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和阎连科自我定位的焦虑切合时代氛围
文学考研余华专题复习
余华专题人物简介：1960年生于浙江杭州，父亲是外科医生，所以“小时候不怕死人…我喜欢一个人呆在太平间”。
中学毕业后做过5年牙医。
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曾在鲁迅文学院举办的文学研究生班就读。
主要作品：长篇小说：短、中篇小说集真题：1，论述莫言（余华）小说艺术特色。
（2013复旦）2，就余华的作品《活着》，论述中国当代小说悲剧观的变化。
（1999 北大）3，鲁迅《狂人日记》与余华《四月三日事件》都以“非常态”人物为主人公，比较两者差异，并说明形成原因。
（2010 南开）4，以马原，余华等作家创作为例，评价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小说”的主要特征及文学得失。
（2011 南开）自我分析：以余华为对象的出题点一般集中在“先锋小说”这一块儿，以及九十年代后作品的中蕴含的人性恶主体和其中蕴含的悲剧性，通过纵横比较体现出余华的转型和各个阶段的创作特色。
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读者对其褒贬不一。
关键词：时代转变形式内容余华与其他作家早期的余华与川端康成：《星星》（儿童文学）《老师》和《雪国》《伊豆的舞女》§“川端的作品笼罩了我最初三年多的写作。
那段时间我排斥了几乎所有别的作家。
”共同之处:1，忧郁的青少年;2，时代氛围。
创作的年代都正值社会转型时期,作品又都远离时代的脉搏，描写对象集中在卑贱者、底层人物；川端的《雪国》，《伊豆的舞女》，余华初期作品《老师》、《小站》渗透着小人物的哀怨、甜蜜和情愁，朦胧的叙述中充满了忧郁感，直至后来90年代长篇，作品中也依然有生存的焦虑，这种“川端式”的底蕴依然隐约可见；在艺术上精细的描写，忧郁甚至病态美的追求。
后来的余华和卡夫卡：《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和《在流放地》、《变形记》§“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
不久之后我注意到了一种虚伪的形式。
”同卡夫卡相似，作品都置于非常态、非理性的现实生活之中，对常理的撞击。
读书评论｜第三条现实主义的道路—-阎连科《我的现实，我的主义》
读书评论｜第三条现实主义的道路—-阎连科《我的现实，我的主义》直面现实的艺术—-阎连科《我的现实，我的主义》有的人写作，是因为体验还活着的感觉；有的人写作，是因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唯有写作可以化解。
阎连科举例说，比如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与现实之间永远紧张的关系，他们必须得创作，如果不能创作简直不能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根据弗洛伊德的判断正是“通过身体的激烈反应来缓解心理的压力”，而鲁迅则将写作成为“呐喊”、“以血荐轩辕”，不顾“横眉冷对千夫指”。
而有的人写作，是为了体验活着的感觉，比如昆德拉，杜拉斯，史铁生等等。
因为只有在写作里，才能一次次的重生，或者一次次体验存在的感受。
可是这样的分类，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体验活着的感觉与缓解与现实之间的感觉，中间并无严格的分界线，阎连科举了托尔斯泰的《复活》作为作家与现实之间紧张关系的范本，可是托尔斯泰难道在《安娜·卡列宁娜》或者其他作品里，与现实之间的弦是紧绷的还是松弛的呢？可见一个作家，有时候写作是因为缓解与现实的紧张关系，通过写作，释放心中的块垒，获得呼吸的清新，而同时在另一些时刻，甚至同一时刻，他写作又紧紧是因为体验活着的感觉，幻想或者回忆着某些感觉，体验一种与平庸相对的有趣而深刻的生活。
不仅仅作家如此，有一些作品本身也是如此，《纯真博物馆》我们既可以说是一部体验活着的作品，也是一部缓解与现实之间关系的作品。
同理，我们可以理解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或者《海边卡夫卡》也是，甚至我们可以说绝大部分存在主义的作品，都有可能是既是体验活着的感觉，又是为了缓解与现实紧张的关系。
可见这样的分类，不过是以刀划水，根本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它不过是提供了一种视角，让我们可以从这种视角里看见作家的某种写作原因和动机。
但是不管如何，这样的分类具有某种意义，这种意义就是肯定了写作本身具有某种建设性的意义，而这才是最关键的事情。
写作，既可能是一种体验存在感的方式，又是一种缓解存在感过于紧张的方式。
时代和历史的双重焦虑———论阎连科乡土小说的叙事伦理
时代和历史的双重焦虑———论阎连科乡土小说的叙事伦理作者：张海城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7年第11期摘要：阎连科的乡土小说创作以“神实主义”的方式，观照乡土，沉思乡土。
还乡是其众多乡土小说的叙事策略，政治、革命、权力以及爱情是他叙事的核心。
对乡土，阎连科显然有着复杂的情感，那是一个无法抛弃的所在，那里有他的哀怨。
然而，骨子里对乡土的挥之不去的爱，使得他面对乡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始终处于焦虑状态。
