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研究三十年述评_丛新强

DOI:10.15981/ki.dongyueluncong.2013.06.008东岳论丛June．，2013Vol．34No．62013年6月（第34卷/第6期）（Dong Yue Tribune ）莫言研究三十年述评丛新强1，孙书文2（1．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100；2．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摘要］莫言研究三十年，主要在于揭示其创作历程的起伏变迁和文本世界的创新与独特。

莫言文学的“世界性”表现为对世界文学的借鉴和影响，从融入世界、立足传统到走向世界、贡献世界。

莫言的“历史写作”，总体贯穿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历史与人性，也提供出重建当代史的启示。

莫言文学的“民间性”必须基于“中国经验”，而“乡土性”则必须基于人类普世价值。

在文本研究中，“叙事”和“意蕴”构成最为基础性的内容。

亲朋好友的近距离透视则属于“知人论世”的莫言研究，提供出兼具“专业”与“草根”特性的独有视角和另类形态。

微观而言，通过“文本细读”方能超越“宏大叙事”和“莫言叙事”带来的阐释焦虑;宏观而论，海内外文化论争中的“莫言现象”研究成为自然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莫言研究;“莫言现象”;莫言［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2013）06－0008－09从1981年发表第一部作品至今，莫言的文学创作道路已经走过三十余年。

从1985年正式引起学界关注至今，对于莫言创作的研究也已经接近三十年了。

“莫言已不再是一个仅用某些文化或者美学的新词概念就能概括和描述的作家了，而成了一个异常多面和丰厚的、包含了复杂的人文、历史、道德和艺术的广大领域中几乎所有命题的作家。

”①一个作家的价值和意义，固然要看其作品的量与质，但一定程度上还要看他在文学史中提出了什么样的有价值的话题与问题。

莫言的创造性、自由性和复杂性丰富了中国文学，同时以其独特性为历史提供了一个载体。

一、莫言文学的“世界性”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坛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作家，这是从莫言作品在国外的翻译数量、文学影响等各个方面所做出的综合判断。

作为“世界性”的莫言，其中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世界文学对莫言的影响，二是莫言文学走向世界。

每一个走向世界的作家，无疑都受到世界文学的影响。

张学军认为，“莫言在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下，逐渐开辟了属于自己的艺术疆域”②。

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成功，对莫言有着深刻的启示。

他要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的艺术领地，把自己的故乡———高密东北乡作为自己艺术世界的灵魂。

同时，莫言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广泛，并非仅仅局限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

海明威、卡夫卡、结构主义、新感觉主义、意识流小说、弗洛伊德等方面的因素，在莫言的创作中都能找到回响。

而众多因素中，对莫言影响最深的是审丑的美学观念。

他把丑的艺术形象作为正面反映的对象，扩大了艺术感觉的空间，也表明对人类自身认识的深化。

其中对丑的描写，还有着以回归自然来排拒都市文明的倾向。

莫言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但他并非“邯郸学步”，而是有着强烈的民族文化主体意识。

其作品贯注着对民族精神的自觉追求，更有对人的尊严与个性的呼唤和对现世人生的执著探索。

对中国当代作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世界作家们，莫言都有意从他们那里汲取营养。

深受世界文学的影响，他也影响了世界文学。

刘绍铭分析了莫言作品在英美两国的译介情况，称莫言作品“入了世界文学的版图”③。

［作者简介］丛新强（1974－），男，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孙书文（1974－），男，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①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论莫言》，《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

②张学军:《莫言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齐鲁学刊》，1992年第4期。

③刘绍铭:《入了世界文学的版图———莫言著作、葛浩文译文印象及其他》，《作家》，1993年第8期。

莫言研究三十年述评姜智芹对其中原因做了探析，她认为莫言的现代气质，使他的作品很容易在西方读者中产生共鸣，西方世界对他的欣赏也就在情理之中。

莫言在叙事技巧上的革新和说故事的神奇天分，尤其令西方文学界倾倒。

不管是写历史还是写现实，都充满了丰富而出色的想象。

“中西文化在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的，莫言的作品表现了人类相通的领域，表现了人类在精神上、物质上的向往和追求。

他在借鉴外国文学时对‘化境’的追求，既表现了中国人的气派，也是他的作品对外国读者有难以抗拒的魅力之源。

”①此类研究当然不仅仅要找出莫言创作之源与其小说在世界中的欢迎度，而是要找出世界性的莫言之于文学创作的意义。

要通过这个标本，来看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

王德威从海外的视野，对莫言的《生死疲劳》与朱天文的《巫言》进行比较，其意不是要比较两者的高下，重要者在于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小说创造“自由”的意义。

《生死疲劳》卷首不讲自由，而讲自在———“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尤其耐人寻味。

第二，小说表达“悲悯”的能量。

第三，如何重新看待小说和历史与记忆的辩证②。

麦永雄指出，从边缘性的当代东方文学与以“中心”自居的西方文学的关系看，大江与莫言都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既深受西方文学及理论影响，又富于创造性地将自己的小说创作立足于边缘性的东方大地上，分别创造了“森林峡谷村庄”和“高密东北乡”，从而展示出“边缘文化”丰富的历史蕴含和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③。

在中国当代文学进程中，一直伴随着世界性的焦虑，“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是这种焦虑的鲜明体现。

这与中国后发达国家的地位有关，要求奋发直追，紧跟国际潮流。

也正因这种焦虑，中国当代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有着向西方作家看齐、要赢得西方文化认同的心理。

