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对中国秘密社会的研究
美国对华的秘密武器：文化渗透
美国对华的“秘密武器”——文化渗透对于文化渗透以及价值观输出，社会心理学家有过精彩的论述，“迷恋在精神上驱使着我们。
我们都喜欢别人说我们是多么正确。
比如，很多酒吧的深夜纠纷都是因为某人试图让别人用跟他相同的眼光来看待世界。
国家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因为领土、财富和利益问题，许多时候都是为了迫使对方用本国的眼光来看待世界。
有些国家间的冲突之所以根深蒂固，就是因为双方都想让对方接受自己的历史观。
”如果一个国家，总是一厢情愿地要求别国接受他们的文化与价值观，就会产生无尽的纠纷、矛盾以及冲突，尤其是面对那些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的国家。
事实上，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中发生的很多冲突，也都有“试图让别人用跟他相同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问题，这就是儒家文化所反复强调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一、文化渗透与文化帝国主义近年来，美国媒体及公众舆论对华认知的变化，表面上是与中国在各领域中的竞争密不可分，但其实，也是长期的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产物，与来自“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和反渗透密切相关。
许多评论家都认为，“华沙组织的解散和苏联的解体与西方世界持续渗透‘民主’主题的信息有关，这些渗透都是通过电子传播完成的。
”也就是说，西方世界对华沙组织和苏联的长期地渗透在最终的“推墙”行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其中，电子传播扮演了重要角色。
而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西方世界的渗透也就更加如虎添翼了，渗透更全面、效果更明显，所能动员的力量也更大。
如法国学者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先生所言，信念是社会的塑造力量；反之，如果能够破坏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信念，也就能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乃至解体这个社会。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甚至阻止一个国家的崛起。
长期的负面信息传播，便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文化渗透方式。
“所有的交往者都带着一个满载信息的生活空间，带着丰富的经验储存进入传播关系中，借以解释自己得到的信号，并决定如何回应。
”那么，如果越来越多的交往者，都带着乃至满载着负能量、负面信息进入传播关系中，则这些人不仅会充满执念地解释现实，而且会互相影响，于是整个互联网特别是新兴媒体这个社交平台上就充斥了各种负面消息和假消息，其生态环境就令人很不愉快了，也必然会对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美国十位“知华派”专家评点
美国十位“知华派”专家评点作者：外交学院“美国知华派”课题组来源：《决策与信息》 2015年第7期文/外交学院“美国知华派”课题组在美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美国研究中国的精英，他们对中国的认知能够对美国政府和民众的对华认知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选取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十位专家，探析其观点，并对这些观点进行评价，以期引起关注与思考。
戴维·兰普顿：美国“知华派”的旗手在众多“知华派”专家中，1946年出生的兰普顿可以说是研究领域最全面、思想观点最深邃的人物之一。
1996～1997年间，他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一职。
1997年至今，一直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期间还曾任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美方主任。
数十年来，兰普顿笔耕不辍。
他的《同床异梦：中美关系1989～2000》一书分析了这十一年间中美关系的起落缘由；《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则系统阐述了中国军事、经济和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以及它们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去年出版的《追踪领导人：统治中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解析了中国领导人的执政模式和风格变化。
此外，兰普顿还是华府政策圈的常客，常常以白宫和国会座上宾的身份参与政界对华政策的讨论，他的各种报告、听证会和会议发言等，对美国政府官员们都产生了明显影响。
兰普顿认为，中美之间在亚洲保持权力平衡非常关健。
新平衡应有两大维度：军事和经济。
在军事上，实现新平衡的前提是美国军事资源不需要随时就绪。
而其盟国的军事资源必须充实、到位；在经济上，美国需要加强其亚洲自由贸易领导者的地位。
目前美国的一些举动存在不必要的挑衅性，是不可行的。
当前，军事行为过多，而经济行为欠缺。
针对近来中美相互加深的猜忌和战略不互信现象，他认为：“北京和华盛顿需要一个类似第四个联合公报的东西，以阐明中美关系的远景。
”同时，他不无担忧地指出，“我们正在看到对以积极为主的中美关系的一些关键的根本性支持受到侵蚀。
美国情报搜集中个人数据隐私权状况及对我国的启示——以FISA第702条为研究样本
第40卷第4期情报杂志Vol.40No.4 2021年4月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pr.2021・信息与数据・美国情报搜集中个人数据隐私权状况及对我国的启示*——以FISA第702条为研究样本穆兴天马文华(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西安710063)摘要：[目的/意义]大数据时代，美国情报机构监视恐怖嫌疑分子数据作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效果显著。
然而，实践中出现“国家安全”和“个人数据安全”“个人隐私权”相冲突的问题，对之研究具有重要的镜鉴价值。
[方法/过程]以美国《涉外情报监控法》第702条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个人隐私被侵犯的原因，如即情报搜集工作监督不严、问责不力等。
规范分析了平衡“国家安全”和“个人数据安全”“个人隐私权”之间的法律对策。
[结果/结论]研究认为，设立情报监督机构，规制数据使用目的和范围，加大问责力度是平衡国家安全和公民个人数据隐私权的积极面向。
