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时代的显现(上)

太平洋时代的显现（上）

2012年09月26日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宿景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从现时代根本特征看中国和美国

要想了解未来世界的大致走向，就必须更深入研究和认识“中国和美国”。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比这个题目更重要的了。现时代的根本特征之一，是世界政治经济生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世界历史进入了“太平洋时代”。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整个意蕴尚处于隐秘状态，还远没有充分地显现出来。要想了解未来世界的大致走向，就必须更深入研究和认识“中国和美国”。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比这个题目更重要的了。

普遍历史与时代特征

1789年5月，德国青年诗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在耶拿大学开设了一个讲座。德国各地的许多大学生慕名而来，以至于先前安排的教室显得太过狭小，根本容不下众多热情的学子，校方不得不重新换了一个更大的教室。席勒所讲的题目是：“什么是普遍历史？为什么要研究普遍历史？”“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的观念并非席勒首创，而是由康德提出的。康德于1784年发表论文《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提出历史研究不应仅限于过去曾发生过的某些特殊的现象，而是应思考人类总的发展进程，探测历史合理的发展规律。康德还提出了一个设想，认为历史自身或许存在着某种目的，“一项大自然的计划”，投射到现在之外，照亮未来。

席勒当时不仅是声名卓著的诗人，也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席勒追随康德，提倡研究普遍历史。他在讲座中谈到，前人留下的历史文献并非都是可以信赖的，前人留下的历史遗迹也往往残缺不全，如果仅靠钻研“枯骨般赤裸裸的事实”，只能成为“尽可能狭隘的专家”，“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他赞同康德的观点，认为应研究“全部的历史”，观察事实之间的联系，探测历史过程的大规模节奏。但他也改进了康德的观点，认为历史进步的目标不在于未来，而在于现在。席勒明确地提出，普遍历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表明现在，现在的社会制度、经济、法律、宗教、语言、艺术等，凡此种种，究竟是如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

康德的学生费希特，是专业的哲学家，同样也发展了普遍历史的观念，倡导全面地研究历史。但在历史研究目的问题上，费希特同意席勒的意见，认为“现在”是以往历史发展的各条线索所汇聚的焦点。1806年，费希特在柏林大学开设讲座，题为“现时代的根本特点”。费希特提出，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了解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历史时期，“从现在的观点观看过去，从自己的观点观看其他的国家和文明”。费希特提出，历史的每个时期，都各有自己的特点渗透到它的生活的每个细节里面去，每个时代都是一个单一的观念或概念的具

体体现，“没有一个时代是和任何一个别的时代完全相同的，同一的口号和同一的论据，会因为时代之变迁而具有很不相同的意义。”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分析自己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的特点，表明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以及其他特点是怎样从它们里面得出来的。费希特提出的“时代特征”这一历史观念，在过去200余年来，一直牢牢主宰着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每当一个新时期来临时，人们总是试图寻找一个合适的概念，用来表现新时代的特征。

历史终结与文明冲突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观念。在西方较有影响的包括“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1992年，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新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提出“历史终结论”。福山也是康德“普遍历史”观念的追随者，同时还接受了康德的“历史有自身目的”的观念。他认为，人类思想的历史，将随着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束而终结。他还宣称，美国模式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极目标和最高阶段，是最完善的国家管理制度，未来世界将统一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旗帜之下，有望走向持久的和平，各国也将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和平红利”。

有一种人落后于自己的时代，另一种人已经走得超过了自己的时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更多地属于历史哲学问题，似乎超越了当今的时代。而在现实政治意义上，似乎又显得落后于当今的时代。过去一些年来，随着美国不断地发动和卷入新的冲突，很多人都认为“历史终结论”已濒于破产的境地。

相较之下，塞缪尔·亨廷顿在1996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似乎更接近于“现在”的时代特征。亨廷顿认为，后“冷战”时期，“民族国家仍将继续在世界事务中挑大梁，但是全球政治的重大冲突会发生在不同文化体系的国家与团体之间。”“在新世界中，冲突的主要根源不会是意识形态或经济。人类之间的分裂隔阂与首要冲突，根源在于文明。”“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壁垒分明的文明界线，将会是未来世代的战线。”

亨廷顿认为，西方决策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使西方文明日益强大，并抵御其他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亨廷顿这些大胆突兀的论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同时也遭遇到了更为强烈的阻击。国际上许多政治家和学者感到极度不安，很多人抨击亨廷顿，说他散布这样的论点是不道德的，国际社会应努力防止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强调寻求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的共同点。

尽管“文明冲突论”潜藏着巨大危险性，但背地里仍颇为流行。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在西方一些人眼中，亨廷顿的这一理论简直就是高瞻远瞩之见。学术与政治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学术总是试图领导政治，但更多的时候是为政治所用。西方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利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将国际恐怖主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近两年来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都归咎于伊斯兰教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从而为其军事干预和政

治介入中东地区提供合法性。近年来，西方一些政治家对中国的崛起甚为惶恐，宣称应联合全世界一切反对中国的势力，组成“神圣联盟”以共同“遏制中国”，而“文明冲突论”也是其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

任何一种理论或观念是否真正有价值，不在于其是否有危险性，而在于其是否正确。已故的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生前曾多次撰文批判亨廷顿，指出亨廷顿的观点是建立在“文明认同”这个模糊的概念之上的，而文明的本质在于多元性，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彼此相互尊重，而不是“认同”。

萨义德对文明的解释，深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关于文明的思想精髓。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一书中，对文明这个概念有过很细致的阐释：“文明”（civilizations）一词最早是在1732年左右出现在法国，原本是一个法律用语，即一种对刑事犯罪进行民事（civil）诉讼的判决，指称“正义”，与野蛮状态相对立。这个词在1772年之前传到了英国，取代了英文的“教养”（civility）。1819年前后，“文明”一词开始被用作复数，具有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新意，用来指一个时期或一个集体生活所共有的各种特征。布罗代尔说，“文明”的确切含义，指某种为所有文明共享却不可均分的东西，即人类的共同遗产，如火的使用、文字、算术、种植和饲养等等。

布罗代尔还指出，文明本身始终是活跃的、不断变动的。“每一种名副其实的文明，都像经济那样，有其自身的结构和节奏，存在着波动和趋势，而且无论范围大小，总能在地图上找到它的坐标。”各种文明都在不停地借鉴它们所邻近的文明，“乍看之下，都更像一个铁路货场，在不断地接受和发送包罗万象的货物。”然而，每一种名副其实的文明，通常都不肯接受那种质疑它自身的任何深层结构的文化革新，都会拒绝和排斥某些东西。“它围绕自身所挖掘的壕沟，它所赖以维持其独立状态的、性质尚不明确的领域，正像它的正面价值一样独特。”

真正的文明之间应相互尊重。尊重是双向的，而“认同”只能是单向的。如果强迫一种文明单方面地“认同”另一种文明，势必会导致二者之间的冲突。如果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有自行瓦解的倾向，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却有自我实现的倾向。由此观之，“文明冲突论”的确是那种既极端错误又极端有害的理论。无论在哪一个时代，“文明冲突”都不可能是真正能够用做表述时代特征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