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正面战场评述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大陆正面战场研究起步较晚，真正从学术上取得进展，大致可以说是近20年间的事。

回顾和总结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的发展情况对今后抗战史研究的深入不无助益。

本文就此所作论述，因为篇幅限制，不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请学界指正。

一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概况1949年以后的30年内，大陆抗日战争史研究进展缓慢。

比较而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研究还有一些进展，而对正面战场的研究极端漠视。

只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一些省市委员会的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选辑》发表了一些原国民政府官员撰写的抗日战争回忆录，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史料整理处选编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公布了部分档案资料，为正面战场研究提供了参考史料。

中共党史革命史论著对正面战场抗战的史实和战绩基本不提，连现代史通史性著作也概于贬斥。

如有的著作论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时，其基调为：国民党实施“片面抗战路线”，国民党战场上不断大溃退。

就学术研究而言，直至70年代末，大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直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针后，学术界才逐步恢复生机。

随着逐步摆脱以往“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一方面史学界开始敢于对抗日战争的历史作研讨，另一方面，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建立，也要求对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举措进行比较公允的评断。

80年代以来，在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和抗日战争史的学术领域中，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讨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

有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史料陆续有所刊布，研究领域广为开拓，论著大量涌现，新的论点提出后引起争鸣，学界现在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较20年前发生了很大变化。

正面战场研究比较活跃，进展比较突出。

在史料方面，主要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资料选编，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编印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局编《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一三抗日史料选编》，武汉市档案馆等编《武汉抗战史料选编》，云南省档案馆编《滇军抗战密电集》，南京市政协编《蓝天碧血扬国威：中国空军抗战史料》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回忆资料，出版有《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原抗战》、《晋绥抗战》、《湖南四大会战》、《闽浙赣抗战》、《粤桂黔滇抗战》、《远征印缅抗战》等；还有四川省政府参事室编《川军抗战亲历记》、政协广西区委编《广西儿女抗日亲历记》、民革武汉市委编《热血报中华――武汉民革成员抗战回忆录选编》等；一些原国民政府将领的回忆录中，都有不少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内容。

《历史档案》、《民国档案》、重庆市档案馆编《档案史料与研究》陆续刊布有关的档案资料。

80年代起，除发表大量论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论文外，抗战史著作以何理著《抗日战争史》为代表，开始对正面战场作研讨。

其后，罗焕章、支绍曾《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胡德坤《中日战争史》，王辅《日军侵华战争》，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王秀鑫、郭德宏主编），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中《全民抗战气壮山河》（李良志等主编）、《坚持抗战苦撑待变》（李隆基等主编）、《同盟抗战赢得胜利》（李良志等主编），罗焕章、高培主编《中国抗战军事史》，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和杨克林、曹红编《中国抗日战争图志》等，都分别花了不同比重的篇幅论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对国民政府军队正面战场抗战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同时批评其反共和“消极抗日”之一面。

专门记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著作，开始有郭雄等编著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陈小功的《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等小册子，其后出版了张宪文主编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马振犊著《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后改名为《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等专著。

其他还有一些记述正面战场个别战役的专著。

此处不一一述及。

在80年代、90年代举办的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特别是研究抗日战争的学术讨论会中，对正面战场抗战的研讨和评价往往是学者们最注目的热点之一。

围绕抗日战争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也举办过多次，如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武汉抗战、台儿庄大捷、滇缅战场等，都举办过专题学术研讨会。

不少学术研讨会有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参加，进行学术交流，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由于台湾保存了不少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史料，台湾刊印的史料和发表的论著是大陆学者研究正面战场的参考资料重要来源之一。

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印的《中华民国史料初编――抗日战争时期》（秦孝仪主编）和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台国防部史政局编《抗日战史》等，都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著述经常参考。

80―90年代大陆翻译了日本刊印发表的太平洋战争史资料和著作。

日本一些战史资料著作和日本侵华战犯的回忆录，对研究正面战场敌方日军的战略战役部署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美英有关太平洋战争的资料著作和回忆录等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篇幅关系，这里不加论述。

二局部抗战诸役之研究作为中日两国间之一场战争，日本全面侵华和中国抗日战争始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