关键词：乡土文学神实主义原乡想象时代焦虑历史焦虑乡土，曾是阎连科急欲逃离的处所。
带着逃离土地的强烈意念，他成了一名士兵。
在写作可以改变命运的启发下，阎连科开始了创作，如今已是“卡夫卡文学奖”获奖作家、知名大学的教授。
阎连科离乡后的生活不可谓不成功，可城市却让他恐慌，就像他自己所说，即便去西单书店、王府井书店他都是急忙找到自己要的书，然后迅速离开。
或许，逃离土地终究是种徒劳。
你可以实现物理空间的逃离，甚至可以切断与乡土的信息通道，但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土地就开始形塑你的相貌、语言、思想、审美等等。
当一个人选择离开，他的审美可以改变（甚至彻底变化），容貌也可以微调，但语言、思想却很难清理干净，甚至生活方式也有诸多残留，由此构成他的乡土意识。
阎连科的乡土意识是生活的，也是文学的。
在北京，他租置了一处院子，取名711号园。
在那里，他种瓜种豆，过着都市乡村生活，享受着劳作的乐趣。
在散文创作中，他写蔬菜，写农具，写自己的父辈，写他的故乡以及现在的都市乡村生活。
小说方面，他把目光投向那片自己又爱又恨的土地，写下《两程故里》、“瑶沟系列”、“耙耧系列”、《情感狱》《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等乡土小说作品。
在阎连科看来，乡土作家的乡土叙事基于那片土地“震颤”他们的心灵。
“小说中所笼罩的土地文化，不是成熟后被作家收割的稼禾，而是作家面对那块土地、面对即将消亡的那块土地上呈现和隐藏的文化，心灵上的震颤和苦痛。
阎连科小说中的悲剧男性形象
阎连科小说中的悲剧男性形象阎连科是中国当代文坛上备受推崇的一位作家，他的小说以其深刻的描写和探究人性内核的能力，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在阎连科的小说中，男性形象往往走向悲剧，他们的命运充满了沉重的压抑和无可挽回的悲哀。
本篇论文将探讨阎连科小说中的悲剧男性形象。
一、引言二、悲剧男性形象的背景1. 男性的社会角色定位2. 男性的性别特点和心理问题三、悲剧男性形象的特点1. 遭遇悲惨命运的共性2. 心理矛盾和抉择3. 对自我和世界的质疑四、《活着》中的悲剧男性形象1. 老百姓福贵的命运2. 贪得无厌的刘长春五、《蛙》中的悲剧男性形象1. 矿区青年秦淮的身世不明2. 神秘选手孙少平的悲惨命运六、《白鹿原》中的悲剧男性形象1. 充满野心的陈克家2. 悲剧英雄狗彘兵的命运七、《云中歌》中的悲剧男性形象1. 落魄文人霍去病的悲苦命运2. 奸臣勾践的心路历程八、悲剧男性形象的启示与警醒1. 性别角色的再探索2. 男性情感的释放与诉求九、结论阎连科小说中的悲剧男性形象，被描绘的不只是个体的命运，而是一种深刻到人性本质的探究。
他们的遭遇和抉择，成为了许多读者心灵的共鸣和感动。
对于现代男性而言，对于性别角色的定义和情感表达的探寻，更是可以借鉴和思考。
1. 引言：用简短的语言介绍论文的主题，背景和意义，引出主体内容。
2. 悲剧男性形象的背景：通过对社会和人性的认识，解释为什么男性形象容易变为悲剧。
包括男性社会角色定位和性别特点的分析。
3. 悲剧男性形象的特点：概述悲剧男性形象的共性，心理矛盾和抉择还有对自我和世界的质疑。
4.《活着》中的悲剧男性形象：以小说《活着》为例，分析福贵和刘长春两个男性形象的悲剧命运，通过阅读小说寻找不同角色的特点和背景。
5.《蛙》中的悲剧男性形象：以小说《蛙》为例，分析秦淮和孙少平两个男性形象的悲剧命运，并探究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不同。
6.《白鹿原》中的悲剧男性形象：以小说《白鹿原》为例，分析陈克家和狗彘兵两个男性形象的悲剧命运。
终极的生命关怀——浅析阎连科小说中的“苦难”主题
中心 。” ５ 而对 于文学作 品本身而言，极致的苦难 张扬 的是
一
的家 园， 《 十八岁 出门远行》、 《 世事如烟 》、 《 活着》等
种 极致 的生命 力 。苦难 的描述并不部小说中就包含 了亡家、丧妻、失女 以 敬 慕 ，是对 生命的尊重 ，对人 的终极关怀 。文学 仅仅作为 及 白发人送黑发人 的种种苦难 。余华的小说因为淋漓尽致地 劳 苦人的心声 或者传声 筒是远远不够 的 ，更 多的应 该是唤 向我们展现了人 间的各种苦难 ，所 以在苦难之外展现的寓意 起 人们对劳苦 人的爱 。因而 ，苦难在 阎连科 的文本 中就超 就模糊与混沌了。在阎连科的文本 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 脱 了一般 的苦 难叙事 ，赋予 了更 多的 内涵和意义 。读者从 价值 立场 ，文 本中营造 的饥荒 、逃 亡 以及天 灾所带来 的苦 阎 连 科 的 文 本 中 ， 透 过 苦 难 看 到 的 是 作 者 苦 心 营 造 的 一 个 难场面 ，都使得读者不得不接受着严肃的拷 问。读者在面对 充满对生命尊敬 、对人充满终极关怀的文学世界。 苦难 时，看到的是如 “ 先爷”般 的抗争 ，他 面对千年大旱，
践踏 的是人 的生命 。权力对人 进行再 “ 分配 ”，而再 “ 分 见过这个东西。”这些描述看起来可笑，实则是作者在展现
配”中忽视 的是人性，是生命 。
三、 “ 苦难 ”——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一
人们愚昧无 知思想的 同时，也就权力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整 部小说都充满 了张炜对于历史 的自省。相对于张炜这种 “自
从第一人称的变化中探讨余华对“活着”的思考
