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影简史

由黑泽明导演的影片《无愧于我们的青春》描写了在战争中一个教授的女儿，她和一个革命者结了婚，并在她的丈夫遇害死后毅然抛弃安逸的城市生活，到了农村他丈夫的父母身边，在那里从事着艰苦的劳动。并在周围的人以冷眼和辱骂，把她视为“非国民”的时候，她仍旧坚定着自己的信念。片尾战争结束，女主人公幸技(原节子饰)回首往事感到无愧于青春。这部影片在日本电影中是第一次表现了具有独立思考的不同一般传统女性形象。幸枝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这也是吸引黑泽明去拍摄这部影片的主要原因。我们在黑泽明以后的一系列作品中曾反复地看到了他所描写的这类理想主义的人物。《无愧于我们的青春》在拍摄方法上，黑泽明开始使用移动摄影和节奏急促的连续闪回。为了反映幸校艰辛的劳动，影片在四分钟里用了65个镜头来反复表现。应该说，在这部影片中黑泽明的观念已经基本形成。在日本国内，由于黑绎明的这部影片和当时已很有名望的木下惠介的影片《大曾根家的早晨》并驾齐驱，而使得他的名声大振。
黑泽明是日本电影的关键人物之一，《罗生门》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大奖之后，使日本电影进入一个新的世纪，极大地振奋了日本民族电影的发展。与沟口健二不同，黑泽明是一位充溢着强烈阳刚之气的导演。黑泽明影片的一个重要表现对象是日本的武士阶层：武士阶层的历史，武士的道德风尚，武士阶层的社会作用及演变等。武士的那种忠诚、正直、勇敢、献身，以及粗犷彪悍的气质，是武士的品格，也是日本民族的品格。因而，黑泽明的影片在某种程度是是日本文化和日本精神的象征。黑泽明的影片激情充溢、动作强烈，其风格也是粗犷奔放、孔武有力，洋溢着阳刚壮烈之美，与沟口健二和小津安二郎的影片中的那种含蓄、清淡、质朴、哀伤的气质形成鲜明对比。
黑泽明的影片具有十分强烈而又深刻的道德观念与人生哲理，他喜欢由某一哲理观念出发进行构思创作。他首先对生活、社会、人生有某一特定的观念，然后去收集素材，构想人物和情节。例如《罗生门》情节简单精炼，人物只有八个，通过片人物一串串谎言展开情节。但其内涵却是深刻而复杂的。片中的每个人都在撒谎，都是各自从利己主义的立场，说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或者不说，或者用谎言掩盖。正如黑泽明所说，《罗生门》里描写了人性可悲的一个侧面，是人性丑陋的部分，人有勇气使自己丑陋，但很难有勇气承认丑陋。影片如锋利的解剖刀割开了人性最深层的部位而公之于众，使人们震惊于人性深层丑陋的阴影。《罗生门》中大量运用的移动摄影，取得了惊人的效果。移动拍摄用不同的节奏，突出了当事人叙述故事的内心世界。拍摄多襄丸、真砂和武士三个人的三种说法时，摄影机都突出叙述者的运用语言表现自己的运动——因为每个人都片面从自我出发。因而，摄影机都是主观的、谨慎地确立了虚构的情调。第四种樵夫的说法是客观直实的，因而摄影机造成拉开距离的印象，如实地反映真相，并对以上三人的谎言作了讽刺性的评论。《罗生门》也显现出黑泽明粗犷有力的艺术风格，影片充满了激情和冲突。
无可争辩的是，战后日本电影无论在西方人或是在东方人面前，都独树一帜地展示出了它那奇特、神秘的艺术空间。日本电影大师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于民族传统及文化特别的“关照”意识，给予了人们以全新的、强烈的视听感受。然而，纵观日本电影的发展我们却可以看到，它经历了一条极为曲折和艰难的道路。在我们对战后的日本电影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将进行深入探讨的时候，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日本电影从爱迪生发明的“电影视镜”在神户与观众见面时起，到50年代日本电影取得的辉煌成就时止，它已经走过整整的半个世纪。
小津安二郎在日本电影史上被认为是日本无声电影走向最纯和最高形式的一位艺术家。他在熟悉和掌握了西方电影技巧之后，便在自己的影片中背离了那些体系，而发展了具有民族审美形态的个人风格。小津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有：《浮草物语》(1934年)和《独生子》(1936年，小津的第一部有声片)等。这些影片从题材选择、导演手法到剪辑技巧，都已经确立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
小津安二郎和沟口健二的创作标志着日本电影的成熟。然而，从时间上我们却可以看到战争已经爆发。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第二节 战时与战后日本电影的形势和主题
战争中断了日本电影高峰时期的趋于成熟的创作。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8月，内务大臣就要求电影公司进行战时“艺术动员”。所谓的“战时体制”、“国民精神总动员”成为了当时的口号。战时日本电影企业被收归国有。1938年，日本军国丰义仿效德国约瑟夫•戈贝尔对电影实行的纳粹式统治而制定的那个“电影法”，开始了为策划日本的“电影法”而进行了大肆宣传。
一、日本电影受国外电影的影响
日本民族电影发展的最初阶段，虽也有衣笠贞之助拜访苏联蒙太奇大师，也有沟口健二模仿德国表现主义，但日本电影还是更多地接受了美国电影的影响。10年代末，曾在托马斯•哈伯•英斯的指导下当过演员的栗原(改名为：栗原•托马斯)从美国带回来“分镜头剧本”的方式，从源拉蒙回来的小谷(改名为：小谷•亨利)又带来了摄影和剪辑技术等，这些使日本人逐渐地懂得了如何去制作好一部影片。20年代初，美国电影企业：联艺、派拉蒙、环球和福斯公司等，开始在日本设立了分公司，这便更加剧了他们对于日本电影的影响。
