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简历

大家都非常熟悉费孝通先生早年的学术理想,那就是“志在富民”。但对他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提出的“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关注不太多。而在这一问题上费先生较多地涉及到了精神文化和艺术方面的探讨。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我志在富民,这是不错的,但仅仅是富,还够不够?其实人是不会满足于吃饱穿暖的。人要安居乐业,这里的安乐就是高一个层次的追求,而这个追求要有一个物质基础,如果没有吃饱穿暖就达不到这一点,就接触不到这最高一层。

在他看来这种比物质更高一层的文化,是属于一种精神的文化,是有关对人的情感世界进行更深层次探索的文化,而这种探索正是艺术家们所要追求的东西。他说:“我的老师是不讲这些的,只讲到吃饱穿暖,大家满足人生的需要。而人生需要什么呢?我认为,除了物质的需要,还需要艺术。艺术的需要是很难用普通的语言来讲的,因为这种需要一般的人还没有感觉到,只有一部分人感觉到了,这就是艺术家们。但我们一般普通的人,还是处在吃饱穿暖的阶段。就如从语言到诗歌到唱歌到音乐,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谁都会说话但并不是谁都会写诗歌,就像我知道声音的变化,但要我能知道好听不好听,能不能满足我,这就要学习音乐了。音乐不仅是一个声音的刺激,还应该有一个音乐的感觉,这个就不一定大家都有,这要培养,我认为文化的高层次应该是艺术的层次。”

面对世界性的物质生产及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疯狂追求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费孝通先生提出,希望有这么一天,有人出来把文化导向改变一下,把对物质发展的导向改变成对精神境界发展的导向。他认为,大家不要满足于放导弹放得准,满足于物质世界的科学,要追求精神世界的美好性。我们的文化面临着一个挑选,它的发展有两条路线,这是两条很根本的路线,也许就是不同的东西方文化差别。但追求东方文化境界的时间还没有到,现在谈这些还是超前的,要追求人们的生活达到一个艺术的境界,先得要有一个物质的基础,大家吃饱了,穿暖了,安居乐业了,就可以在安乐上做文章了,这文章谁做呢?这就要我们的艺术家来做了。在艺术家眼里不是讲究机器文明、规模生产、成本降低,艺术家是要不断地加成本,要把精神文明的资源加进去,一生为了一个信仰、一种追求,死而无憾,连生命都可以不要了,这个投资就大了,连生命都投进去了。这是两种世界、两种文化的导向,做人的不同的路子。他认为,这种讲法虽然比较超前,但这种讲法目的是要我们回头去看看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文化里至少有一种最接近这种高度艺术的成分。因此在未来的世界里,中国文化还要发挥它新的作用。

他还认为,如果我们的每一行都朝艺术的境界靠近,而不是现在讲的仅仅是科学的技术境界,这个世界就不同了。当然,我们现在应当讲的还是科技,讲科技兴国。但我们的再下一代人,可能要迎来一个文艺的高潮,到那时可能要文艺兴国了,要再来一次文艺复兴。

费先生认为,民族之间最容易接触和交流的就是艺术,因为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不靠逻辑、不靠理性思想,而是靠感触,靠感情交流,这是每一个民族都有的、共同的东西。比如,我们对外国的音乐,就是不懂它的语言也可以听,可以欣赏,因为人与人的感情是相同的。

艺术是解决人类冲突和隔阂的一个工具,一个手段。现在全球一体化了,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必须同处一个地球,同在一个地球上生活,但即使如此,要大家的文化都一样是不可能的。美与不美的看法还是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形成的,这是由一个民族的历史所决定的。我们的文化基础养成了我们对美的看法。但这并不限制我们欣赏人家文化的美,其他民族的美我们也可以喜欢,比如我们也喜欢西方的音乐、西方的绘画、西方的舞蹈,甚至包括他们的服饰和生活方式,这也是一种文化借鉴。但我们不要光是借鉴别人的东西,也要把自己好的东西拿出去,得到别人的欣赏。在这一方面要好好地发展,现在我们的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下一步我们要宣传我们的文化,要让人家认识到我们的美,我们文化历史的可贵,要用这些东西去打破中西文化之间的隔阂。这就要我们能发展出中国好的文化传统和艺术,把老祖宗给我们的传家宝继承和发扬出来。