从第一人称的变化中探讨余华对“活着”的思考《活着》是余华的代表作之一，通过一位普通农民的一生经历，生动地再现了中国20世纪的社会变迁和人民苦难的历史画卷。
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呈现，通过主人公的视角，勾画出了一个深入人心的形象。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随着时代变迁和个人经历的不同，第一人称也在不断变化。
本文将通过对第一人称的变化来探讨余华对“活着”的思考。
小说一开始以“我”为主，描绘了主人公福贵的一生经历。
在福贵年轻时，他是一个乐观的青年，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和憧憬。
在他眼中，一切都是美好的，即使面对困难和挫折，他也能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
这种无畏的态度让他勇敢面对一切困难，克服一切困难。
在这一阶段，他的第一人称代表着他个人的经历和情感体验，表现出了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
而随着故事的发展，特别是在国家政治运动的影响下，福贵经历了种种苦难和磨难，他的第一人称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在面对不可抗拒的压力和命运的摆布下，他变得越来越消沉和悲观。
这时的“我”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个人的存在，而更像是整个农民阶层的代表，他的个体命运仿佛已经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之中，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余华通过这种变化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民的普遍境遇和他们在历史中的位置，从而展现了对“活着”的思考。
在小说的后期，福贵的生活继续遭受着不幸和灾难，但是他却逐渐学会了接受命运的安排，并且试图通过不断努力来挣扎生存。
这时的“我”似乎已经找回了一些当初的乐观与坚强，他开始重新认识并面对自己的生活，重新为自己的生活寻找希望。
这种变化不仅代表了主人公个人的成长和变化，也蕴含着作者对生命的思考和对人性的理解。
余华通过这一过程深刻地表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如何在逆境中寻找生的希望，并以坚韧的品格去面对生活的不幸和磨难。
通过对第一人称的变化，余华在《活着》中呈现出了对生活的深刻思考。
他通过主人公福贵的一生经历，表达了对人生命运的思索和对人性的探究。
小说通过福贵这个普通农民的命运变迁，展现了中国20世纪的社会变迁和农民阶层的苦难境遇，呈现了他们在历史漩涡中的挣扎和坚韧。
焦虑与转向——余华作品的通俗化倾向
Anxiety and Turning--The Tendency of
Popularization in Yu Hua’s works 作者： 孙琦[1]
作者机构： [1]黑龙江东方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出版物刊名： 黑河学院学报
页码： 197-199页
年卷期： 2020年 第1期
主题词： 余华;先锋文学;“影响的焦虑”;大众文化
摘要：余华在后"先锋"时期急剧转型,当不断解构文学及世界时,实际上已经消解了文学本体的意义,这一所谓先锋的"游戏"已然无法进行下去。
余华在转向通俗化写作中,通过"克诺西斯"这一"修正比"获得了某种自我升华,而这种转变无不来自余华某种渴望成为"强者诗人"的驱动力。
余华在摆脱"先锋文学",完成转型后,又受到同样来自大众文化、信息时代、娱乐产业、大众审美等的"影响"缠绕,其焦虑亦然挥之不去。
这种"影响"裹挟着包括先锋作家在内的严肃文学作家,成为他们急需思考的问题。
无望的救赎——余华小说的人文阐释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无望的救赎——余华小说的人文阐释姓名：***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文艺学指导教师：***2002.11.1无望的救赎——余华小说的人文阐释王建锋摘要余华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鲜明的个人主义感觉而著称于当代文坛，自《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余华就为自己，也为时代开辟了一片与传统世界相迥异的小说天地。
余华的作品每一篇都是独特的，这来源于他思维方式和叙述语言的独特，也来源于他对世界独特的感知方式。
他如同一位蛰居的先知，他恐惧于世事的险恶与人性的可怕，又焦虑人自身的无能为力，然而又异常平静地讲述着一个个末日来临的征兆。
本文欲通过对余华小说的全面观照，进一步把握余华小说的独特个性及其在当代小说中的影响。
当然，本着建设性的立场，本文同时指出了余华小说的困顿，以期通过对余华小说个案的分析与反思，为当代文学建设做一点有益的启示。
，论文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
第二部分余华先锋小说的主题语码。
余华小说的形式意义和精神指归都与一些显在或隐在的主题语码密切相关。