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就开始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

从“九一八”到1937年“七七”，日本发动过多次对中国军队的进攻，中国军队也断续进行过正面抵抗。

由于这些战事就中日两国间来说尚只具有局部性，并且不是连续发生的，故这一时期中抗日战事被称为“局部抗日”。

局部抗日阶段先后发生过九一八事变、“江桥抗日”、“一二八”淞沪抗日、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日和绥远抗战诸役。

局部抗战诸役理应包含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范围之内。

过去，对于局部抗战是忽略不提的，而集中力量批判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前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80年代以来，对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方针由“安内攘外”妥协退让向坚决抗日的转变过程进行研究，现在对国民政府军队局部抗战和国民政府的抗日准备已作出肯定。

对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一方的不抵抗方针，过去简单的认为是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

尽管现在有的学者仍持此说法，但一些学者提出：现在没有确实的史料证明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时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

有些回忆也难以凭信。

有的学者指出：过去用以阐述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证据，均为蒋处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方针，而不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的命令，张学良蒋介石在不抵抗问题上基本态度大体相同，张学良自觉自主奉行不抵抗政策。

从蒋张关系看，如张不同意蒋的方针，张可以不听蒋的命令奋起抵抗。

后来防守锦州时，蒋与南京数次令他抵抗，他却悄悄撤兵就是一个证明。

蒋张不抵抗的认识根源是，事变之初他们以为是日军挑衅行为，未能判断出是日本侵吞整个东北的开始，还图谋以外交交涉解决。

（京中：《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俞辛？：《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和蒋介石》，《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对于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江桥抗战，李杜、丁超在哈尔滨和东北义勇军在东北各地的抗战活动，学者们均给予了积极评价。

对于1932年淞沪抗战，过去简单说成是十九路军孤军抗日作战，因国民党政府加以破坏使十九路军撤退而告终，现在学者们分析说：国民党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不同。

认为十九路军的抗战是蔡廷锴等违抗南京政府命令的结果那种说法不完全符合事实。

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抽调第五军增援淞沪，但仍以抵抗求妥协。

（金再及：《南京政府对“一二八”事变的方针》，《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余子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与淞沪抗战》，《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对于长城抗战中各参战部队官兵英勇牺牲守土抗战的精神，史学界是一致肯定的，但对国民党政府的指导方针，观点有所差异，有的著作认为：“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剿共’重于抗战。

他们把长城抗战不过只是当作应付舆论，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2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有的著作则认为，何应钦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后，“秉承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政策，沿长城线布防，期望阻止日军前进”。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第5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有关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活动，一些论著论述冯玉祥不顾国民党政府中央的阻拦，与共产党联合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察东战役的情况，强调中共组织成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在其中进行领导，而国民党政府中央施以压迫，导致冯玉祥辞离，同盟军瓦解的结局。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280―296页）1936年11月中旬―12月上旬，绥远抗战取得红格尔图击敌和收复百灵庙的大捷。

有的论著突出此役系傅作义指挥取得的胜利。

有的论著分析认为，绥远抗战格局的显著特点是，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三位一体的抗战局面，晋绥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和晋绥军（傅作义）是这一格局的基础，蒋介石支持这一抗战，中央军是这次抗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史》第389―391页；余子道：《绥远抗战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三抗日战争初期正面战场研究从卢沟桥抗战到武汉会战结束，为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国民政府军举行多次战役抵御日军进攻，不过每次战役最终均以撤守退却而告结束。

过去大率以军事溃败丧师失土一言以蔽之。

近二十年研究中对这一阶段正面战场的抗战开始作出比较积极的评价，同时亦进行严厉的批评。

一本权威的中共党史著作写道：“正面战场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上，都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

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曾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晋北、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

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再加上蒋介石集团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方针，正面战场的战局非常不利。

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也未能改变整个战争的被动局面。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7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0年代一本有代表性的抗战史著作认为：“中国军民的战略防御，大量地消耗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关于中国‘不堪一击’的政治宣传……中国军民坚持了一年零三个月的防御作战，使敌人损失兵力七十多万人，在军需补给上也发生了严重困难……打破了日本侵略当局在中国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使其侵略计划屡屡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