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傅斯年史学思想

浅谈傅斯年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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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界，傅斯年以倡导“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而知名，强调“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认为“推论是危险的事”，对待材料要采取“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态度，反对作“疏通”的事业。但傅斯年在其古史研究的系列论文中，对史料之间的内在关联又作出了大量的疏通与推论，掺有不少个人的主观分析，俨然在其学术主张与史学实践之间形成了一个悖论。对此，傅斯年的好友俞大维和丁文江都有所认识，说傅是一个“Bundle of contradictions ( 矛盾的结合体)”。近些年来，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傅斯年学术思想中所存在的这一矛盾，但是就傅氏这一思想体系作出深入探讨的文章尚不多见。故笔者不揣浅陋，对此问题作较为系统的发掘，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史料革命”与科学史学的形塑

中国传统学术历经三千余年的发展，至清代已蔚为大观。然检视其发展历程，亦不无流弊，这首先表现在经学长期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历代

学者无不重视对其注疏与研究，以至一部经典被转相训诂、不断释论，而所使用的方法则是以文献证文献，很少脱离纸上考证的窠臼，“间有实物的研究，也是为了佐证或厘清文献里的记载”，这种“方法及材料是内循环式的”研究工作，使学术的发展笼罩在沉闷的氛围中，致使学者缺乏问题意识，思维囿于经典文献之中。傅斯年对学术演进中存在的这一积弊有着深刻的洞察，认为以经典为本体而不知扩充其他实物史料的研究，实为“书院学究的研究”，严重阻碍了学术的发展。他批评“欧阳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纲目》，是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的”，“纯粹不是客观的史学”，大量春秋笔法的运用更是与学术发展的趋势相背离;后世学者不能借用新工具、扩充新材料而修的《元史》、《清史》已成了“官样文章”;现代学者如不能增益新材料，即使“照着司马子长的旧公式，去写纪表书传”，也只能是“化石的史学”[1]。由此傅斯年强调，史书纂修不能扩充新材料而仅是在形式上因袭前代，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历史编纂的穷途末路，必须进行革新。学术演进的内在法则，迫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去探寻学术发展的新道路，以冲破旧学术的罗网，开辟一片新天地。作为深晓西方近代学术理论与方法的现代知识分子，傅斯年勇于承担时代的重任，倡导革除传统学术的弊

病，建立以史料学为基础的“科学史学”。这一主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进步意义。

傅斯年注重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证工作，对于推进中国现代史学的科学化贡献颇大。五四时期，“科学主义”思潮弥漫整个学林，新型知识分子无不受到影响。他们怀着强烈的“科学”救国、救学梦想，留学国外，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引进新学理，并希望以此研治中国传统学问，使之达于“科学”的境界。傅斯年即是这类学者中的典型代表。他留学英德两国六年有余，深受西方自然科学方法治史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回国后积极倡导建立中国的“科学史学”。如何建构中国的“科学史学”? 傅斯年认为核心在于扩充历史学研究的材料。在他看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他认为，文献材料只是史料之一种，除此之外应大量参酌金文、甲骨文、档案等直接材料，如此所作的研究方可称为“科学的研究”;撰史亦要能扩充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书，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无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他又以西洋人扩充史料进而研究新问题为例，指出:“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

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又如最有趣的一些材料，如神祇崇拜、歌谣、民俗，各地各时雕刻文式之差别，中国人把他们忽略了千百年，还是欧洲人开头为规模的注意。”“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他以西方学术的发展为借鉴，认为当前中国学术要想有所发展，务必要扩充新材料。实质上，这种利用直接材料的扩充进而研究新问题，以建立“科学史学”的思维，在傅氏1926年留学归国的途中就有了明确的表述:“如不去动手动脚的干———我是说发掘和旅行———他不能救他自己的命。”这一主张在旨归上实为新史学的发展树立了新航标、新路向。

为从事大型的史料搜集与整理，以建构科学的历史学，傅斯年创办史语所，集合了众多一流的学者，具体开展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校勘《明实录》、敦煌卷子的搜集与整理、居延汉简的考释与研究、安阳殷墟发掘与山东城子崖遗址发掘等工作。这些史学实践利用了新工具，扩充了新材料，研究了新问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现代中国的史料学建设。史语所历史组的初期工作，主要以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为主。傅斯年极为重视这批档案材料的整理，认为将来《明

史》改修、《清史》编纂均依赖此等有价值之史料。自从购入这批档案起，他便亲自领导、参与档案材料的整理。20 年间，史语所共编辑《明清史料》甲、乙、丙、丁四编40 册，内容涉及天启、崇祯朝的辽东战事，明末农民起义，清人入关，抗清斗争，朝鲜史料，沈阳旧档等。因此等档案材料均为研究明清史之直接材料，可与正史、野史记载相互参照，以起相互发明之效，“故《明清史料》出版后，一直受到明、清史学者陈守实、谢国桢、吴晗、黄云眉等前辈的重视，谢国桢更将其中关于农民起义史料辑录成《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一书，1956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傅斯年领导史语所从事考古发掘工作，是其史料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史语所尚处于筹备阶段之时，傅斯年便积极派遣董作宾赴安阳进行调查与试掘;之后又聘请专业考古学者李济、梁思永等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从1928 至1937 年10 年间共进行了15 次殷墟发掘( 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止)，取得了令世界学者瞩目的考古成就。1937 年，伯希和在哈佛大学300 周年校庆的演讲中评价殷墟的考古发掘说:“这是近年来全亚洲最重大的考古挖掘。中国学者一下子获得了耶稣降生以前一千年中国历史的大量可靠材料。” 这些考古发掘活动，一方面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