比如：日本家庭情节剧的表现；适合与日本建筑空间和审美心理的较低的视角运用；以及拒绝默片“淡入淡出”等一系列剪辑手法，而完全利用一把剪刀干净利索的“切’’等等，都已成为他的鲜明的特征。小津安二郎在当时不仅得到了日本评论界的肯定，也赢得了日本观众们的喜爱。沟口健二在这一时期则以他的两部女性电影《浪华悲歌》(1936年)和《青楼姐妹》(1936年)而精彩亮相。这两部影片曾被誉为“在日本新出现的现实主义的影片”。紧接着他又拍摄了《爱怨峡》(1937年)。这部影片是由田中娟代主演的。她在回忆和沟口健二的合作时说：“沟口健二历来采用一个场面一个镜头到底的拍摄方法。在拍摄《爱怨峡》时更厉害了，一个镜头拍10O0英尺胶片的情况常有”。沟口往往在开机前反复地进行排演，而在开机后对准镜头一气呵成。这便形成了他不同于别人的独特风格。
战后走在日本电影民主化最前面的也还是新闻电影和纪录电影。岩崎超制片拍摄了两部纪录片《原子弹的效果》和《日本的悲剧》，摄制人员赶到广岛和长崎，纪录了最真实的惨状。然而，占领军禁止上映这两部影片，并将底片和正片全部没收，他们大谈民主却绝不允许有损于他们的民主出现。
在过去人们一提起日本这个民族，一般会说这是一个贯于抄袭的民族。然而，笔者却认为，这并非是日本民族的真正性格。他们固然有抄袭的一面，但同时也没有忘记使之变为自己本民族所能够接受的东西。而这后一点才是真正地体现了这个民族的性格特征。从历史上看，日本的第一位天皇——圣德太子，面对强大的中国文化所采取的就不是囫囵吞枣的态度。他建立了自己的所谓圣德太子的模式，实际上放弃了独裁的欲望。他提出了君主立宪制、民主制和官僚制。认为天皇应该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其结果使天皇免受了一切历史变革的危害，而把自己塑造成为一种人性化了的神。德川时代末期，曾展开的那场“开国”与“锁国”的争论，导致了明治维新的出现。而明治维新所提出的口号是：“和魂洋才”(即大和民族的精神和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个口号所体现的是保留自己的文化和拒绝西方的精神观念，而同时还要建立一个可以和西方相匹敌的近代国家。从宗教上看，日本人把我们儒学中的“仁”(人道主义的)，改变为他们的儒教中的“忠”(民族主义的)；把我们强调尘世、安静、隐居和长寿的道教，改变为他们激励爱国主—义相对天皇崇拜的神道教；把我们的佛教(虽是印度教，但从中国传人口本)变为一种慈善和福利事业。从文字上看更具特征，日本有汉字(中国象形文字的演变)；平假名(日本本士文字)；片假名(多译西方外来语)三种文字的结合。在生活上的例子就更多了，比如：日本人原来是在“蹋蹋眯”上放个坐垫坐在上面，当他们发现了沙发，并想把它搬进低矮的鸽子笼式的房间时，他们将两个扶手和四条腿锯掉了，然而这个怪东西放在“蹋蹋眯”上，看上去却是那样的协调和相称。正是这样，日本人对于外来的信息所采取的不仅是“拿来主义”，而是以接受、拒绝和改造过程接受过来。我们在这里所要说明的是电影也不例外，它同样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一 日本电影的崛起与战前发展概况
1951年，黑泽明的《罗生门》问世，“——飞冲天”征服了西方，轰动了世界，使得日本电影在国际影坛上骤然提到了显著的地位。在以后的几年中，日本电影无论在任何地方的国际电影节上都能够得以获奖：1952年，沟口健二拍摄的《西鹤一代女》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导演奖；1953年，沟口健二拍摄的《雨月物语》和五所乎之助拍摄的《烟囱林立的地方》，分别在威尼斯和柏林电影节上获奖；
二、日本的传统美学对日本电影的影响
日本早期的无声影片，完全从属于舞台剧。当时的拍摄方法，是将摄影机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丝毫不差的按照舞台演出的空间和时间的形式拍摄下来。类似于梅里爱，但又缺少梅里爱的想象力。所反映在银幕上的基本上是歌舞伎和后来的新派剧的内容。
这种“罐头式戏剧”(片盒式戏剧)的无声影片，很长时间成为日本电影的主流。至少这样一种原始主义的早期状态在日本电影中的持续，使日本电影大致落后于西方10年之久。这种迟缓虽然有其日本电影企业组织较晚，以及商业方面的原因，或者机器、胶片的落后等等。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受到了传统美学的制约。
1990年，黑泽明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之后，又接连拍了《梦》（1989）与《八月狂想曲》（1991）。1993年，83岁的他又推出了第31部巨作《还没有呐》，影片描写了一个横跨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的著名作家内田百闲。他为了专事创作而辞掉了执教30多年的大学教授，他教过的四位学生经常找理由来探望生活清贫的老师并接济他，师生之情热切感人。《还没有呐》多少有黑泽明的自我写照，他对此说法也不予否认。
黑泽明曾把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人的作品改成日本故事搬上银幕。他是最善于模仿美国电影的人，他把现代化的电影手法与日本的民族传统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乱》取材于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李尔王》，影片将故事的时代背景转换为日本的战国时代，通过一个攻城掠地、吞灭弱小，而且手段残忍的霸主的一生，展示了当时以杀戮为唯一手段的人世。表现出黑泽明对权势欲造成的人间祸患由衷地憎恨，并力图阐释他笃信的善恶之极如影随形的思想。该片场面磅礴，具有震撼人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