关键词：情报搜集；国家安全;个人隐私;个人数据;数据安全；美国中图分类号：D9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965(2021)04-0126-06引用格式:穆兴天，马文华.美国情报搜集中个人数据隐私权状况及对我国的启示[J].情报杂志,2021,40(4)：126-131.DOI：10.3969/j.issn.1002-1965.2021.04.017The Situation of Privacy of Personal Data in American IntelligenceGathering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Our Country------Taking FISA Article702as the Research SampleMu Xingtian Ma Wenhua(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Xi'an710063)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In the era of big data,the surveillance of terrorist suspects'data by the US intelligence agencies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maintain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which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However,in practice, there are conflicts between"national security","personal data security"and"personal privacy",which is of great value to study.[Method/Process]Taking Section702of the 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research sample,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d the reasons for the violation of personal privacy,such as the lax supervision of the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work and the lack of accountability.The legal countermeasures to balance"national security"with"personal data security"and"personal privacy"are analyzed.[Results Conclusion]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lligence supervision agencies,the regulation of the purpose and scope of data use,and the enhancement of accountability are positive aspects to balance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privacy of citizens' personal data.Key words:intelligence collection；national security；personal privacy；personal data；data security；U.S.收稿日期：2021-01-27修回日期：2021-02-25基金项目：西北政法大学义乌研究院横向课题项目“义乌市反恐维安与社会综合治理”总项目(编号：YW2020-2025)阶段性成果。
美国情报活动利用中国学生和学者的手段
美国情报活动利用中国学生和学者的手段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有报道称美国情报活动在一些情况下利用了中国学生和学者的手段。
这种情报活动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招募间谍：美国情报机构可能会试图招募中国学生和学者，以获取他们在国内和国际高等教育机构的情报信息和专业知识。
这种招募通常会利用学生和学者的渴望获得更多研究资金、工作机会或留学签证的心理，以及与他们的个人背景和联系人进行接触。
2. 监控和监听：美国情报机构可能会利用监控和监听技术，对中国学生和学者进行密集监控和信息收集。
这可能包括对电话通讯、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和网络活动的监视，以及对他们在实验室、研究机构和学术会议等场合的行为进行观察。
3. 渗透和舆情操控：美国情报机构可能会利用特工和情报人员渗透到中国学生和学者的社交圈和学术群体中，获取他们的个人信息、学术研究成果和人际关系。
此外，他们也可能试图通过操纵舆论和信息流动，对中国学生和学者的观点和行为施加影响，以达到情报收集和影响力扩展的目的。
需要明确的是，上述情报活动仅仅是可能存在的情况，具体的情报活动方式和案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保密的，公众很难获得确切的信息。
此外，情报活动不限于特定国家或个体，各国情报机构都在进行各自的情报活动。
中美情报活动存在一定竞争和争议，需要各国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同时保护个人和国家的利益。
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
孔教授在以上老师的教导下，颇留意观念与社会经验的关系。Weber 的影响使他一直认为这项关系是交互运作的，而不能单纯地由一方推导到另一方。也由于对人类学的兴趣一直浓厚，孔教授也留意语言与社会思想之间的关联。
孔教授在大学期间专攻欧洲历史。一直到大学四年级时选读日文，才接触到东方。之后，于服兵役期间被分发到中文学校学习中文，才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而他之决定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则是回到哈佛大学念研究所时，受费正清教授影响的结果。
就孔教授此书1980年再版的新序看来，中国传统的叛乱团体当中，根源于天地会者，其组织形式与政府武装团体相近，都以村庄、家族为基础。这些秘密社会虽是非法，但其文化取向却是正统的思想。如重视男尊女卑、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如牢固的王朝观念（即使反清复明不过是建立另外一个王朝），如朝代兴替的历史观，如严密的社会阶层观念，都与官僚士绅相近。根源于白莲教信仰的叛乱组织则较不以村庄、家族、市集的垂直网络为结合基础。他们的成员多半在各村庄间水平移动，如跑江湖卖膏药的郎中、武术师傅、戏班子、雇工、修理家中破烂用品的人、小商小贩。白莲教的集会所零散公布于各村庄，只有一些宗教领袖走访各集会所做松懈的联系。白莲教徒可以女性充当教主，男女可以一起讨论教义，虽然也重视师徒关系，但教徒之间彼此较为平等，弥勒佛降世以后的极乐世界将垂永久而不复循环。这些想法就持正统思想者看来实为异端。持正统思想者多半是在村庄、市集的垂直网络中循着由来已久的交换（市集）、学习（书院、考试）、信仰（儒、道、佛）及社会控制（法庭、军队、纳税义务）等体系在移动着。他们的社会思想与经常水平移动于各村庄中的人有所不同，也是社会经验与观念互相关联的一个例证。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年)》前言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１９４８—１９７６年）》前言作者：沈志华杨奎松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年第07期编者说明：《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年)》是沈志华、杨奎松等学者，历时五年收集、整理、翻译的大型资料丛书。
