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宗师李侗

理学宗师李侗【课程目标】1.知识目标（1）了解福建理学发展历史，了解理学大师的理学成就。

（2）配合学校的明理教育，让学生掌握闽学的优秀传统文化成果。

2.能力目标（1）学会探究过程，丰富知识，开阔视野，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树立学好历史的信心。

（2）学会调查、考证、查阅筛选资料，掌握访谈技巧，提高关于人物传记及历史论文的写作水平。

【生平简介】李侗(1093-1163)，字愿中，世号延平先生，两宋之际南剑州剑浦(今福建南平)人。

二十四岁时师从二程再传弟子罗从彦，得其《春秋》、《中庸》、《论语》、《孟子》之说。

学其师好静坐，认为“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宋史•李侗传》）。

退居山田四十余年，谢绝世故，终身不仕。

授徒讲学，答问不倦。

朱松与其为同门友，十分推重，遗子朱熹从侗学，因此得其传授理学思想。

侗虽身在山野，但心系天下，伤时忧国，认为当世之弊在于三纲不振、义利不分，要求“人主当于此留意”。

孝宗隆兴元年（1163），病卒，终年七十一岁。

李侗学宗二程，潜心理学，认为“道可以治心，犹食之充饱，衣之御寒”。

注重力行，认为“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

继承二程“理一分殊”之说，强调理会分殊的重要性，认为“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同上）。

世人将其与杨时、罗从彦并称为“南剑三先生”。

清人全祖望认为罗从彦在杨时之门，所学虽淳，而所得实浅。

然而“一传为延平（李侗），则邃矣；再传为晦翁则大矣”（《宋元学案•豫章学案序录》）。

充分肯定了李侗在理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李侗所著有《李延平先生文集》、《延平答问》等。

李侗的先祖世代居住在福建南剑州剑浦县崇仁里樟村乡，且以儒学起家。

其曾祖名干，官至屯田郎中，辞官后赠金紫光禄大夫。

祖父名熏，官至朝散大夫，辞官后赠中奉大夫。

父亲名涣，官至朝奉郎，辞官后赠右朝议大夫。

李侗是其父之幼子，他“生有异禀，幼而颖悟，少长，孝友谨笃”，求学于乡里的学校并有声望。

李侗少年时性情豪迈，好饮酒，常常夜里醉酒后，骑马奔驰数里才返回。

后来养成缓慢性格，即使是一二里路程，也常常是行走缓步，从容自得如在家中一样。

弟子朱熹记述：“李先生行郊外，缓步委蛇，如在室中，不计其远。

尝随至人家，才相见，便都看了壁上碑文。

先生俟茶罢，即起向壁立看，看了一壁碑，又移步向次壁看，看毕就坐，其所持专一详缓如此。

初性甚急，后来养成，至于是也。

”由“初性甚急”，到后来养成“专一详缓”，终日无疾言遽色，改变源于其“潜养思索”的不懈求学。

政和六年（1116），李侗二十四岁，开始师事罗从彦，研习《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等典籍，从容潜玩，领悟于心，尽得罗从彦所传之精奥，遂成为程门三传弟子。

他开始时好看《论语》、《孟子》，后来受罗从彦的影响更爱看《春秋左氏》。

又因钦佩罗从彦淡泊超然的立人态度，在从学多年后亦退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放弃科举仕途，教授乡里，箪瓢屡空，怡然自适，以求道为己任。

朱熹之父朱松与李侗为同门，二人志趣相投，有数十年之交情。

绍兴二十三年（1153），李侗六十一岁，朱熹赴任同安，途中拜访李侗。

朱熹自述说：“熹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曾与他说禅，李先生只说不是。

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

李先生为人简重，却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

熹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

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回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

