就是池莉。

三池莉小说对爱情的解构爱情是人生最美好而圣洁的情感。

池莉明确指出：“我的文学创作将以拆穿虚构的爱情为主题之一。

”池莉在1992年创作谈《中国不需要矫情》中说：“如果我们再用从前时代的激情，用高大全的人物形象，用虚构理想中的人情味做成精神食粮端给人们，人们吃吗？”随着时代的变化，池莉对20世纪80年代的“革命+恋爱”或者世俗化的、主流爱情话语的模式进行了解构，对传统现实主义精神殿堂的支柱——爱情、婚姻进行了颠覆，认为爱情是激情和理想的宣泄，婚姻则是平凡而现实的生活，偏离爱情婚姻主航道，对以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进行消解。

消解传统的纯洁、神圣、浪漫，构建“不谈爱情”的观念。

爱情在传统现实主义的描写中，被运用为一个宏大的主题，同人生的重大使命相联系，能够从中体现人们对革命、对理想的执著。

然而在池莉笔下，爱情的诗意和理想的光环消失了，激情被生活中的琐事所湮没，没有了大喜大悲，有的只是平平淡淡、实实在在的生活中的爱情，爱情在这里成为了虚幻。

“不谈爱情”是对待现实的一种策略和手段。

从“烦恼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到《来来往往》、《绿水长流》，池莉都是在坚持着对永恒浪漫爱情的解构。

“不谈爱情”，是对爱情的一种拒绝，也是一种宣言，是在用一种平民的价值观来看待和理解爱情，认为现实社会中无论是恋人还是夫妻之间，都不存在炽热的情感和浪漫的情怀，有的只是冷静、务实的行为和心态。

《绿水长流》把沉重生活中的爱情简化为“只要你要，只要我有”。

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浪漫的爱情，只有两情相悦，是我们想把这种感情持续到天长地久，于是编出了爱情之说。

于是为了寻求爱情而离婚，然后再去组合一个相对和谐的家庭。

“爱情”自身具有一定的叛逆性和超越性，对人们的理想精神是一种支撑，鼓励人们去追求两个人的世界。

不谈爱情，放弃了爱情也就放弃了一种精神的追求，放弃了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批判的力量。

消解传统的婚姻爱情悲剧，构建多重社会契约下的世俗化爱情。

爱情有浪漫之爱和世俗之爱，浪漫的爱情是“男女之间最高的关系，最亲密的情感表现形态，它作为两个互为对象化的情感，主体的情感撞击所迸发出的绚丽火花，是令人无限憧憬、无比神往的浪漫诗意”；而世俗之爱就带有一定的功利性。

有了功利性，爱情中的浪漫成分也就让位于功利的需要和生存的需要，并形成现实爱情婚姻形态的家庭。

婚姻在这里成为了一种现实社会的秩序。

《不谈爱情》篇名也就是宣告了爱情的死亡。

在这里，作者提出的不是如何获得爱情这个经典的话语，而是在拷问到底爱情存不存在。

庄建非、吉玲吵闹一场，最后还是握手言和，离婚只是一纸空谈。

现实的严峻，使人们必须放弃乌托邦式的冲动，虽然日夜劳苦奔波，但是充满诱惑的理想化爱情最后必然破灭，还是会回到现实中。

在这里，精神追求已经不合时宜，人们从精神备受折磨的梦境中惊醒，发挥实用、理性的精神，进入不乏温情的世俗，通过对爱情的消解获取对现实的妥协，这是世俗文化的胜利，也是世俗价值观的胜利。

将婚姻与爱情放在现实的选择下，男女两性关系应该适应生活的法则，认可世俗的婚姻，这也就意味着对理想爱情婚姻的解构。

四池莉小说的价值及意义池莉小说解构了传统的历史价值观和政治话语，消解了“浪漫”与“崇高”，构建了市民生活的原生态；消解了生活的理想化，构建了对环境适应的状态；消解了浪漫纯真爱情的价值和意义，构建了多重契约下现实的爱情，用现实的关怀取代权威价值的终极关怀。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化为市民。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市民人数会越来越多，随着市民队伍的壮大，他们势必要成为影响社会时代发展的中坚力量，而市民阶层更能体现中国人的民族性。

所以，池莉所关注的是其他作家不愿或者不屑关注的小市民，为他们的人生和价值正名，更进一步讲，也是关照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主体力量，“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从最大多数人们的命运中点点滴滴反映出来”。

池莉小说的意义在于：为中国市民文学续写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具有独特地域色彩的武汉市民文化，在“京味”、“津味”、“海派”、“苏州小巷”之外，为文坛贡献了本真的“汉味”文化。

她的小说以武汉闹市区为背景，使用的是方言，反映的是民俗民生。

很多读者就是通过她描述武汉老百姓生活状态的小说，了解到武汉市民实用、理性、精明的行为方式以及城市的坚韧、顽强与不屈，这些是武汉的市民文化和城市性格。

作者选取的题材本身就是传统文学不屑涉及的日常生活的琐事以及细屑的感性经验，描绘的是平庸的世俗人生，力图还原生活的本相，通过解构“浪漫”和“崇高”来还原政治生活、英雄人物和爱情婚姻，并且以人道主义的写实立场来肯定人的价值。

池莉小说能够最大程度地贴近原生态生活，并且还能够穿越生活表象，透视其内在的复杂与喧哗。

在她这里，生活的极端纯洁化被打破了，这样也就使小说不至于停留在表面的意义上，不是简单的生活素材的堆砌。

在池莉的小说中，没有原始野蛮的民族风情，没有变形、晦涩、多彩的外在形式，没有引人入胜，没有哗众取宠，她是用实实在在的生命过程的力量来感染打动读者，给读者以心灵的震撼。

没有故事但是有情节，没有大事件但是有情绪笼罩，日常生活的理想就是最低和最高理想，重要的不是超越，而是生活的快乐与顺心，把对精神超凡脱俗的追求转化为世俗的创造和享受。

平凡在池莉笔下，同样可以承载过去英雄化、理想化的东西要承载的内容，同样可以承载现实的意义，同样可以承载理想，承载我们对“美”的期待，或者说我们关注的生存、生命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