理解了余华小说中的灾难、死亡、罪恶、绝望、救赎这些主题语码，也就为理解余华小说打通了道路。
第三部分余华小说的叙述策略。
余华由８０年代对形式和技术的极度迷恋，到９０年代对形式和技术的高度警惕．直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创作中的返璞归真，明确地显示了实躜一理论～再实践的轨迹。
但“无为而为”总须为，“无法而法”总有法。
这里对余华小说之“法”进行了回顾，以求其大化自然之法。
第四部分余华小说的生存哲学。
余华是个悲观主义者，在中国当代文坛中，他第一个将人置于本能和形而下层面进行观照，通过对肉体暴力的残酷书写，极端地提示出人和世界的黑暗景象。
第五部分余华小说的美学走向。
余华小说由先锋时期的暴戾、血腥的话语特征转为后期创作的舒缓、忧伤、理解和宽容，艺术风格的转变源自于作家对人和世界的“看法”的变化。
第六部分余华小说的路在何方。
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多元，解构之后是建设，建设的路如何走，更待作家迈出虽艰难但向前的步伐。
论九十年代小说中的底层叙事——以余华、阎连科、史铁生以及苏童等作家作品为考察核心
事实上$聚焦于平民视角$书写底层民众生活$关注平等与社会现实是余华这部小说创
作的重要特点&而在日常平淡的叙述之中，作者不断融入自身的哲理化思考，从而构成了 该部作品的某种叙事指向。有论者曾指出：“《许三观卖血记》中历史时代非常明确，但故事 的时空背景却用简笔勾勒,而腾出笔墨去关注平民生活本身。……这种平民悲剧更深层、 更坚韧、更普遍，渗透进人的日常起居。”①进而言之，余华在创作之初，即秉持了一种平等的 创作理念。他旨在通过对底层叙事的关注与书写，揭露一些被社会启蒙文学忽视的重要命 题，并以此来唤醒社会对底层的关注，以及对社会平等的追寻。也正是这样一种对社会平 等题材的关注与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灵活运用，使得该部作品收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论阎连科创作实践中的现实主义流变
论阎连科创作实践中的现实主义流变作为“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阎连科已经是文学史无法绕过的存在。
阎连科的创作对于当代文坛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以“寓言化”、“极致化”为主要特征的“荒诞现实主义”叙事风格与美学规范的建立。
二是鲜明的批判立场与反叛姿态,主要体现为对“政治”、“革命”的解构与颠覆,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批判立场。
这两大特征确立了阎连科的文学场地位,使他成为当代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吊诡的是,对阎连科的争议也恰恰源自于此。
争论的焦点集中于阎连科的写作是对现实主义的超越还是一次乏力的背叛。
总体而言,阎连科的创作经历了从“写实型”现实主义到“荒诞现实主义”的流变。
事实上,对阎连科的争论,也是对现实主义叙事成规的争论。
因此从源头厘清阎连科转变的原因是必要的,这既是理解阎连科及其创作的关键,也是研究8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流变的典型个案,对于丰富文学史图景有一定的意义。
所以,研究阎连科创作实践中的现实主义流变问题是解开争议之谜的关键所在,也是本论文的研究重心。
阎连科早期的写作(1979——1988)基本处于对现实主义规范的模仿探索阶段。
1988年《两程故里》的发表,标志着阎连科由早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风格,转向了具有启蒙意识的“写实型”现实主义。
在此之后,有着强烈“成名成家”欲望的阎连科,渴求在“文坛”这个“巨大的名利场”中获取席位,不断变换着写作的题材和对象,四个“系列”的写作充分体现了阎连科求变的轨迹,不断接纳并吸收现代主义的创作因子,但这种变化主要是在现实主义内部进行的。
限于文学修养、自身所处的文学环境等多种因素,阎连科具有探索性质的小说质量不高,未引起文坛的广泛注意。
事实上,阎连科求新求变的意识既是自觉寻找自我文学定位的过程,同时也是由边缘向文学场中心靠拢的努力与实践。
1990年代,文学场域规范的改变,深刻影响了阎连科创作从“写实型”现实主义向“荒诞现实主义”的转型。
日益浓厚的“市场化”氛围对阎连科的写作造成一定的冲击,间接培养了他的自我营销意识,促使他更加自觉主动地寻求进入文学场的独特文化资本。
当前文学对文化生态失衡的焦虑和救赎——读阎连科《风雅颂》和《我与父辈》
作者： 王文参
作者机构： 洛阳师范学院
出版物刊名： 小说评论
页码： 100-105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6期
主题词： 文化价值观念;生态失衡;阎连科;父辈;风雅;救赎;焦虑;文学
摘要：阎连科小说对现实文化价值观念的拷问多次引起广泛的争论,近两年连续创作的《风雅颂》和《我与父辈》,所表达的寻找家园、文化回归和精神返乡意识,包涵着强烈的自我反省和对亲情省察的倾向。
这是否代表着当前精英小说对文化生态失衡的焦虑,以及重塑乡土伦理的救赎愿望,把两部作品放在一起深入解读,就会有颇多领悟。
