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实践——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新方法(2)

当话语作为存在之源展露其深沉与广博的澄明时刻，它同时也就走出了个体化的狭窄空间，它蕴涵着类似属性，又不是荣格的那种集体无意识所能包括的东西。“在体系的可见外表的背后，可料想到混乱的丰富的不确定性；在话语的狭窄的表层下面，是部分沉静的整块变化。即：某种不属于体系程序的‘前体系’，某个属于本质沉默的‘前话语’”(6,p95)。当然还包括既不能归结为理想性前景又不能归结为抽象化经验起源的前概念。话语用这种方式获得了它的历史性，它把历史永恒地变成现实，它又使未来总是提前到来，因为它以变化、断裂、界限、不连续缩短了时间的尺度，它又以踪迹的形式把历史留住。正因为如此，话语才能形成隶属于同一形式系统的陈述整体，隶属于同一历史整体的同心园就搞成了各种各样的话语分支，诸如医疗话语、经济话语、博物史话语、精神病话语、文学话语……等等。话语实践的分叉在历史中形成，随即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正如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15，第三章）所论证的社会分工推进社会前进一样。话语实践在某种凝聚力的作用下形成的陈述整体，在它争取个体化的过程中同时也就开始了自律化的过程。这种自律性需要某种支撑的力量，即要某种证实的手段。此处的证实不是在场的同义语，而是一种系统趋合的方式，某种程度上为一种合目的性的东西。一旦这个目标得以实现，这种自鸣得意的话语就构成了知识，知识就是认识论化的话语实践。认识论化是一种理性的规范寄居在某一话语实践中的指手画脚的支配力量，而理性同样是一种特殊的陈述整体。它起模式、批评、验证、回溯、攀升等作用纯然是一种特权。在这个意义上理性毫无疑义是话语的暴政。不过必须看到，知识一旦形成，它便构成一个空间，一个可以容纳主体与自我的空间，它在自己的话语中所涉及的对象其实是其自我的一部分，即宾我，这正是现象学的自我意识的还原这种方法论原则所进行的神奇转换；而在知识中所进行的观察、询问、辩论、记录、推导、归纳、演绎、等价类的确定和差异性的发现又把主体的功能突出出来了。整个知识的运作恰恰自我意识主动地把世界在自己的有限范围内进行现象学还原。这整个过程构成了一种自我认同的过程。吉登斯（16，p91）提供的现代性中自我认同的模式正是如此。认识论同时又使知识变成一种程序，就像一个自动加工的流水线，它能把不适应它的概念甚至陈述进行加工、转换，甚至淘汰，它自然也能把新的陈述自动排入已有的陈述之中。这样，它就会具有一种排他性，它拒绝其他陈述，其他话语，构成一种既封闭又敞开的特殊系统。在这系统中主体的支配性和被支配性是等价的。因此，知识在骨子里就有意识形态化的基因。具有认识论形态的话语实践还可以接受更严格的限定。一旦它遵循某些形态标准，主要是逻辑的标准，它的原子化单位虽然是陈述，但却是一种特殊的陈述，即具有真假值的命题，命题的建构同时也执行了一定的限制，命题的组合方式可以在去掉语义的情况下纯粹还原为形式的演算时，我们就可以说这样的话语实践已经越过了科学化的界限。我们将其称为科学。在话语实践的研究中，关于科学的误会也许最多。本世纪30——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17,p159--p161)关于理性的批判使科学的处境十分尴尬。奎因（18，p42--p43）关于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的本质揭示更是告诉我们科学的话语与其他话语一样，本来都是带有主体性倾向和主体性欲望的陈述，只是人们把它神话了，人就心甘情愿地做这一神话的信徒。费耶阿本德(19,p6)在其无政府主义的科学哲学研究中，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了在科学的预设条件中并不存在千篇一律的规范，而是什么都行。当然，库思(20,p76)的历史主义更是把科学的内在真理性送上了绝路，科学只是在知识的演进史，甚至是话语的演进史中由主体性的外在需要生产出来的知识体系，即科学家共同体为了非科学的目的而构造的范式，而对范式的维系和突破一张一弛形成科学的转换，至于说知识的增进或信息的增加只是随机性的杰作。如果说知识有意识形态化的危险，而科学从它诞生起便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的权利背景不用说是掌握社会管理权的权势者，科学的理性沉积和目的论规范自身就是生产权利的机制。人类走出科学意识形态的牢笼实在刻不容缓。[!--empirenews.page--] 有关知识的一个既时间化又空间化的范畴是知识型。这是由福柯第一次使用并打上福柯话语烙印的术语。知识型是一个在知识上具有能产性的绝对不在场