这套丛书的价值不言而喻。
此文是该书的前言，后一篇可以看做该套丛书的介绍和简要评价。
丛书共15编，每编导论的作者既是译者、也是资料的整理者，从导论不难窥见每编的内容和轮廓。
经沈志华教授同意，本刊将陆续选登各编导论，以飨读者。
[关键词]冷战史，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情报评估报告[中图分类号]K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4—0005—072004年10月，笔者和本中心研究员李丹慧、北京大学教授牛军到美国华盛顿“水门”饭店参加了一次特别的学术会议。
此次会议由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委托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主持召开，而参加者除了几位美国学者、两位俄国学者和我们4位外，大都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官员、专家。
新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出席了会议，著名外交家基辛格也到场做了演说。
会议内容是对当天解密的71件、共千余页中央情报局档案的价值以及意义进行讨论和评估。
这些文件都是1948—1976年之间中情局收集的关于中国情况的情报以及对这些情报的分析和评估报告。
会前一个多月，我们收到了这批当时尚未解密的档案，并按照要求分工写了4篇评论。
会上，中、美、俄三国学者交换了对这批文件的看法，并向在场的中情局官员和专家进行询问。
美国对涉华商业秘密的“337调查”及国内行业的应对做法
美国对涉华商业秘密的“337调查”及国内行业的应对做法作者：周爱春，吴燕来源：《对外经贸实务》 2015年第2期周爱春江苏大学吴燕江苏漫修（宜兴）律师事务所美国以侵犯商业秘密为案由的“337调查”最近几年呈增长趋势。
由于此类调查和其他知识产权的“337调查”存在一些差异，其对中国涉案企业以及整个行业影响更巨大，已经发生的案例也体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争议之处，因此有必要积极应对。
行业协会应充分利用其自身的优势，在案件发生之前、进行之中以及之后积极组织协调企业进行应对工作，尽量防范、减少此类调查给中国企业、行业以及出口利益造成的损失。
一、问题的提出虽然中国一直饱受美国“337调查”的困扰，但是以侵犯商业秘密为由的“337调查”早期并不多见，从2001年至2011年11年间，美国以侵犯商业秘密为案由对中国提起的“337调查”只有2起：一起是2008年美国阿姆斯耐德公司对中国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司的铸钢铁路车轮案；另一起是2011年美国Twin-Star International公司和美国TS Investment 控股公司对深圳市瑞莱普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的电子壁炉案。
2012年和2013年，又各发生一起：2012年美国化学中间体制造商圣莱科特国际集团(SI Group)对中国江苏张家港华奇化工等多家企业的橡胶增黏剂案；2013年美国范罗士公司和范罗士办公用品(苏州)有限公司对江苏新瑞机械公司的碎纸机案。
除以单纯的侵犯商业秘密为由进行的“337调查”之外，还出现以侵犯商业秘密为案由之一的“337调查”，如2012年上半年针对中国深圳市瑞来普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的电子壁炉及其组件、同类产品制作过程手册等“337调查”，不仅涉及侵犯商业密秘的指控，还涉及到著作权、合同欺诈的指控。
2013年7月对三一集团控股公司三一重工的“337调查”，同样再次出现了不仅涉及常见的专利侵权指控，还涉及了侵犯商业秘密的指控。
美国智库如何研究中国
美国智库如何研究中国作者：王衍林迪尼陈祥来源：《党员文摘》2013年第07期与民间仍对其感到神秘相比，不少中央及地方的官方机构尽管对这些围绕在华盛顿高层周围的智囊们从未放松警惕，但也早已“脱敏”，将其看作是可以合作和雇佣的对象。
当北京遇上华盛顿2013年2月7日，当大多数中国人正沉浸在农历新年的喜悦中时，美国华盛顿国会山众议院正在进行一场关于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底的严肃讨论。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在有限的时间内，向美国各个政府部门听众以及媒体，表明了中国未来政治变化的复杂性。
近年来，随着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何面对中国崛起、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成为美国政府绕不开的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智库在亚洲的注意力逐渐从日本转向中国。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布的《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名单上，排名前30名的美国智库中有20家有中国研究专题项目。
其间，对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战略产生直接影响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
比如2012年1月，美国安全中心发布的《从能力中合作：美国、中国和中国南海》就成为美国政府该年度在中国南海问题上的战略指南。
部分顶尖的美国智库早已不满足于派学者频繁飞往中国参会、阅读中文资料这样“隔岸观火”式的研究方式。
2010年4月，在《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排名第二位的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与中国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合作，成立“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
而“二轨对话”，即两国学者或官员在非官方场合设会交流，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也逐步成为美国智库研究中国，使中美政府加强了解的重要途径。
从大众传媒入手如果说美国的大众传媒是美国智库制造公众舆论、强化其影响力的重要“出口”，那么中国的大众传媒则是美国智库搜集中国相关信息的重要“入口”。
近年来，中国收视率较高的娱乐节目和电视剧也成为一种“难能可贵”的观察图景。
热播的音乐节目《中国好声音》成为李成研究中国中产阶层精神生活的渠道。
中美隐私观差异研究