论余华创作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论余华创作的后现代主义特征论余华创作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备受推崇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本篇报告旨在探讨余华创作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希望通过对其作品的分析，为读者提供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一、余华对传统叙事的颠覆余华在其作品中采用了大量的非线性叙事手法，使读者难以理清故事的顺序和时间线。
他在创作中还经常使用站在不同角度、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观察同一事件的手法，让读者通过多个视角看待同一事件，因此产生了颠覆和扭曲效果，也是余华后现代主义作品的一个典型特征之一。
二、象征意义的运用余华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些象征意义的符号或意象，以及具有隐喻意义的描写方式。
通过对这些符号和描写方式的运用，余华创作出的作品常常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增强了小说的韵味和思想性。
三、对历史的反思余华的小说中经常涉及到中国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现实，他通常从人性层面出发对历史进行反思，探讨历史事件对人的影响和启示。
这种对历史的反思体现了他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不断呼唤人们要审视历史，从历史中汲取真理和智慧。
四、超越语言的限制在创作中，余华经常打破了语言的一些规则和传统，运用生动形象的表达方式进行描述，有时候更是从意象的层面来反映作品的主题。
这种对语言的超越体现了他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呼唤人们不要受任何语言规则的约束，要善于创造新的表达形式。
五、对权力的质疑余华在小说中经常反应出人们对权力的依赖和渴望，却很少直接表达自己对权力的态度。
他使用许多对比手法、象征手法，体现出人们对权力的盲目追求和对人性的颠覆。
这种反思充分体现出他的后现代主义思想。
六、对精神危机的关注余华的小说中反映出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危机，借鉴了老年人、年轻人、工人等被边缘化的群体的声音，试图探讨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危机。
他常常用情感化的表达方式来呼唤人们对精神危机的重视，希望人们通过文学去寻找救赎。
七、对道德的质疑余华的小说中经常挑战人们对道德的传统理解和认识，他采用令人难以接受的多重角色构形来呈现人物形象，让读者在道德和悲悯的矛盾中犹豫。
欲望·死亡·梦境(一)
欲望·死亡·梦境(一)阎连科的《丁庄梦》延续其一贯风格：文字深入人性深处，从终极关怀的高度展现人类生存的痛楚。
它也是中国第一部以艾滋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者以文学的方式关注艾滋病，对现实予以冷峻的批判和严肃的人道关怀。
他透彻剖析的不仅有病疫蔓延之下农村的生存状况，更有挣扎在死亡线上那些扭曲的灵魂。
小说与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一样，都因卖血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
但余华的讲述是温情的，许三观卖血的一生没有血雨腥风式的斗争，辛酸故事的背后充满了对生命的渴望。
阎连科却冷峻得多，在他毫不留情的揭露下，卖血成了罪孽的引子，引出了贪婪和死亡。
余华用极端的个体行为证明了生命之坚忍；阎连科则通过大规模病疫考验了人性中最脆弱的部分。
从《日光流年》、《受活》到《丁庄梦》，阎连科始终在痛苦，他不断展示阴暗的生活角落，剥离人性虚伪的外壳，捕捉灵魂的每一次悸动。
但唯一令他不安的是，在这欢乐的世界里，他的作品只能带给我们刺心的苦痛。
可这苦痛能达到震撼心灵的效果，实属不易。
一、死亡的导火索：欲望叔本华认为，人生是欲望的表征，人的欲望永远无法获得满足，因而痛苦就成为必然的生存体验。
追溯热病缘起，个人欲望的膨胀显然是病疫突发的要因。
高局长积极动员卖血是出于强烈的权欲，丁庄掀起卖血风潮，也是由于他们无法控制对金钱的热望。
丁庄人把身体里自然流淌的生命原力当作财富的置换品，在盲目的追索中走上了不归路。
模范血源村蔡县的繁荣景象带来的眼球刺激，使他们打消了一切质疑和犹豫。
金钱在此彰显出不可抗拒的魔力，轻易就把有形物质转变为无形的精神动力，在他们思想中播种发芽并迅速开花结果。
从此，“丁庄轰的一声卖疯了”，他们把生命当赌注，一点点耗尽了生命元气。
金钱欲凝聚的狂热势头支配着行动，成为人在忘我状态下唯一的主宰者。
当鲜血换来百元大钞时，他们心花怒放；新房砌成后，他们又陷入对楼层高低的算计和攀比中。
欲望相继而生，人沉溺于欲海，迷失了自我，并在虚妄的追逐中无可挽回地接近了死亡。
阎连科：中国文坛到了一个巨大的被“误导”的时代
阎连科：中国文坛到了一个巨大的被“误导”的时代编者按：阎连科，中国当代作家，2014年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被授予弗朗茨一卡夫卡文学奖，2015年获得由日本读者评选的Twitter文学奖，2016年获第六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首奖。
