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思想倾向

司马迁的思想倾向
一、司马迁与儒家
▪ 司马迁从小就接受儒家的思想教育，后来又拜名儒董仲舒、 孔安国为师，研读《公羊春秋》和古文《尚书》。他在二 十岁左右壮游时，特地去朝拜了孔子故乡，瞩仰了仲尼庙 堂车服礼器，“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 峰”(《史记·太史公自序》)，以致“低回留之不能去。” 因此，在《史记》中，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
（一）司马迁对孔子，尊孔子也。凡列国世家与孔子毫无相涉者，亦皆书 是岁孔子相鲁，孔子卒，以其系天下之轻重也。”在《史 记》里，司马迁对先秦诸子一般都是放入“列传”，而且 大都是合传，唯独把孔子列入“世家”，又为其弟子作传。 司马迁给孔子以超出诸子的特殊地位。司马迁在除《孔子 世家》外提到孔子的地方约有一百六十来处，引用孔子的 言论近九十处。对于孔子的行踪，司马迁记载之详，也是
（三）、司马迁对六经的态度
▪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借对壶遂的答话说:“夫春秋，上明
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 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 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 《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化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 和，《春秋》辫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 《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遵义。拨乱世反
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
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
乐之际全，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自比孔子，把 《史记》比作《春秋》，这就说明他尊孔子、重春秋的态度。而对春 秋笔法的运用出神入化，一脉相承，也可看出孔子对他的影响之深。 春秋笔法最重要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即“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 与彼”（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史记》中常见的“互现
法”，也正是司马迁对“春秋笔法”的发展与灵活运用。
二、“成一家之言”
▪ 司马迁对儒家、黄老二家均有所吸收，有所批判， 取其两家之长，去其两家之短，比较主张两家合 流，两家合一。那种简单地认为司马迁的是属于 儒家或道家的说法，都是片面的，不够科学和准 确的。
（一）对黄老的吸收
▪ 对黄老，主要吸收了因循为用、无为而治以及道法自然， 从民所欲，顺应事物客观规律的政治思想。黄老主张“无 为自化，清静自正”，主张无为而治，以逸代劳。其理论 特点是：“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 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这种理 论到了汉初，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需要， 也适应了广大人民要求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来休养生息 发展经济的需要。因而，汉初一些思想家们适应这一历史 发展规律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主张，陆贾为刘邦献策，著 《新语》十二篇，提出的治国方针就是黄老的无为而治， 得到刘邦的首肯并施行。汉兴以后六十多年的君臣都坚守 此道，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取得了显著的政绩， 得到司马迁的极力赞扬。这种因循为用，无为而治的政治 思想，形式上是无为，卖际上是无不为，以无为达到政治 的目的，因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治政有着极为重要的 意义。这种思想成为司马迁思想中的主要成分，他自觉不 自觉地用这一政治理论来作为评判治政与否的尺子。
▪ “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的一种史评形式， 它直接阐述了作者对各种历史现象的论断。司马迁为了增 加自己论断的说服力，在“太史公曰”中常常引用孔子的 言论，并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如《孝文本纪》云:“太 史公曰:孔子一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 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司马迁就是以孔子的仁政思 想去评价汉文帝的。又如《吴太伯世家》载:“太史公曰: 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 焉，。”司马迁“嘉伯之让”，把吴太伯列为世家之首。
（二）、司马迁对汉儒的态度
▪ 在司马迁看来，先秦儒与汉儒有霄壤之别。先秦孔子儒的 真精神是不阿世媚俗，矢志不移地坚持儒道。这突出地表 现在先秦儒代表孔子身上。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记载 孔子一生，东奔西走，不得志，但穷而不改斯道，不愿稍 贬而用之于世。且不说孔子之道如何，孔子的精神是感人 的，人格是崇高的。但到了秦汉之际，一些儒学之士抛弃 了这种真精神，不惜降低标准，降低人格，阿世求容，追 求利禄。秦汉时博士则是一例。汉高祖时同弟子一起“起 朝仪”，“面谈得以亲贵”;汉武帝时的公孙弘，亦是典 型的阿世求容人物，.唯皇帝之言是听，常常改变自己的 主张，为人外宽内忌，得到武帝赏识，位至三公。秦汉儒 与先秦儒有着本质的不同。
（二）、司马迁对汉儒的态度
▪ 司马迁对先秦儒与秦汉儒，其态度是径渭分明的。对秦汉儒，司马迁 是鄙薄和批判的。他一再申说，有醇儒、杂儒之分，有小人儒、君子 儒之别，杂儒、小人儒则指那些秦汉之儒。他所记叙的一些历史人物 常常对汉儒大不敬，称之为竖儒、腐儒、愚儒、鄙儒，这虽不是司马 迁直发议论，但多少代表了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写《儒林列传》， 并不怎么推崇儒家，为儒家树碑立传，而主要是记载秦汉之儒阿世求 禄的行径。司马迁写这些儒者为了阿世取容，将儒学和酷法融为一体， 儒生酷吏相为推引，结果朝廷虽是多文学之士，来际上多是酷吏。在 《游侠列传》中，司马迁每每将汉儒与先秦儒对照起来写，于汉儒则 多讥，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 固无可言者。”很明显地看出司马迁对时儒的讥讽态度。可见，司马 迁对先秦儒的推崇实际上反衬了对秦汉儒的讥刺；对秦汉儒的批评则 又表明了对先秦儒的向往。当然，司马迁对先秦儒中孔子的推崇，并 不是推崇他的不顾现实，一意孤行，而是推崇他的精神、道义、为人。 司马迁是要继承先秦儒的积极精神，摒弃秦汉儒的弃道求禄的庸俗行 为。
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之相比的。
▪ 如在《十二诸侯年表》中，“孔子生”，“孔子相”， “孔子过宋”，“孔子自陈来”，“孔子归鲁”，“迎孔 子”，“孔子卒”等等。又如对孔子的卒年，司马迁不厌 其烦地在许多篇内加以记载。这绝非是条理上的混乱，而 是说明司马迁把孔子的死作为一件大事来看待。
（一）司马迁对孔子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