中美隐私观差异研究作者：赵娟来源：《青年时代》2019年第27期摘要：从中美两国人民对隐私的不同理解和所折射的文化差异入手，分析群体隐私与个人隐私形成的文化根源以及不同的表现形式，探讨在跨文化交际中，如何进行“入乡随俗”的交际，减少交际失误、矛盾和冲突，从而达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
关键词：隐私;群体;个人一、引言隐私是一个心理概念，它是人们对于客观环境的态度、信仰以及如何利用环境等。
隐私与客观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它涉及到人们如何对待和利用环境因素，如何控制和调节与他人的交往。
Altman认为隐私是人们允许接触某一自我或其群体的选择性的控制机制。
这样，隐私就成了允许我们与谁交往和不与谁交往的机制，或允许我们在某一时间内与别人交往的机制。
尽管在早期的中国文化中没有隐私这一词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隐私可言。
隐私是一种普遍现象，的的确确存在于各种不同文化之中，只是在表现方式和程度上有所不同。
隐私包括大至群体的利益的保护，也可小到个人的私事和隐情。
二、中美隐私观差异的根源——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描述文化从松散到紧密整合的一个维度。
松散的结构通常表现为个人主义的文化模式;紧密整合的结构表现为集体主义的文化模式。
人们用这个维度界定自身和他人或者群体的关系。
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个体更多地关注与己有关的信息，自我被认为是独立于周围人际环境、自给自足的统一体，个人目标优先于群体目标。
美国就属于典型的个人主义文化模式。
集体主义以紧密的社会框架为特征，人们习惯于做出内外群体的划分，自己所在的群体即内群体，与己无关的群体为外群体。
个体被看作是群体中的一份子，群体规范优先于个人目标，个体的主要目标是保持与他人的和谐关系。
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更关注他人，强调家庭观念、情感依赖以及成员对组织中其他成员的责任感。
中国属于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模式。
三、群体隐私和个人隐私不同的文化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调节或控制自己的领域或本民族的利益等。
解密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情报档案
解密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情报档案
沈志华;杨奎松
【期刊名称】《中国图书评论》
【年(卷),期】2008(000)010
【摘要】2004年10月，我们和我们所在的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丹慧、北京大学教授牛军到美国华盛顿“水门”饭店参加了一次特别的学术会议。
这次会议由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史项目（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odrow Wilson Intem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主持召开，
【总页数】4页(P111-114)
【作者】沈志华;杨奎松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
心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35
【相关文献】
1.简论美对我赴朝参战问题情报评估失误原因--基于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解读
2.20世纪60年代美中央情报局对中苏关系的评估--对美国情报委员会最新解密档案的分析
3.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华秘密战——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中国西藏(1960-1972)
4.从美国情报解密档案看德国空军信号情报工作
5.美国对华政策评估与
1977年万斯访华方案的出台——基于美方解密档案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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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谜
如何破解中国之谜“中国之谜”：即中国快速发展的谜团。
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最先提出了“中国之谜”的说法。
罗纳德认为，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快速的货币供给增长并没有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他对这一情况大惑不解。
于是，他把中国这种“在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韦茨曼提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设计的东欧和原苏联各国的改革，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大萧条，而在他看来“不那么正宗”的中国改革却与高速经济增长并行。
他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之谜”······这些世界最顶尖的学者专家，把我国的快速发展称为“中国之谜”，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角度，中国的发展是难以理解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持续的GDP增长、遍布世界角落的“中国制造”、富有变化的创富者······中国在世界的角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西方人对这一系列的变化充满了好奇心，他们很想知道，中国究竟怎样在短短三十余年时间里创造了西方二百年的经济奇迹，而且是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不足、技术创新匮乏、对外完全不开放的情况下。
于是，一个新的词语出现了——中国之谜。
西方人看中国是谜，我们看自己也是谜。
经济的快速增长带给我们惊喜的同时，我们又有了新的迷茫，改革开放让我们“一夜间”富起来了，但我们又感觉“富”的不真实，贫富差距、廉价商品的出口、资源不足等问题渐渐浮出水面并愈见严重，国富背景下出现了一些矛盾与问题，中国之谜究竟是怎样的还需我们细细参透。
中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美国情报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向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情报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向及对我国的启示作者：沈卫东来源：《学理论·中》2015年第04期摘要：情报理论可分为关于情报的理论（theory of intelligence）和为情报工作服务的理论（theory for intelligence）。