”在初见李侗之前，朱熹兼修儒、禅，且受禅学影响较深。

初次见面，李侗就否定了朱熹的禅学倾向，并引导其只看“圣贤言语”。

对此，当时的朱熹尚有怀疑而心中不服，认为李侗未能理会得禅学。

而后，朱熹到同安任职，期间听从李侗的劝告，暂弃禅学，精心研读儒家圣贤之书，并逐渐认识到禅学的破绽错漏，于是抛弃佛学而归于儒门。

可以说，初次见面，李侗的言语引导对此后朱熹思想由禅转儒产生了重大影响。

绍兴三十年（1160），李侗在与朱熹的书信中说：“晚景别无他，惟求道之心甚切。

”此年冬天，朱熹到延平第三次拜见并正式受学于李侗，朝夕受教数月而后离去。

经过之前的绍兴二十三、二十八年与李侗的两次见面“论难”，及来往书信的相与“商量”答疑，朱熹此时已从初学禅而转向“儒者路脉”，对佛禅能“操戈入室”，“指其差误之处”。

且讲学“极造其微处”，“渐能融释”而不为道理所束缚。

对朱熹为学方向的彻底转变及“进学甚力”，李侗深感自豪与欣慰。

绍兴三十二年（1162）春天，李侗随次子信甫寓居建安，朱熹到建安第四次拜见李侗，并一起回到延平。

此年宋孝宗即位，诏朱熹陈述政事。

朱熹草拟封事后，先寄给李侗审阅。

李侗回信说：“封事熟读数过，立意甚佳。

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议为名尔。

书中论之甚善。

见前此赦文中有和议处一条，又有事迫许便宜从事之语，盖皆持两端，使人心疑也。

要之，断然不可和。

自整顿纲纪，以大义断之，以示天下向背，立为国是可尔。

此处更可引此，又许便宜从事处，更下数语以晓之如何。

……吾侪虽在山野，忧世之心，但无所伸尔，亦可早发去为佳。

”李侗称自己“不能文，不能下笔”，对封事中有疑虑不妥之处，都已用贴纸贴出，建议朱熹更详细修改。

李侗虽不问世故，但答问却义理精微，其忠义之心自然体见于文字之中。

孝宗隆兴元年（1163），李侗七十一岁，仍多次与朱熹书信往来探讨学问。

当时朱熹将奉旨上殿回答诏问，他就回答诏问时以何事为先请教李侗。

李侗回信说：“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

缘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

而中国之道衰，四裔盛，皆由此来也。

义利不分，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

如前日有旨有升擢差遗之类，缘有此利诱，故人只趋利而不顾义而主势孤。

此二事皆今日之急者，欲人主如此留意二者，苟不尔，则是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也。

”朱熹接受师说用以应答诏问。

同年，李侗由两个儿子接去养老，从建安到铅山，中途路过昭武拜访表弟并游览武夷山。

后来被时任闽帅的汪应辰邀请至福唐，因疾病突然发作而卒。

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陈复斋来延平任职，仰慕李侗道德文章温和纯粹，仿照汉白鹿观在镡溪南九峰下建延平书院，作为奉祠讲学的地方。

宋理宗淳祐七年（1147），李侗被赐谥文靖。

元顺宗至正二十八年（1368），赠太师，追封越国公。

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1617），李侗被从祀孔庙。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赐御书匾额“静中气象”悬于延平府道南祠。