正因为费老对艺术在社会中的存在价值有如此高的认识,因此,他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发展非常重视。2000年费孝通先生应邀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做讲座,谈到他自己和艺术的渊源时说:“50年前,周总理组织了一个中央民族访问团,我参加了。当时,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是开展民族工作的第一步,这个访问团的目的

是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开展民族工作。总理认为,接触少数民族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艺术来接触,为此,当时组织了一个文工团。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周巍峙同志,我当时50岁还不到,现在都90岁了,一过就是几十年了。我不懂文艺,但职务却是文工团的团长。总理的想法很远大,他是想我们各民族团结起来,合成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要加强各族人民的凝聚力,而加强凝聚力的办法,就是通过艺术,所以,我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首先组织的就

是文工团。

“我同艺术的关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现在我不但要恢复我50年前的关系,我还想发展一步,在50年前周总理的意思上扩大一步,通过艺术的渠道,和西部的大开发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通过艺术的渠道来了解和开辟西部的人文资源。我看了很多的考古资料,发现中国的艺术和西方的艺术,有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中国艺术里面有玉器,而西方没有,玉器不仅是一门艺术,也代表了一种文化观念,它是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所形成不同特点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我和考古学界的朋友们提到了这个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正在想逐步地认识艺术,想进入这个圈子,我现在还是圈外之人嘛。这一次中国艺术研究院请我来讲话,我也想乘此机会,认识认识你们院里的许多艺术家,你们这里是中国艺术人才最集中,也是艺术理论研究层次最高的地方。我希望你们能大大发展,能担任起进一步发展中国文化艺术的责任。”

最后,他还说:“今天来的都是专家,在这一方面不是我的本行,但我愿意以我的力量来帮助一批人,帮助一

批人文学家、艺术理论家和考古学家组织起来,看到他们的任务,看到他们将要对国家所做的贡献和以后将要发展的道路。创造一个全球化下面的、21世纪的、能代表中国新的精神面貌的文化艺术出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另外,费先生还多次谈到了文艺要为民众服务的问题。他认为,在中国,一部分人在生活资料上,也就是在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需要上,是可以满足了。但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地来考虑的,生活上是已经满足了,现在进一步要得到什么东西呢?从理论上讲,在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方面,可以从各方面来进行。但我们目前,在以什么方式去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上,还没有比较清晰的方式出现。从社会表现上看,现在城市中追星的风气很盛,这不仅仅是年轻人赶时髦,也从另一方面表现出他们需要有精神生活。但应当怎么去满足他们的精神生活,这个问题还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文艺工作者应当把这件事情看作是社会的需要来对待,应当为基本满足物质需求以后的人们提供一个满足精神需求的方向、一些满足精神需求的资料。

他说,我们有十几亿人民,十几亿人民不能都变成追香港明星的追星族,也不能依靠好莱坞文化,好莱坞文化不是中国的文化。因此,我们应当从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去找出一套比西方文化更能适应中国人精神需求的东西。在这一方面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可是没有人很好地去研究它,我们有几千年积累的文化,必然有很丰富的内容可以去满足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在人和人的关系方面,在生活的艺术,艺术的生活方面。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应当从这些方面入手,认识中国的文化性质。

费孝通先生的学问从来就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学问,他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民,他

所作的学问始终都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为解决中国人在物质生活上和精神生活上所遇到的问题而服务的。所以,他的学问始终是当随社会,当随时代,所关注的问题总是社会最前沿的问题,总是和中国人的当下处境有着最直接和最密切的关系。虽然他年事已高,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没有停止过思索。我以上提到的都是费先生在他生命最后几年所关心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关于艺术方面的一些思索。

现在,他离我们而去了,在我们感到难过的时候又有一些欣慰,毕竟他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思想财富。记得有一次费老跟我说,作为个体生命的人,总是要在这地球上消失的,但由人的思想组成的人文世界,却会随着人类的繁衍,一代一代地存在下去。因此,费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思想却与人文世界一起永存,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