的那类单位，它生产认识论形态、科学形态和形式化形态的话语实践，它在既定的时刻把这

些形态的知识联系成一个具有表达方式同一性的整体，这种表达方式同一性主要是指符号与

其表达的对象的关系。与这种空间化的功能相对的还有时间化的功能，它可以指在话语形成

的过程中保证话语进行认识论化、科学化和形式化的依据。它还指话语实践在一个既定时间

内的相互关联。因此，知识型不是知识的形式也不是合理性的类型，它是大写的主体，思想

的模本和时代的精神走向。人在知识型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人在把自己说成知识型的构

造时，不能不想到在同一发现过程中，在其内部和外部。在其边缘或经纬的黑暗成分，想到

包含它的一种明显的无生气的密度，想到一种它完全容纳——但又困围它的无思”（21，p43）。

知识型既是内在于我们的关系又是外在于我们的规范，我们依据知识型的思索正是来源于我

们的无思。知识型证明了人对世界的理解和参与是我们自身可能性的条件，这给本体论以新

的启迪。同时，它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已知即包括在我们的未知之中，而未知向自身透明的

移动目标可能仍然是未知，已知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在先验的反思之中确认它的可确实性，因

为我们彻底认识的某种知识型永远在遥远的过去。这无疑给康德的哲学梦浇了一瓢冷水。然

而，人在某种流行的知识型中都可以有一种时代感知力，它构成了话语中的推理实践的哲学

基础，推理性实践即陈述之间关系的运作方式，它把能指过剩变为所指过剩。一切概念如果

只给出其内涵便无法进入我们的经验的领域。“知识型”同样如此。“在福柯看来，自16世纪

以来西方文化先后出现了4种知识型。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词与物统一；17——18

世纪古典时期知识型，用词的程序再现物的程序；19世纪以来的现代知识型，词的程序不表

示真实事物，而表示人对物的再现。……当代知识型的特点是，词只表示其它词，或者用结

构主义的术语说，符号仅指涉其它符号，而不指涉外界。”（22，p120）对于在本体论上了解

知识型的性质以上这种高度的概括已经足够了，知识的本体论存在着断裂。福柯纯然在史学

的合目的中漫游，他既不解释知识型发生断裂的历史条件，也不承认知识的进化和连续性。

但是，福柯的誓言作为一种话语常常被他所揭示的话语实践颠覆性和能产性所背叛，他对话

语的本质阐述隐蔽地回答了知识型的历史断裂的内在机制。“这种（历史—政治话语）翻转价

值、平衡和可理解性的传统性，并在社会底层寻找解释。但这个底层，在这个解释中，并不

必然是最清楚的和最简单的。从底层开始的解释同样是通过最含糊不清的、最晦涩、最混乱

的和最依赖偶然性的解释；因为应当作为解读社会及其可见程序的原则的，是暴力、激情、

仇恨、愤乱、怨恨和痛苦交织的混乱。同样，捉摸不透的偶然性和所有细微的外部环境都会

（23，p47）福柯这里指出政治——历史话语的短路关键是在底层解释上层，造成失败和胜利。”

以边缘解释中心，知识的断裂总是出在边缘向中心的造反，最后则是边缘对中心的取代。而

联系福柯提供的知识型与知识型之间的狭缝中的人物，对话语断裂的理解就完全

[!--empirenews.page--][1][2][3]下一页可以一目了

然了。堂吉柯德生活在文艺复兴知识型和古典知识型的夹缝中，萨德则是古典到现代的过渡

人物，尼采则是代表当代知识型的诞生。从这些知识型的过渡人物中起码可以理出两条话语

实践的运行线路：一是虚构的人物与真实的人物在知识型的离散过渡中，并没有必要进行区

分，是堂吉柯德而非塞万提斯在对相似性追求之中被相似性的虚幻屠刀所杀，这个似疯非疯

的人真心实践词（骑士小说）和物（现实世界）的统一。堂吉柯德走到了相似性的边缘。萨

德则以性虐待狂和无耻的囚犯的双重角色把古典知识型和现代知识型连结起来，尤其说他创

造出来众说纷纭的作品，倒不如说他创造了他自己，一个极力表现世界的疯人的自我剖白。

尼采的真实性离我们的更近，但是，他像堂吉柯德一样，用自己毕生的艰苦努力虚构了自己，

在知识型的更替之中他不是一种真实，他被两种知识背景撕成了碎片。二是知识型的断裂表

现在它的空间化的结构到解构的过程。知识型在其边缘上制造着两种知识型的交集人物，这

种人物构成了两种知识型界面和颠覆中心话语的杠杆。先制造边缘的知识型还不能即刻走向

失败，而和另一种同类的交叉则可能导致自身的覆灭。当代政治话语的几次重大的范式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