本文选编阎连科关于文学的一篇讲稿，以飨读者。
我想博尔赫斯是一个冷文学，冷文学我们讲起来可能更加有趣，也更难昕一些，更不热闹，但是我们讲起《南方》来，会发现这个人的写作至少和我们中国作家确实是不一样的。
我为什么要选博尔赫斯这个话题，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就是今天上午忽然想到：今天，中国文坛到了一个巨大的被误导、误读的时代。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都非常清楚，社会要求作家和文学必须承担起太阳、月亮的功能，而文学恰怡又没有这个功能。
文学是非常寒冷的，作家也是非常寂静的，他只是希望在太阳下边晒晒暖，在月光下边交谈交谈、散散步而已。
对文学这个功能的要求是一个回归，很长一段时间文学都是这样的。
但是在有这样功能的时候，我们从来没写出像博尔赫斯这么好的小说来。
当我们赋予文学这么大功能的时候，我们发现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再也写不出《青春之歌》，写不出《烈火金钢》，写不出《野火春凤斗古城》这样的作品了。
因为今天的作家和那时候是完全不同的，那时候作家对信仰是坚定不移的。
但今天我不太相信，我们的那些作家他们内心对某一种信仰能够像当年那些作家那样坚定，当一个人内心信仰发生问题时，再去写那样的文学是会打折扣的。
我们真的是再也写不出那个时代的作品了。
无论我们怎么努力，我们可以等三年、等五年、等十年，也一定写不出《青春之歌》那么好的小说来。
这次我想不是这种文学好不好，而是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完成了。
在那种信仰下，他们写出了今天看来仍然被推荐、被叫好，仍然被教育部门推广为青少年必读的作品。
今天我们必须写出这种文学，又写不出经典级的作品，我想每一个作家都是非常困惑、非常焦虑的。
在今天我们要求一个作家要像太阳、像月亮那样发光的时候，我们写不出这种文学来，那能写出什么样的文学来？我想这第二种文学其实已经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了，我想了半天怎么给它命名？我想就是——苦咖啡文学。
作家余华的噩梦焦虑面前我们都相似
◎编辑|张梦|封面故事|焦虑面前，我们都相似作家余华的噩梦这40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就像社会的变化那样天翻地覆。
当社会面目全非之后，我们还能认识自己吗？我想，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医生也不会例外。
事实上，我们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担忧和害怕，这样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
1997年的时候，我在香港丢过一次护照，历尽麻烦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
护照的丢失意味着身份的失去，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我每次在国外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的护照又丢了，然后一身冷汗醒过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而且无论我是在开会演讲，还是在游山玩水，每隔四五个小时就会神经质地去摸一下护照是否还在口袋里。
直到今天，我出国前整理行装时，首先考虑的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保证护照的安全，然后再考虑其他的。
可以这么说，香港的那次护照丢失，让我在此后10年的时间里只要置身异国他乡，就会出现焦虑，害怕护照再次丢失的焦虑，这是对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惧。
我从事的工作是讲故事，用《巴黎圣母院》里吉卜赛人的说法，我就是那种将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然后再向别人要钱的人。
30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
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
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纸条一旦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她自己做错了什么。
30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
现在的女中学生竟然是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四个穿着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四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