美国“关于情报的理论”主要有两种架构：一是“形而上”的，即从历史、数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情报工作本身；二是“形而下”的，即对“情报循环”（intelligencecycle）的整体和各个环节开展的研究。
二者研究方向存在差异且各自特点明显，其对我国开展情报研究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关键词：美国；情报理论；研究方向中图分类号：E2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1-0007-02美国“关于情报的理论”研究呈现“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种走向：一种是大卫·卡恩①（David Kahn）提出的“形而上”情报理论架构，他认为关于情报的理论研究可以从“形而上”的视角来进行，亦即从历史的、数学的和心理的视角对情报的概念、特征和情报工作规律来开展研究；另一种是约翰逊②（Loch K.Johnson）提出的“形而下”情报理论架构，他认为情报学者不应寄希望于通过创建宏大的情报理论体系来解释所有情报问题，而是应该将研究视角紧贴情报工作的各个环节，分别从“情报循环”的各个环节的实践中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假设，并针对这种假设展开论证或验证，从而在情报实践的基础上找出可以指导实践的可循之规。
一、“形而上”与“形而下”情报理论的概念“形而上”与“形而下”情报理论分别代表了两种情报理论研究方法与研究趋势：一种是从历史、数学和心理等角度出发，注重运用逻辑推演等方法进行情报理论研究，研究成果较为抽象；另一种是从情报实践出发，提出针对性极强的假设，并运用证实和证伪原则进行论证，提出紧贴实际的指导原则。
这两种理论研究从总体上体现了两种特点，即抽象与具体。
社会变迁的折射:20世纪50年代的“毛人水怪”谣言初探
李若建
提要 :论文回 溯了 20 世纪 50 年代发 生在几 个省 的“ 毛人 水怪” 谣 言 , 指 出这一谣言爆发是当年社会巨变的一种反 应 ;谣言的实质是被重新建构的集 体记忆 。 在谣言的制造 者和 传播者 中 , 社会 变革的 受冲 击者 起了 关键 的作 用 ;在谣 言传播过程中 , 民众呈现出集体行为的非理性 , 同时也存在理性的成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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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
2005 .5
当一个虚假的信息流入社会时 , 像一个真的消息一样被传播 。 这 一过程完全遵循着构成社会生活的规则 , 而并非由于集体发疯或集体 幻觉(卡普费雷 , 1991 :15)。 在社会发生重大变迁时 , 社会秩序开始紊 乱 , 各项事态的发展变化迅速 。人们凭直觉感到社会将发生重大事变 , 普遍处于一种焦虑 、躁动不安的状态 。人们对社会的现状和未来将做 出种种猜测 , 于是到处议论纷纷 , 奇谈怪论层出不穷 , 以讹传讹的流言 和谣言将四处扩散(江万秀等 , 1991 :8)。由 此可见 , 谣言既是社会 现 象 , 也是政治现象(卡普费雷 , 1991 :19)。 因此本文认为对于大规模的 谣言进行研究 , 立足点应该是宏观层面 。
表的中央政府三者之间在一个恐慌性谣言中的行 为与互动 。 从 而深刻揭 示了当时 中国
社会的政治结构(孔力飞 , 1999)。 2003 年 SARS 事件过后 , 国内社会科学界曾经兴 师动众 研究了 SARS 爆发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现象 , 但是很快烟消云散 , 对事件过程中的谣言并没 有深入研究 。
但是近年来主要在人类学 、民俗学 、历史学 、文学等学科中成为一种流 行的研究视角 。 尽管对集体记忆的研究方法有一些批评 , 但是批评者 也认为 , 集 体记 忆是 一种 对难 以 捉摸 现象 的研 究 方法 (坎 斯 特纳 , 2003)。
外国对中国人的研究-概述说明以及解释
外国对中国人的研究-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概述部分是文章的引子，用来引导读者进入后续的内容。
在这部分，我们可以简要介绍外国对中国人的研究的背景和重要性。
以下是一个可能的概述内容：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国家，一直以来都吸引着许多外国学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外国对中国人的研究，既涵盖了对中国历史的深入探索，也包括了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现象的研究。
这些研究不仅为更好地了解中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见解，同时也对推动国际学术交流、加深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沟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外国学者对中国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这些早期的研究提供了有关中国人的历史、思想和社会结构的重要资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中国人的研究也逐渐多样化和深入化。
现今，外国学者在中国社会、经济、艺术、政治、教育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涌现出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和发现。
外国对中国人的研究不仅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经验。
同时，这些研究也激发了国内学界对中国人研究的关注与反思，推动了本土研究的发展和壮大。
本文将系统地梳理外国对中国人的研究，从历史和文化两个方面入手，探究外国学者们对中国人的认知、理解和解读。
通过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与分析，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外国对中国人的观察和看法，并深入思考这些研究对于我们认识自己的意义与影响。
通过本文的讨论，我们将一窥外国学者对中国人的研究现状和趋势，进一步认识到这些研究对于推动中外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促进跨文化对话的重要性。
也希望借此能够引起更多关于中国人的研究与探索，推动我们对于自身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思考与反思。
文章结构部分需要对整篇文章的组织和内容进行说明。
在这一部分，可以介绍文章的主要分章节和各个章节的内容概要。
下面是一个可能的文章结构内容的写法："1.2 文章结构：本文主要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
基因武器——深度揭露美国针对中华民族的惊天阴谋
基因武器——深度揭露美国针对中华民族的惊天阴谋当前，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有识之士，都不得不把注意的目光投射在与每一个中国人的健康和生死密切相关的问题上，——即粮食安全的问题。
