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通书的流行与风水术的民俗化(1)

民间通书的流行与风水术的民俗化(1) 内容提要：先秦以来，择日与风水一直是流行于中国民间社

会的两种重要的数术，对民间社会之“事生事死”的文化消

费活动起着强势的范导作用。无论是“奉正朔”的皇历还是

“民间所用”的通书，都是这两种数术的主要载体之一，但

后者更堪称是民间社会实用文化的一种权威解释文本。本文

尝试以至今在中国东南地区以及东南亚华人社会影响最大

的洪潮和通书为例，着重探讨民间通书的流行对近世中国风

水术的民俗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教

授曾敏锐地提出：中国文明是种“连续性的文明”，保持着“民神杂糅”的特点。本文或可称是欲对此观点做种粗浅的

印证。从文化变迁的角度讲，先秦以来以数术方技之学为主

的知识传统的长期延续，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传统中国所谓的

“国家”与“社会”一直呈现并维系着一体化的局面，并不

存在着绝对的分离或对立。从皇历到通书之发展，深刻地反

映官方与民间在文化传统上更为强烈的连结。而官民共信的

风水习俗无疑是这种文化整合过程中的重要象征资源。

陈进国，1970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

研究所在站博士后。

主题词：通书风水连续性民俗化

一

先秦时期，由于同属“究天人之际”之学，堪舆术同选择术

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堪舆、选择也一直是“官学”的一部分，

用以占卜时日吉凶和决定举事宜忌。可以说，重视趋避宜忌

的堪舆与择日传统一直在影响着中国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

较早的仪礼典籍《周礼》曾记载了“春官宗伯”、“地官司徒”、“夏官司马”等官员的职责，他们的活动其实都与堪舆、历

算事有一定的关联。按《左传.桓公十七年》记载，“天子有

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日御即后来从事堪舆与选择的

日者。汉以来的帝国统治者以事关国是为由，更是特别重视

堪舆、选择活动。如《史记.日者列传第六十七》载汉武帝

聚会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问事。《汉书.数术略》曰：“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后汉书》卷

二五载东汉日官主“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唐敦煌文书亦

将“阴阳人”与官员职名并列。[2]宋朝设有“司天监”，将一些风水名家纳入其中，担负相度风水、相阴阳、定方向、

诹吉兴工等事。元朝更于至元二十八年在各路衙设“阴阳学”，“括天下阴阳户口，仍立各路教官，有精于艺者，岁贡各一

人”，“果有异能，则于司天台内许令近侍”。[3]明清两朝除

继设地方阴阳学以掌管“阴阳人”外，中央的“钦天监”各

科亦集中各地阴阳、选择才隽，以逢国有内外宫室营建、师

旅、冠婚择日、郊祀候时、陵寝择地时备用。

由于历日安排向来被统治者视为象征着正统的权威，乃治理

大一统帝国所不可或缺（所谓的“奉正朔”，天命所授），故历朝的司职堪舆或选择的官员，一般都主导着历书的编撰权。

据黄一农先生研究，为了适应民间社会择日的需求，唐朝政

府已开始雕印官颁历日，并附上行事宜忌等内容。宋元以来

的政府皆曾颁布律例，以处罚私造、盗印或贩卖历日者。但

唐宋以来，民间因利私印官历，屡禁不止。直至清乾隆十六

年，政府才同意民间翻刻宪书，嘉庆二十一年始奉旨废除禁

例。[4]

对于普遍百姓而言，历日的宜忌吉凶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但官历的内容毕竟较为简略，不能兼顾各地的风俗习惯，根

本无法满足民间社会的实际需要。从出土文献看，战国秦汉

时期，中国民间已有流行“日者”所造的《日书》，以历法配合禁忌，供人选择时趋吉避凶。《日书》亦多堪舆术的内容，如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有建除、土忌，乙种有门忌、月忌、四时啻等禁忌，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有室忌、门

忌、土日及宇池方位的吉凶等。[5]

随着择日术的发展，至迟在元代，以“通书”为名的选择术

书籍已广为印售，基本可分为“理论型”和“实用型”两大

类，前者总结和阐发堪舆、选择的理论知识，较为高深，非

一般百姓所能懂，时效性较长；后者具体说明各年度从事各

事项的时日吉凶，较为浅显，故流传也最广，时效一般只有

一年。实用型通书的编造，一般要以理论型通书为基础。[6]乾嘉以降，由于编纂通书不再有违法之虞，许多选择家更是

纷纷树帜出版以己名或堂号为标志的实用型通书。事实上，

通书与皇历并无本质性的区别，“通书”基本是“发明皇历

之隐微”，只是形式上更加的民间化和通俗化罢了，所谓“皇历，经也；通书，传也。传以疏经，非任意妄作，徒新耳目

也”是也。[7]当然，因时代的变迁和语境的转换，无论是

皇历还是民间通书，在术语和用法上都跟《日书》有所差异，却基本继承了出土《日书》的“驱避宜忌”事项。可以说，

“通书”只是先秦“日书”传统的近世变体罢。

同古代《日书》相比较，近世以来的皇历及民间通书都收入

了更多的风水宜忌内容。清朝皇历《钦定协纪辨方书》属理

论型的历书，乃针对民间通书的“讹袭谬见”修订的，就相

当重视风水术的利用。如卷三十三《利用一》，就录有“选

择要论”、“杨筠松造命歌”、“疑龙经”、“论造葬”、“论补龙”、

“论扶山”、“论立向”“论相主”、“论开山立向与修山修向不同”、“论修方”、“论修方兼册向及中宫”、“论用盘针”、“罗经图”、“定方隅法”等条目。至于民间流行的各类实用型通

书，为了适应识字不多的基层民众需要，更是将跟选择相关

的风水知识写得较为通俗易懂。因此，实用型通书其实是基

层民众获取风水常识的重要平台。由于年度实用型通书发行

量甚大，且基础内容变异不大，对于民间社会崇信风水的风

气，自然多具推波助澜之功效。在风水术走向民俗化的历程

中，我们无疑不能忽视通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众所周知，秦汉以降一直有北方汉民迁徙进入闽中，北方的

选择宜忌传统自然也跟着传入。特别是在宋元之后，择日作

为蔚为贵盛的风水理气派的组成部分之一，也获得了有效发

展的市场空间，明清尤盛。例如，宋元时福建建阳一直是中

国的刻书中心之一，其书肆历史之长，刻书数量之多，可谓

独冠全国。入明以后，随着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建阳

刻书业也呈兴隆之势。建阳各书肆堂号曾刊刻了大量的选择

书籍，如

《新编历法大旨阴阳理气大成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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