初中语文文学讨论(现当代文学)余华专访：经历这两个时代是一种幸福
余华专访：经历这两个时代是一种幸福2005年8月7日，上海书城，余华新作《兄弟》的签售活动持续了近两个小时。
结束签售后的余华看上去既疲惫又兴奋。
他忽然笑着给记者展示了手里的一个石榴，那上面写着“赠余华叔叔”，是刚才一个小女孩送给他的。
而后，余华又立刻回到了他特有的泰然处之和严谨冷静，接受着《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小说里的两个时代怀有怎样的感情？余华：这两个时代我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感情都非常复杂。
第一个时代显然是一个反人性的时代，但因为自己童年和少年都是从那里经历过来，就永远难忘，永远怀念它。
第二个时代我们正在经历着，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但我称之为一个人性泛滥的时代，它有很多毛病。
我生活在其间，还是要感谢它。
对于人的一生来说，能够经历这么两个有着天壤之别的时代，是一种幸福。
《瞭望东方周刊》：在后记中你用了三个词来形容当代：伦理颠覆、浮躁纵欲、众生万象。
后面一个是中性词，前面两个似乎都是贬义词，其中是否表达了你的某种担心？余华：我用这三个词并不是要贬低或者抬高这个社会，只是对小说下部的内容的概括。
对这个国家用不着担忧，我越来越相信我们中国有着强大的免疫力，多少问题要是换在别的国家可能就完了，但是它没事，它一年又一年挺过来。
我记得从90年代初起，有很多国外的所谓智囊人士都预测中国哪道坎会过不去，但我们都过来了。
怎么过的，自己都不知道。
中国的免疫力是全世界最强的。
任何问题，它自己都能解决。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历史从文革到今天，你如何理解其中的延续与变革？余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很难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表达。
这也就是我写这么长的一部小说的原因。
出国后，我才知道西方人这半个世纪的生活没有多少变化，而我们这半个世纪的变化是天翻地覆的。
所以我在后记中有一个比喻：文革和今天比较，相当于欧洲中世纪与欧洲现在比较。
假如欧洲的中世纪是以文艺复兴为结束标志的话，到今天也有四五百年了。
在西方一个人要活四五百年才能经历的变化，在中国，活到40岁以上的人就已经都经历了。
阎连科谈“作家的焦虑”
阎连科谈“作家的焦虑”阎连科谈“作家的焦虑”阎连科谢海燕谢海燕（以下简称“谢”）：阎老师，您好。
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来接受这个采访。
首先，见到您，我马上想到您曾经在不同场合分别提及到的两个词：漂移和稳定。
这是一对反义词，但它们好像都矛盾地集中到您身上了。
如果我们把“稳定的乡村”作为您写作的平台和瞭望世界的高地的话，站在这个平台和高地的您的内心似乎从来就没有稳定过。
相反，您似乎总是处于一种漂移的状态。
无论是从您的小说、散文，还是演讲集中，我都能感受到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和不安。
这种情绪或情感，我在读《风雅颂》和《速求共眠》时感受得更为真切和急迫。
这也让我想到了您在澳大利亚佩斯作家节上的一场名为《为了寻找被丢失掉的阎连科》的演讲。
我想知道您持久的焦虑和不安，是如那场演讲中所说，源于您作为作家迷失的或者说从未真正获得的独立精神和独立存在？还是您站在这块文学的高地，反观世界，感受到了漂移的现代生活给您笔下的乡土带来的巨大震颤使得您焦虑和不安？阎连科（以下简称“阎”）：以我今天的状态来谈，我想我的焦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现实，不单单指社会结构，而是各方各面的，包括人的欲望、道德、常识和中国人价值观的撕裂等问题。
比如说，最日常的生活，如果连吃青菜人们都担心安全问题；孩子喝牛奶，不知道牛奶的真与假；吃点海鲜或肉类，人们担心传染病。
如此连对最基本的这日常生活都有一种不安和焦虑，那么焦虑就自然成了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
这是绝望的一个方面。
从另一方面讲，我想我的焦虑也源于我没有表达这个世界的权利。
你的经历、经验、感受和思考，如果不能表达，长期积郁在心中，久而久之，它会让你的精神终日不安，而且会成为你的焦虑深渊。
成为你所有焦虑的一个源头，一日一日，一泉一池，最终成为人的精神的堰塞湖。
第三，就是来自写作本身的不安。
当你隐隐约约知道什么样的小说是真正的好小说时，你却已经没有能力创作出来了。
力不从心了，生命不允许你那样写作了。
余华小说中的空间生产与身份认同
余华小说中的空间生产与身份认同
马丹
【期刊名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7(039)001
【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焦躁不安的年代,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实现自我身份认同.针对于此,余华在小说中建构了公共空间和禁闭空间两种空间形式.无论哪种形式,都使主体身份呈现出困惑、焦虑的发展态势.余华采用"禁绝"和"吞噬"的空间策略,通过看似普通的空间想象,阐释了自己对身份认同的理解.