大家知道，粮食，是每一个人都离不开的生命能量物质，没有了粮食，人，就好比是一座失去了存在基础的高楼大厦，将顷刻倒覆；而断绝了粮食，人，又好比是一台失去了运转动力的机器，只能成为废铁一堆；所以，一个人要想把他的对手置于死地，除了在肉体上采取直接消灭的办法以外，另外一种手段就是通过控制和断绝他的生命基础物质的供应和来源，使他因遭受困顿和饥饿而死亡。
在近代，由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人类之间的自相残杀，提供了多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法，其中，一种比核武器还要威力巨大的软杀人武器，就是“基因技术产品”。
目前，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心怀叵测的，正在把粮食作为新式攻击型基因武器的载体，而在秘密地进行开发、研制和试验。
以粮食作物作为媒介和载体，通过一系列的“转基因”技术操作，造成粮食在表面上依旧保持了它的原始特征，而在质里却被偷偷地转换成可以使人的健康受到损害、肌体遭遇病变甚至最终导致生命力衰竭而死亡的隐形武器。
而实施这种隐形武器的最佳攻击式，就是以打着“和平、进步、发展和友好往来”的旗号，通过签署“和平协议”的渠道，将隐含有潜在杀人效能的转基因粮食种子，以“善意赠给”或“普度恩赐”的式，由阴谋策划的一向愚蠢无知或者有意迎合这种企图的另一，进行出口输出和推广播种。
那么，这种既不使“高楼大厦”顷刻倒覆，也不使“机器”迅即变成废铁一堆的“偷天换日”的新法，就成为“潜在杀人于无形之中”和“夺人城池于水到渠成之势”的阴险已极的手段。
转基因粮种——这种诞生于高技术之下的生物基因产品，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隐蔽性，对于敌人或者不知情的某一面，如果他们的首脑是一些既愚蠢无知，又贪图一己私利的小人和白痴，那么，只要对他们稍加施以功名利禄的引诱和金腐蚀，他们就会乖乖地接受这种包藏了极大祸心的“转基因粮种”的糖衣炮弹，所以，这种在本质上与以“和平演变”的式，对某一的政治体进行“润物细无声”地分化瓦解的行为手段，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和一致性。
中国研究现象西方探讨本质
中国研究现象西方探讨本质
中国研究现象西方探讨本质
中国研究现象是指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象和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和传统。
西方学者对中国研究现象的探讨主要是为了理解和解释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现象，以及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传统。
中国研究现象在西方学术界的探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经济现象的研究
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现象的研究主要包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以及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进行研究。
西方学者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中国的产业结构、贸易政策、外商投资政策、金融制度、税收政策等。
二、中国政治现象的研究
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现象的研究主要包括对中国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体制、政治运作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西方学者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中国的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政治改革、政治权力结构、政治参与和民主化等方面的问题。
三、中国社会现象的研究
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现象的研究主要包括对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变迁、社会价值观等方面的研究。
西方学者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变迁和社会不平等等问题。
四、中国文化现象的研究
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现象的研究主要包括对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语言、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方面的研究。
西方学者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文化传承、文化变迁、文化创新等问题。
总之，西方学者对中国研究现象的探讨旨在加深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理解，进一步增进中西方学术交流和互动，以推动中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
美国中央情报局强使美国学者对中国说“不”
作者： 马鸣
出版物刊名： 学习与实践
页码： 64-64页
主题词： 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学者;美国人;逻辑规则;美国政治;西方世界;爱国者;字里行间;
社会主义中国;作者
摘要： <正> 1998年出版的那本名叫《交锋》的书,对1996年由宋强等五位青年合著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作了无情的批判、征讨和贬损。
《交锋》的作者断言,《中国可以说“不”》一书规定:“只要是爱国者,就一定要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说‘不’,倘若你说
了‘是’,那就有‘洋奴’之嫌。
”于是得出了《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字里行间,全是对美国人的不信任”的论断。
《交锋》的作者马立诚、凌志军是缺乏逻辑常识呢,还是不愿遵守逻辑规则呢?。
洪君彦谈美国怎么研究中国
作者： NULL
出版物刊名： 江苏社会科学
页码： 43-44页
主题词： 东亚研究;研究工作;美国;中国政局;国际关系学;研究分析;布热津斯基;思想库;研究员;研究所
摘要： <正> 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洪君彦同志去美国进修了一年,在美国哥伧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做研究工作。
他归来后谈了美国怎么研究中国的一些情况。
哥伧比亚大学有个国际关系学院,下设八个研究所(东亚、南亚、拉美、西欧、苏联、东欧等),是美国统治阶级重要的“思想库”,由布热津斯基主持。
东亚研究所研究中国、朝鲜、日本。
只有三十个研究员和副研究员,其中二十人是从哥伧比亚大学各系抽来的,各人在系里领工资,兼职做研究工作。
