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汉哀帝

第39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7年1月 Vol.39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Ja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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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10-23 作者简介：刘鹏（1989-），男，湖北孝昌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秦汉史。 -93-

历史学研究

简论汉哀帝

刘 鹏

（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从其施政策略、用人之道和对其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等方面看，汉哀帝在位前期还是颇具洞察力和图治雄心的。他频繁改易大臣，调整外戚势力，尽量使之处在自己的有效控制下，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才能。哀帝部分为人所诟病的事件实则是由傅太后干预所致，而董贤的出现则逐渐使其偏离了当初的政治理想。

关键词：汉哀帝；外戚；傅太后；董贤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7)01-0093-05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7.01.021

A Brief Discussion on Emperor Ai of Han Dynasty

LIU P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analysis of his policy, strategy of choosing persons and the characters tha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him, Emperor Ai was quite insightful and ambitious in his early reign. He frequently changed ministers and altered the relatives of imperial consorts. In this way he tried to make them under his effective control, which showed his political ability. In his political career, some events which were criticized by others were actually caused by the participation of Empress Dowager Fu. With the appearance of Dong Xian, the Emperor gradually deviated from his original political ideals.

Key Words: Emperor Ai of Han Dynasty; consort clan; Empress Dowager Fu; Dong Xian

汉哀帝的在位年代处于西汉晚期，后世学者对其评价存在相当程度的分歧。近几十年来学界对此问题有一些集中的探讨，郭善兵[1]认为，汉哀帝大体上能做到信赏必罚、亲贤恶恶，具备一定的统治才能。这应是较为中肯的评价，但其论述角度似可进一步探讨。张小峰[2,p188]通过对哀帝政局与王氏家族的分析，认为哀帝的最终目的就是加强君主权力，使外戚处于君主的有效操持之下。这种看法对重新评价汉哀帝也不无裨益。此外，吕思勉[3,p188]认为，汉哀帝即位之初欲有所作为，“然欲正人而不能正己，去王氏而以丁、傅之族代之，享国不永，朝无重臣，国政仍入王氏之手，是则可哀也”。这些论述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相关问题似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阐述对汉哀帝的粗浅看法，以求有所裨益。 一、汉哀帝的施政举措

汉哀帝刘欣是元帝庶孙、定陶共王刘康之子。元延四年（前9年）被成帝立为皇太子，绥和二年（前7年）即位，是为汉哀帝，时年20岁。元寿二年（前1年）去世，共在位六年。

哀帝即位之初，西汉国家面临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非常严峻，谏大夫鲍宣曾上书哀帝说：“窃见孝成皇帝时，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亡度，穷困百姓，是以日

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亲见也。”

[4,p3087]

面对这样的局面，初即位的汉哀帝的确想有所作为，史载：“上少在国，见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内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4,p3503]以尽自己奉汉家大宗的责任和实现自己在政治上的抱负。

西汉晚期，贵族豪富大量兼并土地，社会问题严重，“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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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4,p1142]。师丹即向哀帝建言“宜略为限”。这引起了哀帝的重视，不久即下诏：“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其议限列。”让群臣议论解决危机的办法。最后制订了限田限奴婢之法：

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

[4,p1142-1143]

在当时的社会危机背景下，这种具体的限田限奴婢之法应该是十分必要和切实可行的。然而，由于这种策略损害了贵族官僚的既得利益，在其施行过程中受到了很大阻碍，“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4,p1143]。尤其是后来哀帝宠幸董贤，“诏书罢菀，而以赐贤二千余顷，均田之制从此堕坏”[4,p3496]，限田令遂彻底成为一纸空文。但是纵观限田限奴婢的整个过程，我们应该看到，哀帝起初还是颇有洞察力和图治雄心的，可惜他没能克服所遇到的现实阻力，更因人费事，终致失败。

此外，哀帝即位后两个月，即下诏罢乐府：“郑声淫而乱乐，圣王所放，其罢乐府。”[4,p335]对于罢乐府的动机，传统说法是由于哀帝“性不好音”，但也有学者指出，乐府是奢靡的象征，哀帝罢黜乐府也是为加强统治，其国力下降，折射的是西汉政权的衰退[5]。另有学者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认为哀帝罢黜乐府是由于纠正世俗奢靡之风，兴雅乐、强王权，以及振兴经济的需要[6]。我们认为，这与哀帝初即位的情形应该是很切合的。二位学者关于哀帝罢黜乐府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哀帝的新视角，即他起初确曾竭力振新汉室、励精图治。

哀帝在位期间，还实施过若干省减诸用、利国惠民的措施。如绥和二年他下诏曰：

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除任子令及诽谤诋欺法。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禁郡国无得献名兽。益吏三百石以下奉。察吏残贼酷虐者，以时退。有司无得举赦前往事。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

[4,p336]

齐三服官等是满足统治者奢华需求的官方机构，其设置由来已久，至哀帝则罢止之。允许掖庭年三十以下女子出嫁，去除年五十以上者的官奴婢身份，以及禁止郡国献名兽，也都是节省民力、利于百姓福祉的措施。而任子令，颜师古注引应劭曰：“不以德选，故除之。”[4,p337]故除任子令、退贪残酷

虐之吏，以及增加低级官吏的俸禄等，都是澄清吏治之举。不管这些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行，至少我们从中可知，当时的名臣杜邺称汉哀帝“行不偏之政，每事约简，非礼不动，诚欲正身与天下更始也”[4,p3476]，并不完全是溢美之辞。

另外，早在成帝时期，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和《包元太平经》，并声称：“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4,p3192]甘氏又将此说教授给夏贺良等人，但当时遭到中垒校尉刘向的反对。哀帝即位后，司隶校尉解光和李寻都喜好夏贺良等人的学说，共同向哀帝推荐他们。“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4,p340]这时的汉哀帝由于“久寝疾，几其有益，遂从贺良等议”，于是下诏施行。

但一个多月后，哀帝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夏贺良等人“复欲妄变政事”，大臣们都认为不可行。贺良等却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这时哀帝似乎如梦初醒，认清了夏贺良等人的真面目。于是下诏：“待诏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过听贺良等言，冀为海内获福，卒亡嘉应。皆违经背古，不合时宜。六月甲子制书，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贺良等反道惑众，下有司。”[4,p340]

诚如学界所指出的，这是汉哀帝上演的一幕“再受命”丑剧，“这场丑剧仅月余就草草收场，夏贺良被当作替罪羊处死”[7,p27]。然而，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认为，从结果看，正是因为这幕丑剧持续时间很短，而且哀帝将“再受命”中除了赦令之外的东西全部除去，做了很及时的善后工作，这正说明哀帝并不是昏庸无能、执迷左道的；再者，从动机看，虽说哀帝是希望自己病情好转，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传统社会里，皇帝身体的健康可能成为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并进而“为海内获福”。另外，哪怕是汉儒一向宣称的天人感应、灾异符瑞之说，在今天看来也并无多少科学道理。那么在当时，在不造成太大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再受命”又何尝不是一种尝试呢？

二、汉哀帝的用人之道

（一）升黜大臣

在汉哀帝短短六年的统治中，人事变动频仍，史称哀帝“睹孝成世禄去王室，权柄外移，是故临朝娄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4,p345]。他即位后频繁改易大臣，以期恢复武帝和宣帝时期的君主权威，一展祖上之帝王雄风。当时大司马（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