莫言的意义在于，他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立足于民族传统的根基，立足于文学本质的根基，追寻并坚守着自己的独特道路。

也正因如此，他赢得了世界的认同。

二、莫言的“历史写作”陈晓明看来，今天的中国文学，总体上可以说是以现实主义历史叙事为基础，以乡土文学叙事为主导，以民族国家建构的自我想象为创作冲动的文学。

那么，在众多表现20世纪中国历史的作品中，莫言何以独树一帜？在《以个人风格穿透现代性历史》④一文中，陈晓明以“历史主义”的眼光阐释莫言小说的艺术特质。

从《红高粱》的华丽绚烂，到《丰乳肥臀》的厚重广阔，《檀香刑》的冷峻凝重，再到《生死疲劳》的强力投胎变种，《蛙》的痛楚与救赎，这几部作品贯穿了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历史。

前三部可以看作中国现代性的三部曲，它们几乎是一个整体，也可以把它们的顺序做一个调整：第一部是《檀香刑》，第二部是《丰乳肥臀》，第三部是《生死疲劳》，它们的时间线索就更清晰。

这三部曲，无疑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历史书写最为厚重深刻的作品。

《蛙》则以多种文本的缝合形式，重新建构当代史，它是重构历史叙事的一个启示性的文本。

莫言的艺术吊诡多变，每部作品都极鲜明地以个人风格去表现20世纪中国历史的深重。

他把中国现代性经历的大事件大变局转化为个人的深切创痛，并以个人化语言和叙述表现出来，使历史与人性被一种独特的生存状态绞合在一起，当代中国小说从思想意识到文体及其语言都获得了一次自行其是的解放。

立足于中国现代小说和中国历史现代转型之关系的文化语境中，温儒敏、叶诚生通过“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来阐释莫言小说的现代品质⑤。

作者认为，莫言小说虽然不乏“讲史”的冲动，但绝少对现代性的简单认同。

在其小说叙事中，截然对立的新旧模式失效了，习以为常的历史主体不再是不证自明的显赫存在，以往隐没在历史角落或者退缩于历史边缘的人物反而频频走向前台，小人物甚至“历史反角”的出场不时搅动起历史长河的波澜，讲史者角色的替换实际上改变了历史演进的主人公，如此被重述的历史已经变得歧义丛生、意味深长。

莫言始终将叙事聚焦于不同历史情境中的人的挣扎与沉浮，并且完成了从强力到原罪、从反抗到宽容、从解放冲动到救赎忏悔的精神蜕变，这也意味着莫言完成了某种现代小说的伦理建构。

对于莫言的“历史写作”，一直伴随争议，张清华的文章《莫言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以其对典型“历①②③④姜智芹:《西方读者视野中的莫言》，《当代文坛》，2005年第5期。

王德威:《狂言流言，巫言莫言———＜生死疲劳＞与＜巫言＞所引起的反思》，《江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麦永雄:《诺贝尔文学奖视域中的大江健三郎与莫言》，《桂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陈晓明:《以个人风格穿透现代性历史———莫言小说艺术特质漫议》，《山东文学》，2012年第11期。

温儒敏，叶诚生:《“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小说的现代质》，《东岳论丛》，2012年第12期。

东岳论丛June．，2013Vol．34No．62013年6月（第34卷/第6期）（Dong Yue Tribune）史”文本的学理性分析而具有总结性和反思性①。

作者认为，《红高粱家族》是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滥觞之作，《丰乳肥臀》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扛鼎之作，《檀香刑》则是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下“重返历史主义”的代表作。

这三部小说，成为莫言所贡献出的一个至为重要的系列。

它表明，莫言不仅是当代作家中最具历史主义倾向、一直最执着地关注着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而且这种关注还体现了强烈的人文性和当代性，对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洪治纲则进一步分析了《檀香刑》的“刑场背后的历史”②，认为这既是一部汪洋恣肆、激情迸射的新历史主义典范之作，又是一部借刑场为舞台、以施刑为高潮的现代寓言体戏剧。

它以极度民间化的传奇故事为底色，借助那种看似非常传统的文本结构，充分展示了作者内心深处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和高超的叙事独创性，张扬了作者长期所崇尚的那种生命内在的强悍美、悲壮美。

同时，莫言又以其故事自身的隐喻特质，将小说的审美内涵延伸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并直指极权话语的深层结构，使古老文明掩饰下的国家权力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再一次受到尖锐的审视。

《檀香刑》的巨大成功，正是建立在对人性内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有效表达中。

它以人性撕裂的尖锐方式，将叙事不断地挺入深远而广袤的历史文化中，在鞑伐与诘难的同时，表达了莫言内心深处的那种疼痛与悲悯的人文情怀。

对于文学与历史的研究，往往会产生双面效应。

在有的学者看来的最具价值之处，恰恰是另外学者认为的创作局限所在。

与上述的肯定性评价不同，在《论莫言历史小说的创作局限》③一文中，胡湘梅在指出莫言创作个性的同时以最负盛名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为例着重阐述对其历史写作的看法：从整体上看，作品中作者所寄托的精神家园的理想是脆弱的；在描写历史的时候，作者迷失在自己的主观臆想中，暴露出过多的丑陋与野蛮；并缺乏一些应有的人文关怀，表现出作者精神上的迷失。

三、莫言文学的“民间性”与“乡土性”对于莫言的文学世界，研究界常常以“民间性”作出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