他们认为,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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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美国有关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刘平冯彦杰内容提要：本文对近30年来美国学者关于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情况作一简单的梳理，同时，考虑到宗教与民间宗教的密切关系，也将对相关的宗教研究做一定论述。
关键词：美国中国民间宗教地位发展趋势作者简介：刘平，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会党史研究会副会长；冯彦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如果把学术范畴作为一种空间概念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引用唐代诗人张九龄的诗句“相知无远近。
万里尚为邻”来加以比喻。
以欧大年（Daniel L.Overmyer）、韩书瑞（susan Naquin）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家对中国民间宗教有着特殊感情，他们发表的成果在研究视角、方法、观点和史料收集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借鉴，为我们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在此，我们将对近30年来美国学者关于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情况作一简单梳理（部分引用论着发表于30年前），同时，考虑到宗教与民间宗教的密切关系，也将对相关的宗教研究做一定叙述。
不当之处，尚祁方家指正。
一、中国民间宗教在美国汉学研究中的地位近30年来，有关中国民间宗教问题得到了美国学者更多的关注，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与更多中青年学者的出现使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由冷变热成为可能，研究视角开始由面到点，由宽转窄，由宏观到微观，步步深入，至于研究方法，也屡见创新，尤其是开始从书本走向田野，凸显了民间宗教研究的辐射面愈见扩大，无论是在宗教学还是历史学，无论是民俗学还是人类学中，它都占据着一席之地。
在《1971－2006年美国清史论着目录》这本书中，全书有24个板块，其中有两个板块介绍中国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
可见民间宗教研究这一原本乏人问津的领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呈现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形。
故而，民间宗教一方面作为研究的载体，另一方面又作为研究的视角，这种双重身份缩小了它与其它研究领域的差距，呈现多学科研究交叉的势头。
原本，美国中国学在费正清等人的影响下，因应当时中西方的壁垒，主要以中国的政治、外交与人物为研究重点。
1974年，欧大年在美国宗教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的中国宗教小组会议上倡议成立中国宗教研究会，次年，美国“中国宗教研究会”（Societyforthe Study of ChineseReligions）正式成立，标志着美国学者对中国宗教的研究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1976年，国际佛教学术研究组织（IABS）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成立，中国的佛教是该组织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
这两个研究机构的成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关于中国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的研究，中国的宗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开始纳入国际交流的轨道。
不单单是美国学者，甚至整个西方学者都开始对中国的宗教以及民间宗教表现出兴趣。
此外，美国的一些高等学府也造就了一批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的专家，例如斯坦福大学（韩书瑞毕业于该校，丁荷生[Dean Kenneth]曾在该校获得硕士学位）、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曾任伯克莱分校教授并被授予伯克莱最高荣誉奖、卡西尔[Suzanne E，Cahill]也毕业于伯克莱分校）、克利曼[Terry Kleeman]在该校获得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欧大年在该校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等，这些大学对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传承，产生了生生不息的内在推动力，培养了不少以中国民间宗教为研究对象的汉学家。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民间宗教问题本身具有的特殊性，比如语言、资料、法律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中国民间宗教研究在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其研究成果即使与日本的相关研究相比，也还有较大的距离。
二、美国有关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代表人物及着作本文所说的佛教和道教，已经不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制度性宗教”，而是被打上世俗烙印的“分散性宗教”，或者确切地说是社会文化视角下的民间宗教。
另外，“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在台湾、香港地区往往被混为一体，本文则分别论述。
（一）美国学者对中国佛教的研究谈到美国学者对中国民间佛教的研究，就不能不提到欧大年，他是中国民间佛教研究的集大成者，其着作《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再现了从汉代到本20世纪上半叶民间教派的发展历史，其中，第七、八章特别对民间佛教进行了论述。
同时，他的相关论文《民间佛教——中世纪中国的创世论和末世论》、《水手与佛陀——明代中国的罗教》、《隔绝中的佛教：关于在敦煌所发现的中文抄本中的民间宗教》，也显露出他对民间佛教独到的观察视角。
而且，欧大年的研究视域不仅仅停留于民间佛教及其教派本身，还把这些内容与其他社会组织如青帮联系起来，加深了人们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
