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知识分子给人类的启示(精)

俄罗斯知识分子给人类的启示

嘉宾介绍：王康，生于1949年。曾撰写过《中国改革宪章》，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再撰写五集政论片《大道》。同期还有长篇诗评《俄罗斯启示》。抗战胜利50周年时推出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60周年又组织巨型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对中美关系、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学等皆有独到心得。

王康：有一点诚惶诚恐，我的尊容大家一目了然，我现在是一个“无齿之徒”，前一个月把牙都拔掉了，还来不及装上。来广州还得鼓起一点勇气才能来，我希望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不仅仅是无齿之徒。刚才主持人介绍说王康是一个思想家，确实是，我认为自己是有思想的家伙，而且有独立性，没有吃公家的饭，就是一个民间思想家。

好，我们今天的演讲就正式开始。

我们今天讲座主要是讲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性，但是我想仅仅讲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性难免有一点枯燥和单调，而俄罗斯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历史使命、俄罗斯国家的道路有太密切的联系，我们把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性放在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命运、道路方面来说，也许我们可以讲得深刻到位一些。

1 乌托邦的理想自古有之

乌托邦这个词是中方翻译西方词的神来之笔。人类乌托邦理想非常古老，中国有大同世界，一直到康有为的《大同书》，西方一样，从《圣经》旧约开始等等，但是真正近代的乌托邦思想，起源于1513年一本书，关于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家制度，简称乌托邦。这本书出版之后在英国引起很大的轰动，到后来亨利八世把这本书定为最危险的书。

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初期，让整个西方突然发现关于旧约、关于人间天堂的界定、关于人间十字架的界定，是可能做到的。乌托邦被赋予了强烈的现实感。乌托邦有神奇的伴生力量，总有一种力量来监督它和校正它，这种方式最带个人色彩，可以触摸，可以听和感受的，就是公开发出声音。

西方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一直是西方的公开发声的时代，简单来说，当自由没有降临的时候，当真理和正义迟迟没有兑现时，乌托邦发出一种声音：先生们，你们走错了道路，你们背叛了理想，欺骗了我们，我们要真正实现乌托邦，要达到真正理想的彼岸。

欧洲有三百年时间处于公开发声的时代，欧洲第一流的思想家最精彩、最富戏剧性的应该是法国作家左拉，左拉要为德雷弗斯辩护。法国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们要打倒德雷弗斯，把这个法国叛徒、法国军队的污点清除出去，

而且事实上他已经被关押在大西洋一个岛上。当时左拉已经是一个誉满全球的名人，他无意中看到材料，他决心站出来为德雷弗斯辩护，而且他认为这是关系到法国的正义和良心的问题。

公开发声表现在左拉身上为一次演讲，后来成为法国世世代代骄傲的福音。他说我现在站在国家正义的法庭上，以我四十年的工作和誉满全球的声誉，我发誓德雷弗斯是无罪的，如果他是有罪的，我宁愿世界化为乌有，我相信法国感谢我挽回它荣誉的一天一定会到来。

果然，他在流亡伦敦时，就不停地收到法国总参谋部内部发出关于重新为德雷弗斯翻案的信息。大家知道，左拉后来被隆重接待，进了法国的先贤祠，应该说他是不愧于此的。西方到六十年代，都没有完全兑现西方资产阶级所承诺的自由、博爱、平等，到了马丁·路德· 金，他在林肯纪念堂发出声音，《我的梦想》。当时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还很盛行。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在种族歧视的密西西比成为种族自由的绿洲；我有一个梦想，将来白人和黑人的孩子们可以携起手来”。无论是左拉还是马丁·路德·金，他们的公开发声将乌托邦的承诺一步步地兑现。

爱因斯坦临死前两天，曾经在罗素倡导的一份宣言上签字。罗素集中了当时12位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向六国政府发了一份宣言，要求六国政府承诺永远不使用核武器，而且分阶段、持续地削减，最后消灭核武器。这份宣言我认为到现在都没有过时，后来叫《爱因斯坦罗素宣言》。宣言的主要内容，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感情倾向，但是作为人类，我们相信如果要解决当时东西方的矛盾，绝对不能采取战争的办法，所有权威的科学家都意识到核战争完全可能毁灭全人类，知道越多的人越忧心忡忡。最后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放弃一切吧。

