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日升、张诚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定

　收稿日期:1999212201

　作者简介:余三乐(19482),男,北京行政学院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K 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7621(2000)0520064204

徐日升、张诚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定

□余三乐

(北京行政学院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所,北京100044)

摘　要:本文根据康熙年间中俄双方的客观形势的对比,根据中、俄关于尼布楚谈判的评价,对西方传教士徐日升、张诚等在参与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中所起的作用,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

关键词:中国;徐日升;张诚;俄国;《尼布楚条约》

在清代的顺、康、雍、乾时代,参与大清朝廷的外交事务是在宫廷服务的西方传教士们的重要职责之

一。他们参与了多次对外谈判,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徐日升等所参与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

一

清王朝于1644年定都北京之后,原来长期威胁中原北部的蒙古分为了两部分,即仍与中国为敌的厄鲁特部等西部蒙古(当时为首的就是噶尔丹领导的准噶尔部)和承认是大清藩属的喀尔喀部等东部蒙古。这两部分蒙古人也是形同仇寇,互相攻伐。喀尔喀以中国为其后盾,而准噶尔部则背靠俄罗斯。

更令人担忧的则是日益向西扩张的俄罗斯势力。在中国的元朝时期,俄罗斯曾是蒙古大帝国的一部分。蒙古衰落之后,俄越过乌拉尔山脉,迅速征服了西伯利亚地区,在远东建立了伊尔库茨克、雅库茨克等军事重镇。在明清之交时,从雅库茨克出发的俄国远征队侵入到黑龙江流域,与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中国喀尔喀蒙古及其他民族遭遇。他们强迫这些当地人效忠俄国沙皇,并缴纳大量毛皮(主要是珍贵的黑貂皮)作为赋税。将从东部得来的毛皮拿到西部去卖,此项收入成为俄国国家财政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1651年(顺治八年),俄罗斯军队第一次与顺治皇帝派到黑龙江地区征集贡物的满洲骑兵发生冲突,俄军占了上风。之后中国军队向黑龙江一带的俄军发动多次进攻,仍不能取胜,于是就采取坚壁清野的政策。俄军得不到粮食,在1658年(顺治十五年)的一次战斗中遭到惨败。俄国人自然不会就此罢休。另一支从叶尼塞斯克出发的俄军,于1658年在黑龙江上游的石勒喀河河畔建造了尼布楚城。第二年,又在更深入中国的领土上修建了雅克萨城。

在1644年入关以后,清王朝面临四方面的挑战:第一,平定中国内部的反抗,巩固统治,恢复经济;第二,利用和控制与之结盟的东部蒙古部落;第三,警惕不愿臣服的蒙古西部各部落的入侵;第四,俄国人在黑龙江的出现。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在统一了南方之后,康熙皇帝把注意力转向了北方。面对俄国人和噶尔丹两方面的威胁,起先康熙打算用外交的办法解决与西部蒙古的问题,而集中武力对付俄国人。但是没有成功。因此就不得不转而对俄采用外交调停,用武力来镇压噶尔丹的叛乱。这就是当时清政府面临的北方安全的大概形势,也是康熙皇帝希望通过与俄国人的谈判所要解决的难题。

但是康熙皇帝也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实力的谈判是不能成功的。他吸取顺治年间中国军队由于缺乏给养而失败的教训,在战前作了周密而充分的准备。他用3年的时间,在吉林到瑷珲之间建立了19个兵站;修通了陆路和水路两条运输线;在辽河上游设立4座粮仓;派250艘运输船到辽河和松花江,130艘运输船到黑龙江,还在吉林建造了一个造船场;命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黑龙江将军驻跸瑷珲;等等。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以萨布素将军为统帅的水陆大军,猛攻雅克萨城。俄军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接受了投降条

件,逃离了雅克萨。中国军队拆毁了雅克萨城,撤回到瑷珲。

但是,中国军队刚撤离,一支俄国援军又到雅克萨重新设防。萨布素再次统率军队将雅克萨紧紧包围,俄国人渐渐不支。这时俄国内部政权不稳,又与土耳其发生了战争,无暇在东方再开辟一个新的战场,于是准备和中国通过谈判来解决黑龙江地区的纠纷。莫斯科匆匆派使者到北京,请求停止对雅克萨的围攻,并派出以戈洛文为首的全权专使与中方谈判。

鉴于上述的原因,康熙皇帝同意暂时放松对雅克萨的进攻,任命了以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和内大臣、一等公、国舅佟国纲为首的全权代表团。引人注目的是耶稣会的两名传教士,即徐日升和张诚也奉命随团前往。谈判的地点定在中俄接触线上俄方控制的尼布楚。这体现了康熙处理中俄交涉的新思维。

