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小论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学产生的影响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国门洞开，直至20世纪初年，满清王朝覆灭，民国初年政坛急剧动荡，但此时中国的文化领域却尚未出现革命性的变化，我们只能说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正在酝酿。

戊戌变法以至辛亥革命前后，在来自西方的现代化文化激烈的撞击中，中国社会的震荡日益激烈，中华民族被震惊而奋起，从而启动的现代化进程已是不可遏制。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文化与文学已开始了民族存亡背景上的外部与内部双重的现代化努力。

从甲午战役到民国六、七年，即晚清以来到1917年前后是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先导期。

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华民族第一批觉醒的先进人士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试图从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寻求变革，这必然要触动文化，从而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进而影响到文学。

在这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期，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天演论》所带来的影响，文学观念的变革以及翻译西方小说所带来的影响三个方面。

首先，甲午战争失败后，知识分子意识中的民族危机感日益强化，这种危机感对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严复的译书《天演论》将西方19世纪主要思潮中的进化论思想引进中国，这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近代科学的眼光来思考民族命运。

这是中国文学现代化开端的到来。

其次，在文学观念的变革领域，我们不得不提到梁启超其人，他广泛地介绍了西方近现代文化思潮，并宣传思想启蒙，在他著名的《新民说》中，他所强调的中心思想就是启蒙，就是提出批判、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这是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与“人”的观念现代性的呼唤。

梁启超与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关于“人”的现代性与文学的现代性的建构决定了中国近代新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尤其注重文学的社会性、政治功利性的总体特征，这一直影响到了五四及以后新文学的整体走向。

另外在他所倡导的“文界革命”中，梁启超所要引进的正是有利于思想言论自由发挥和用于破桐城古文义法的“欧西文思”。

西方希腊罗马的雄辩体与英法近代随笔体对其影响深远，他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经典章句的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

可以说，梁启超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驱，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最先将外来文化系统地作用于中国的文学的改革，为五四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最后，自从清末开始翻译外国小说，就出现了中国现代小说中、西两个传统并存的局面。

西方小说被大量翻译介绍进来，其叙说方式对中国小说的创作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创刊于1906年的《月月小说》和1907年的《小说林》很明显地带上了浓厚的中西两种色彩。

另
外，短篇小说的创作和受西方小说的技术影响而向中国小说的言情传统回归的鸳鸯蝴蝶派文学也在一定程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自五四文学革命起，中国文学进入1917——1949年的30年迅速发展期。

在这一时期，自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新青年》以及陈独秀提出拥立“德先生”和“赛先生”以后，以胡适、陈独秀等人为代表，中国一大批的文学革命者向民众宣扬灌输民主主义思想，抨击封建思想文化。

因此，我们说外来文化在这一时期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力冲击着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文学即人学”，这一观念的提出及认可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受西方文化刺激最为显著的表现。

在20世纪20、30年代，西方文学进入中国文坛的第一次高潮中，从希腊文学到19世纪文学的众多作家被译介到中国，其中最具影响的是易卜生、卢梭、尼采和弗洛伊德四位代表性人物，这四位西方人进入当时的中国，对于五四文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们启发中国人重新认识“人”，从四个层次揭示了“人”的内涵。

易卜生的个人主义连同他的《玩偶之家》对于夫权家庭的批判、对于妇女平等自由权利的呼喊，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倡扬个性主义的旗帜。

易卜生主义以理性主义的个人主义，使个人的自由、尊严、人格、人权在理性主义的辉耀下显示出耀眼的价值。

卢梭是又一位对中国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人，他在《忏悔录》中大胆地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中国道德携裹下的人性是暴风雨般的闪击。

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叶灵风、巴金的小说中都有卢梭式的自剖。

卢梭以理性主义思想呈现人性的正负面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而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揭示，使人的真实自我获得了理性主义的确证。

尼采是把人的自我张扬到极致，并且颂扬了个人对传统社会的叛逆精神，这在激进的文化人中产生了共鸣，吻合了五四彻底反传统的精神。

弗洛伊德则揭穿人的深层意识，那在个人潜意识中涌动着的性欲。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也曾在五四小说创作中引起了反响，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叶灵风、矛盾、曹禺、沈从文等人刻画性爱与人物心理都运用了精神分析学理论。

易卜生、卢梭所揭示的人，是人类对自我的理性主义认识，尼采、弗洛伊德对人的自我的非理想主义层面的揭示，使人的内涵获得了现代性。

这使得五四时期中国文化、文学对于人的发现，构成一个完整丰满的、现代性的人学观。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就文艺思想与外国的关系而言，某种程度上是欧化的历史，与外来文艺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没有外来文艺思潮影响的外因，就不会有文学变革。

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们从西方文艺思潮中汲取理论源泉，提倡文学革命。

欧美诗坛上的意象主义运动影响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而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运动也被陈独秀利用用来发动中国的文学革命，陈独秀“三大主义”中一部分内容便脱胎于欧洲19世纪的写实主义文学。

胡、陈两人的文学史观也是来自于西方的社会进化思想，文学历史进化论是他们的文
学革命理论的基础。

另外外国文艺运动与创作的经验被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们借鉴用来建设中国的新文学，外国的文艺理论与文学创作的经验也被大家有意识地直接或间接的运用到关于新文学的文体与创作的讨论中。

与文艺思潮引介相伴而行的是对外来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这些作品影响着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形成了中国文坛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向世界努力地真正起点。

在五四以后的短短几年里，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现实主义等等文学思潮和左右着它们的人道主义等等哲学思潮都先后涌入中国，它们与中国的固有文化与传统文学发生着撞击，经由先进知识分子的选择，在不同程度上被扬弃、吸纳、消化，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方方面面的深远影响。

一个较为显著的表现便是受各种文艺思潮与艺术方法影响的作家们，显示出不同的创作倾向，而文学理念相近者便聚成文学社团，其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前者较多受俄国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影响，而后者则主要倾向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自中国文学经历了“文革”的毁灭性打击之后，新时期文学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文化寻根等一系列文学改革所体现的正是对“人”的观念的寻找与恢复，与此相呼应的是西方文学的又一次深刻的影响，西方数世纪文学在新时期几乎都曾被介绍进中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

易卜生、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司汤达等所倡导的传统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已被中国文坛所熟知和普遍接受，而在20年代仅为少数激进知识分子所欣赏地尼采、弗洛伊德，在80年代却掀起了一阵广泛而经久的热潮。

另外，还有詹姆斯提出的人的意识流理论以及以伍尔芙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以卡夫卡为代表的荒诞派文学等等。

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美学的异彩都是汲取了这些异域的养料，共同体现了对人的发现和重塑。

从80年代中期开始，萨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从80年代末至90年代，“存在主义热”取代了“弗洛伊德热”、“尼采热”。

“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人的异化、人与社会对立、个人自我的尊严、当代人的失落感、孤独感，这些存在主义思想渗透在9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

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世界，那么处于其中的文学必然也逃不开相互影响的命运，纵观中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我们终是不可避免地看到外来文化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多样的外来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我们并不能忘记取舍与创新。

如此，中国文学的未来才不至于始终受到外来文化的牵制，也才有可能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