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后期美国对外文化战略与史记的两次英译_李秀英

第6卷　第1期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6,N o.1 2007年3月Journal of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M ar.2007

20世纪中后期美国对外文化战略与《史记》的两次英译

李秀英

(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大连　116024)

摘要:通过研究一个国家不同时期不同译者对同一部作品的不同翻译策略,探讨其背后对外文化战略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可透视原语文化在译入语文化中地位的消长过程。20世纪中后期美国对外文化战略,尤其是对华战略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调整过程,与此同时,《史记》在美国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译介方式,这些差异反映了美国对待中国文化态度的变迁。

关键词:美国;对外文化战略;《史记》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31(2007)01-0125-05

American foreign cultural strategies in the mid-and

late20th century and the two translations of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in America

LI Xiu-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Dalian Univ.of Technology,Dalian116024,China)

A bstract:A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strategies adopted in translating the same wo rk by different translators in different time and their cultural background m ay shed some lig ht on how the relative status of the source culture and the target culture may shift over time.American cultural strategies,especially its strategies to-w ards Chinese culture went through fundamental adjustments in the mid-and late20th century.At the same time,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was also tw ic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These differences revealed how America changed its attitude tow ards Chinese culture over the years.

Key words:America;foreig n cultural strategies;Rec ords of the Historian

一、20世纪中后期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演变

对外文化战略是指“为了实现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而策划和运用文化力量的指导方针”,[1]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处理其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关系的准则。“从历史上看,美国往往有目的、有计划地把文化权力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并通过制定和实施文化战略去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1]早在美国正式参加二战之前,就开始组织力量研究、设计一项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1941年9月,美国国务院对外文化关系司总顾问委员会授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拉尔夫·特纳教授,为战后美国对外文化关系提出一个规划纲要。1942年秋,特纳提交了一份关于战后美国对外文化工作的政策纲要备忘录。该备忘录强调指出:“任何同外交事务有关的工作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

收稿日期:2006-09-28

基金项目:大连理工大学2006年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李秀英(1967-),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E-mail:xy li1@

因此,对外文化工作必须根据国家的需要,同政府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保持一致,配合进行。”这个政策纲要备忘录虽然是粗线条的,但它也提出了要“用民主的观点重新阐述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思想,[1]而且还要培养能够把美国的“现代文化”输入中国并用以改造沿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界精英”。[2]1943年2月,美国国务院对外文化关系司总顾问委员会对特纳的规划大纲进行了讨论,对其主要论点给予“广泛的赞同”,认为“世界文化中心已从欧洲移到了美国,战后世界将要求美国在文化上,如同在政治和经济上一样,在全世界担负起领导责任”[1]。这些认识逐渐成为二战后美国领导集团在制定对外文化战略时的指导方针。

二战结束后,为了维护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的政治、经济霸权,美国政府很快出台了以美国文化为主导的对外文化战略方案,一方面把自己的思想价值观念灌输给全世界,另一方面又“在文化领域里攫取第三世界的宝贵资源”,[3]同时以一种“君临天下”的姿态来对待外来文化的异域特征。这种对外文化态度在美国国内创造了一种单语的、只接受满足美国人期待的外来事物的文化氛围。外来文本被按照美国现代英语的诗学机制进行了改造,同时还渗透了一些美国当时流行的价值观念。以流畅、自然为主要特征的“归化”策略在当时占据了主导地位。[4]这种主流翻译策略在美国英译中国经典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中美关系处于一种敌对状态,美国一方面想掠取中国的传统经典及其思想,为美国文化建构服务,另一方面则想利用美国的意识形态来阐释并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和各大基金会投入大量资金资助了对中国经典的大型翻译工程,其中包括对《史记》的英译。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缓和与建交以及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为美国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政治基础。同时,20世纪7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精神。”[5]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美国学者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文明观:“任何文明都是历史的产物,有其内在和特定的价值体系,没有一种文明可以宣称比其他文明更为优越,也没有理由以主流文明自居,并歧视、否定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其理论核心是“承认文化的多元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打破西方文明在思维方式和话语方面的垄断地位”,强调“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尊重”,认为“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需要建立一种更为现实的相互认可和尊重的文化和政治关系”,[6]从而形成对于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新的理念。这种新的理念直接影响了美国学界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态度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狄百瑞为代表的美国学者从探讨“新儒家主义”入手,倡导重新认识中国传统的价值,强调了解及尊重传统中国是理解近现代中国必需的一个步骤。[7]这都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外文化战略,尤其是对华文化战略的调整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体系多极格局的基本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逐渐凸显,“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价值观念、文化形态、生活方式相互影响、相互碰撞的程度加剧”,[8]这使得“世界上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体系的多样化发展及其尽可能平等的交流”成为可能。美国对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态度也从拒斥向不情愿的接受转化,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逐渐认识到无论如何中国都必定是世界政治经济中上升的新兴力量,中国的崛起及潜在的发展对美国来说,“无疑代表着一个最为复杂但意义也几乎最为重大的长期性外交、战略和经济问题。”[9]基于此认识,美国制定了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对华政策,从“孤立”“遏制”转向“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保持“全面接触。”[10]随着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调整,流畅、自然归化翻译策略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美国开始对外来语言和文学表现出一种新的开放性态度,对文化差异的尊重意识加强,以再现异域文化为特色的“异化”翻译策略逐渐获得了广泛认可。《史记》新译的时机已经成熟。

二、20世纪中后期《史记》在美国的两次英译

《史记》在美国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翻译过程。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华兹生(Burton Watson)选译《史记》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 Jr.)等全译《史记》相比,无论是在对原文文本的认知角度、面向的读者对象、依据的底本及研究资料的来源,还是在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具体处理上都存在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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