在此之前,自诩为“中央之国”的中国,其与外国的关系,只有两种:即宗主国和朝贡国的关系,如与朝鲜及东亚各国,西方国家使节初来时,也是按照这一模式处理的,如葡萄牙、荷兰;或者是交战国的关系,如在一段时间内与日本的关系。与非朝贡国平等地交往,则是中国面临的全新课题。

明代万历年间,俄国的第一个使者因为没有带来令中国人感兴趣的贡物和贡物所代表的政治上的臣服,根本没能见到皇帝,就被打发走了。1654年(顺治十一年),另一个俄国使者坚持必须按照西方的惯例,先见皇帝,递交国书,然后才进献礼物;而且在晋见皇帝时,拒绝遵循中国的叩头礼节,而被朝廷赶出了北京。《清朝文献通考》载:“(顺治)十三年,(俄)遣使奉表来朝贡方物,以来使不谙朝仪,却其贡而遣还之。”[1] 1676年(康熙十五年),沙皇使节尼古拉又来到北京,他拒绝叩头,拒绝跪下领取皇帝的礼物。不仅他出使的使命一项也没完成,甚至连一封证明他到达北京的官方信件也没有拿到。

但是,这次谈判却不同。美国华盛顿乔治敦大学的J・塞比斯(Jo sep h Sebes)指出:康熙皇帝已经意识到,必须“要和俄国讲和,以便可以无牵掣地去对付噶尔丹蒙古人。不但如此,他要求有一个尽可能严格约束俄国人的条约”,“既要订立一个对俄国人具有最大约束力的条约,那么就必须按照国际法来订立,也就是说,必须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来订立”。为此“他情愿暂时牺牲传统的中国态度和优越感”,“接受当时已经深入俄国的国际法的原则和办法”。第一,中国官员是没有国际法的基本概念,即以平等、互惠的精神处理相关国家间的纷争的,因此,西方传教士的参与是必要的;第二,只有在远离京师的尼布楚,才“不会受到公众的注意”,“不致触犯中国的舆论”[2]。徐日升曾说,如果俄国使者到北京去谈判,就绝不会成功。

二

徐日升,字寅公,原名T hom as Pereira,1645年生于葡萄牙一贵族家庭,1663年入修道院,3年后到澳门,1673年进入京师。第一次晋见时,就博得皇帝的欢心。1688年南怀仁去世后,康熙皇帝命徐日升为新的钦天监监正。徐日升辞谢了此职,但在实际上主持了钦天监的工作。康熙皇帝对他一直信任有加。张诚,字实斋,原名Joan F ranciscu s Gerb illon,1654年生于法国凡尔登,17岁入修院学习数学、哲学,很早就立下到远东传教的志向。他于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7月到达中国的宁波港,第二年2月7日抵达北京。

康熙皇帝派遣徐日升和张诚作为中国使团的成员,还将自己的袍褂赐予徐日升,又为张诚特制了一件,并授予他们三品顶戴。皇帝嘱咐索额图和佟国纲说:“朕鉴于所用西人,皆忠贞可靠,足资信赖,特令徐日升随尔前往俄国。”[3]要他们与二教士同桌就餐,重要的事情要与之商量。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5月30日清晨,使团辞京启行,皇上就谈判方针谕索额图曰:“朕以为尼布潮(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俄)罗斯。”如俄国认同此意,“与之画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4]并且派皇长子代替自己在清河设座赐茶,为使团饯行。

以索额图为首的使团经居庸关、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向西北行进,然后向正北,进入喀尔喀蒙古地区。人马穿行在广阔的沙漠中,十分艰难,常有人马死亡。7月5日,使团在行进中忽然碰到一群一群的喀尔喀蒙古人扶老携幼,向南逃徙。原来他们被噶尔丹的叛军打败,又拒绝了俄国的招降,向南请求大清朝廷的庇护。这一突然事变,使使团极为被动。7月20日,康熙派来使者命令使团折返北京,并将推迟谈判的消息通知俄国。后来中俄双方经过磋商,同意在尼布楚重开谈判。中方再次组团于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6月13日离京。鉴于形势有所逆转,康熙授意索额图在划定边界上可以稍稍作些让步,即如果俄方坚持,可以让出尼布楚,而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与上次相同,徐日升和张诚随团前往。

中国使团经过长途跋涉,于7月31日到达尼布楚。以索额图为首的中国使团与戈洛文进行了激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