除欧大年外，陈善伟（Sin-wai Chan）所着《晚清政治思想中的佛教》，戴维·凯利（DavidE.Kelley）所着《教派与社会：清朝漕运水手中罗教的形成，1700－1850》、吴振汉（Cheng-hanWu）所着《中华帝国晚期的庙会》、卜正民（Timothy Brook）所着《力量的吁求：佛教与明清士绅社会的形成》、滕华瑞（Gray w，Tuttle）所着《信仰与民族：现代中国缔造中的藏传佛教徒，1902－1958》等书“诸峰耸立，各有神韵”，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民间佛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了佛教与民间佛教的研究。
有中国学者曾指出：“中国佛教史可粗分为宋以前与宋以后两大段。
北宋以前的中国佛教，高僧辈出，义理宏富。
与中国学者一样，美国学者多数也偏重于宋以前的佛教史。
不过，他们现在对宋元明清的佛教史也是越来越关注，而且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引入了社会史、人类学等方法，研究视野颇值得国内同行留意。
”从上引论着可以看出，近年美国学者的研究旨趣越来越偏向于传统中国社会后期，而且把研究重点指向“庙会”、“士绅”、“民间结社”等领域。
（二）美国学者对中国道教的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美国中国学界涌现了众多着名学者和大量高水准的着作。
美籍学者、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丁荷生所着《华南的道教科仪和民间教派》，是对福建地区的道教历史、现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加以论述。
作者对福建道教传统与经典以及保生大帝、清水祖师、广泽尊王等当地信仰进行了深入论述，该书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科大卫（DavidFaure）在美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55卷第2期（1995年）发表书评称：“读这本书好像是在参观牛津的博物馆”。
其他如欧大年、白晋（Jean De Benardi）、博肯坎普（Stephen Bokenkamp）等人也分别在《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宗教杂志》（Journal of Religion）、《亚洲民俗研究》（Asian FolkloreStudies）发表书评，予以积极评价。
丁氏后来进一步把研究视角放在福建一个独特的民间教派三一教上，着有《东南地区三一教研究》（详后文）。
他还与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合作，花费20余年时间，对福建莆田地区数千块散落民间的碑刻加以收集整理，出版了《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和《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哥伦比亚大学的韩明士（Robert Hymes）是研究江西地方史与宗教史的名家，他在2002年出版的《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使他第二次获得列文森奖。
通过对宋代华盖山这一道教天心派圣地的研究，作者提出了中国民间诸神是否为现实官僚的投影的问题。
作者以宋、元时期源于江西抚州华盖山的三仙信仰、道教天心派为例，穿梭于古今之间，融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为一体，既提供了一幅宋、元时期抚州地方宗教实践的真实图景，又令人信服地指出，中国人眼中的神祗有两种模式——官僚模式与个人模式，也就是书中所说的“道”与“庶道”。
要认识两种模式在中国的存在情况，也就是要看到中国人在讲述神祗时，吸取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知道的各种具有权力性质的人类关系，而并非只限于官府内部或国家与臣民之间的关系，从而打破了武雅士（Arthur Wolf）提出的“权威模式”。
同时，书中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引用大量人类学家的观点，以三仙信仰这一文化现象为媒介，透过其流动性指出人们在信仰上的选择性和多样性。
高万桑（Vincent Groossaert）是法国学者，同时也是美国中国宗教研究会的执行委员，他的新作《北京的道士，1800－1949：城市神职人员的社会史》，以1800年为时间上限，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其下限，跨越了150年的历史，在这一宏观的时间范畴里向我们展示了北京的道士这一群体。
在道士构建的王国体系中，作者不再以上层道士为鹄的，而是将目光集中于下层普通道士，亦即道士中的“弱势群体”，他指出：“毫无疑问，道教在中国的宗教、文化和社会历史中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并且我也相信，如果没有道士，道教将不会有历史，当然，这里的道士包括所有的道士。
”作者将时间跨得放长，更好地向人们描绘了一幅北京道士兴衰起落的画面。
近年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对道教本身的研究愈加深化。
在道教研究这一高产领域，吉拉多特（Norman Girardot）的《早期道教中的神话和内涵：“浑沌”的命题》、鲍菊隐（Judith Boltz）的《道教驱邪模式》和特里·克利曼的《神的自传：文昌帝君化书》、倪辅乾（Nickerson Peter）的《中古早期的道教、死亡和官僚》等书，都是深化道教研究的杰作。
（三）美国学者对民间宗教的研究韩书瑞是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专家，她的两部着作《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以及《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打破了以往研究农民起义所一味注重的经济环境，“她的成果的突出特点是强调文化和社会因素，而不把重点放在社会抗议的经济方面，诸如农民的‘不满’和‘惨境’。
”在《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这本书中，“韩书瑞发现这场起义不是直接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她把这次起义的爆发归因于白莲教自身的活动。
”她认为，在16世纪，教主们利用了一些已有的思想和仪式，开始把宗教经卷和信奉无生老母、师徒相传的组织体系结合起来。
17世纪时，在这些教派的影响和领导下，曾经发生过民众起义的事件，但在清朝前期，这些教派的活动重点主要是放在聚会和敬神方面，叛乱并非常例。
然而，在1774年，白莲教追求千年盛世的能力又开始彰显出来，导致王伦起义的发生。
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一些教派断断续续地卷入了叛乱运动，尤其是在咸丰同治时期的全国性动乱中。
在《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中，韩书瑞也在该书第一部分详细分析了白莲教的传统，强调“千年盛世”的思想和“末世劫变”的灾难宣讲可以对广大教徒产生精神诱惑，故而，有学者提到：“很难理解这一小撮起义者是怎么想着凭他们的力量来推翻满清的统治者，韩书瑞从白莲教的组织和思想体系上来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