这份宣言的水平达到了人类知识分子共同的立场，这是人类上世纪的伟大宣言，这份宣言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美苏中程大规模运载火箭的削减，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凡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国家，能够倾听公开发声的，就是他们的幸事。相反，如果公开发出的声音不被倾听、不被接纳、不被好好对待，那么这个国家的危机就很深重，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前苏联和俄罗斯帝国身上。

2 最深刻的知识分子的语言往往决定一个时代

一直到1836年之前，整个俄国就是一个沙俄专制制度的盛世，尼古拉一世出兵波兰，绞杀波兰革命运动，很多俄国知识分子，包括普希金等，都严重失察，认为俄国的盛世即将到来。尼古拉一世认为，俄国的历史无比辉煌，俄国的现实无比辉煌，未来的俄国将让一切都黯然失色。

1836年9月30日，俄罗斯一本著名的杂志《望远镜》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法文写成的，后来，别林斯基翻译成俄文，之后被总结为俄国漫长历史黑夜中的第一声枪响。作者恰拉耶夫曾跟随亚历山大一世远征法国，

就是因为远征法国，到了西欧，看到西欧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深感俄国的落后、愚昧和反动。在这篇文章里，他为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他说我宁愿伤害俄国，我宁愿让它伤心，让俄罗斯蒙羞，我也绝对不说一句谎言，我必须把真理和祖国联系在一起。他用横扫一切的气魄，对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俄罗斯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从来没有让精力充沛和高尚品德发挥作用的时代，从来没有产生过激动人心的人物，没有优美的形象，人类先进的思想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好像是孤儿一样活在这个大地上，和这个土地上的先人、祖宗没有什么联系。

这篇文章，拉开了持续25年的关于俄国命运大辩论的序幕，严重地伤害了俄罗斯的民族感情，但是因为这样夸大的抗议，产生了俄罗斯自我的认识，痛苦的自我认识和痛苦的辩证法，产生了俄国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到六十年代关于俄国历史命运的大辩论。

在参与的两大派中，斯拉夫派完全是捍卫俄国的传统、历史的，但是斯拉夫派最优秀的分子，包括陀斯妥耶夫斯基，最后绝望地发现恰拉耶夫是对的，俄国历史上所赋予的对伟大神圣的使命和俄罗斯的现状完全不匹配。斯拉夫激进代表发现，俄国基督教的相爱和拯救精神从来没有兑现，在俄国充满战争和奴役，沙皇专制、农奴制等等。斯拉夫派和希拉夫派都是热爱俄罗斯的，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不管是斯拉夫派还是希拉夫派，他们就像是俄国的双头鹰，他们有共同的心脏，就是对俄罗斯的爱。但是恰恰在俄国，有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超越了斯拉夫派和希拉夫派的争论，这就是俄罗斯帝国本身、沙皇制度本身，是否体现了俄罗斯的救世主义，是否体现了基督教的拯救意识。

俄国十九世纪整个过程，就是反复地向王朝、向沙皇政权挑战的过程，之所以挑战，就是因为有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存在于从四十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到六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一直到以后兴起的民粹派。亚历山大二世被称为解放者，但是被人刺杀了，刺杀的过程非常有戏剧性，第一颗炸弹扔过去之后，亚历山大二世居然从他的车上走下来，没有被炸死和炸伤，他弯下身去搀扶其他人，这时民意党人的第二颗炸弹又响了。

这个事件使俄国处于关键关头：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三世继位，他的父亲被刺杀了，他该怎么办？俄国该怎么办？民意党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信不长，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是大赦政治犯，第二是召开俄国人民自由独立的国民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俄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在信的结尾，民意党人在俄国、全世界面前发誓，他们说如果亚历山大三世放弃镇压、放弃专制，那么俄国民意党人立即放弃恐怖行为。

这时俄国就处在关键的历史关头了，托尔斯泰这个时候刚刚经历了他五十岁的内心危机。托尔斯泰作为俄国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的一位特殊代表，俄国知识分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良知，这个良知可以表现为一种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