李侗一生不著书，不作文，乡居“颓然如一田夫野老”。

后来朱熹将与其往来问答的书信编成《延平李先生师弟子答问》一书，简称《延平答问》。

此书不仅是记载李侗言行思想的主要著作，也成为李、朱二人传授心法和“朱子授受衣钵”。

清人张伯行说：“先生不著书，又不喜欢作文。

然读朱子所编答问，解经精当，析理毫芒。

至示学者入道之方，又循循有序。

理一分殊，彻始彻终。

惟先生以是为学，即以是教人，故紫阳渊源有自，得以大广其传，圣学光昌。

而道南一脉，衍洛闽之绪于无穷，皆先生贻之也。

”认为李侗虽不留意著书作文却能答问教人，正是其答问使朱熹之学渊源有自，上承洛学，充分肯定了李侗在道南一脉中的地位。

李侗师从罗从彦，上承龟山、伊洛之脉，立志于接续儒家道统，探求圣学之传。

其学说虽师出有门却不泥守。

朱熹称李侗“真得龟山法门，亦尝议龟山之失。

”朱熹弟子赵致道说：“李先生之学，不但得于所授，其心造之妙，实有先儒之所未言者。

”李侗还以所学接引后学，答问不倦。

虽其本人性格如朱熹所说，“为人简重，不甚会说”，李侗也称自己“素来拙讷，发脱道理，不甚明亮”，“语言既拙，又无文采，似发脱不出也”，答问内容多让朱熹“意会消详之”。

但在师徒的叩问与激发中，朱熹却受益良多，说：“其后熹获从先生游，每一去而复来，则所闻必益超绝，盖其上达不已日新如此。

”每一见师学问即有进益的朱熹在《李先生行状》中多论其师“开端示人”之处，概括而言，有“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洒然融释”等几个方面。

“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李侗以理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并上承二程、杨时以太极论理。

李侗指出其理会有错误，认为太极为至理之源，在天地为理，在二气交感化生的万物包括人中亦存在。

“人与天理一也”，理贯穿万物之始终，因此不能将天地之理与人之理隔截为二。

李侗不仅以理作为天地万物之本体本源，还论阴阳二气及其交感化生万物，朱熹以仁为心之正理，将人与禽兽相区别。

李侗认为朱熹所说有所窒碍，仁是天地之理，万物的生成都有理有气，万物从本源上都是理，理贯万物之始终且“无顷刻停息间断”，但在气化过程中万物又因各自禀受的气有“秀”、“偏”之分而产生差异。

其中人得五常中和之气最灵秀，其他物只是得气之偏。

因此理非“惟人独得之”。

此处，李侗虽没有直接将万物生成概括为“理一而分殊”，但其所说的“本源则一”即是“理一”，也即仁，万物由于禀气不同而存在着差异，即“分殊”。

李侗以理本气化不仅说明万物之化生来源，而且也从本体的角度论证了“理一”与“分殊”的客观存在。

在解说张载的《西铭》时，程颐、杨时以仁义论说“理一而分殊”，李侗继承二人之说，亦以“仁只是理”关注“理一”与“分殊”的伦理内涵，强调知仁。

李侗继承发挥杨时之说，注重从“知”字上下工夫理会“仁”。

他认为本源是“体用兼举”的，只有从知觉的角度下工夫理会，才会“透彻”、“了了”本源之分殊，才能达到体用兼举的学术宗旨。

对此，朱熹理解说：“然则仁之为仁，人与物不得不同。

知人之为人而存之，人与物不得不异。

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龟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说。

而先生以为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意也，不知果是如此否？”对朱熹的理解，李侗加以肯定，称其“概得之”。

虽然李侗为学宗旨是注重体用贯通，“理一”与“分殊”兼举，但为与“异端”之学相区别又重视对“分殊”的论说。

朱熹在问学李侗之初留意禅学，为李侗所不许。

李侗用“理一分殊”之说引导朱熹辨别儒与异端。

李侗认为儒学和异端之学的区别，主要是对“理一分殊”之旨、特别是“分殊”的认识与掌握不同，主张对“理一”，即“一视同仁气象”的理解并不难，对“理一”的把握也并不能将儒与异端真正辨别开，重要的、难得的是对“分殊”的把握，只有在“理一”的基础上认真仔细地理会人伦日用等分殊才是儒者气象，也才能真正划清“吾儒”与“异端”的界限。

诚然，朱熹在李侗的引导下又超出李侗之思想范围而转向重视“分殊”之穷理，但李侗强调“分殊”主要是为了将儒学与“疑似乱真”的异端之学区别开来，而其“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的重“分殊”思想也是对杨时注重“分殊”的继承与发挥。

“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李侗上承师门，为学注重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未发之中即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