【总页数】7页(P72-78)
【作者】马丹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2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7
【相关文献】
1.浅谈余华小说中不容亵渎的人性——《在细雨中呼喊》与余华的小说风格 [J], 陈曦;杨烨
2.余华小说中的受难与体恤对比研究——以余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小说为例 [J], 穆慧; 刘俊柱
3.余华小说中的受难与体恤对比研究——以余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小说为例 [J], 穆慧; 刘俊柱
4.余华小说中的语言陌生化效果探究
——以《偶然事件》为例 [J], 熊焕丽
5.余华小说中涉父问题研究综述 [J], 王溪丹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余华和阎连科自我定位的焦虑切合时代氛围凤凰网文化：下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大陆文学的一个已经呈现的事实。
似乎很多已经成名的作家，尤其是特别想在世界上产生进一步影响力的，他们特别急于为这个时代代言。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非常典型，余华的《第七天》，大家都说他是一个网络新闻的集合，另一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阎连科可能近两年也有一点这种倾向。
王德威：是的。
凤凰网文化：所以我想问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因为我注意到您在余华的《第七天》出来之后写了一篇文章……王德威：那是很谨慎的一个序。
凤凰网文化：您用了三个字，我觉得挺好——“无力感”。
所以我就想请您聊聊这个。
王德威：聊这个的话，我先把我对文学的一些最基本的定义跟想法再稍微说一下。
我们刚才觉得遗憾就是阎连科的文字可能稍微粗糙，他急于抗议、急于曝露世界社会的丑态等等，余华那个还是有点歇斯底里地强烈地来用鬼魅的戏谑的方式呈现一个失格失能社会的现状。
作者急切的道德动机，我们当然给予他一个正面的接受，但是文学毕竟在流传的时候，不是新闻不是报纸，它必须有某一个审美的维度，这个审美的维度不是你我空想出来的，它必定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标准，或者是我们回应那个标准，或者是我们打破那个标准颠覆那个标准。
这两人的作品特别提到，我觉得有新的作品，但是它好不好，付诸公论，已经得到了很多回响，已经反应出大家的一个共识。
其实作家用文学作为抗议或者是曝露的一个方式，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再前面，大概最明显的也就是晚清时代的所谓谴责小说和曝露小说，再回去，当然古典的文学，尤其诗歌方面，有很多类似的创作。
我想讲的是，文学在这里，我们是站在一个阅读尤其是欣赏的角度，想用鉴赏力的标准看待。
但是文学在中国的大传统里面，“文”这个字是花纹、是形象的显示、是学问、是风骨是人格、是文明，所以它很丰富的，它不是我们现在学科建制里面的文学所能包括的，完全是一个不断显现的过程，它是一个实践的。
所以我觉得在阎连科和余华的作品里面，它的确让我们思考，过去这十几年这些文学作者自己为自己定位的那个文学家立场在哪里，我觉得有一个位移。
位移的理由当然有很多，显然国际的文化资本不可否认，因为你必须有一些题材不只是引起中国国内的关注，还要满足国际对中国研究的重视，不论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还是社会风俗上的。
因为国际的文学文化市场快速运转，可能给予这些作家一个动机，他要写，他的目的不只是控诉，同时也是回应了更广义的一个文学市场的期望。
这两位作家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作家，我跟他们其实也有相当不错的私交，那么我要想讲不是每一个作品都必须说好，作家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在这点上我想我对各自的作品都已经表达过我的看法。
但是我唯一想提醒的是，除了我们对这些作品的疑惑、或者是批评或者是不同的意见之外，作家为自己定位的那种焦虑，我觉得就是切合这个时代的氛围的。
在很多的意义上，当他们希望把文学当作一个事件的时候，这个文学的定义就不再是你我通常会期望的审美的一个表征。
所以这个就符合一个其实很传统的“文的学”的观念，这个“文”是一种显现，是一种你进入世界秩序的努力和尝试，所以美不美或者是好不好看，这不是它原来的问题，它是进入一个场域用符号形成的行动和事件。
所以你从这个观念来看的话，很难讲，就像我做晚清小说，晚清小说很多的作品都很不好看，可是过六百年以后这些作品让我对这个时代是有一些不同的认识的。
也许再过几十年以后，真正记录过去25年最好的历史材料，往往可能是文学，因为历史本身是不可信也不可靠的、剧烈变动的。
所以余华和阎连科的问题，可能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理解他们的局限、他们的不足，另外一方面可能也必须尝试去想象，他们在这个时代对自己作为一个作者的自觉，可能跟你我的预期是不一样的。
严歌苓华丽而缺乏苍凉她用丰富故事性回应社会凤凰网文化：您在这三天的讲座里，都提到了同一位作家，就是严歌苓。
她这个月也刚刚出版了她的最新小说《床畔》，我想您应该还没看。
我个人非常喜欢严歌苓，几乎她的每一部作品都读了，但是我也感觉其中有个问题，如果套用您对张爱玲的一个说法就是“重复”，严歌苓的每一部作品似乎都是传奇性非常强烈，也正是因为这种传奇性所以影视改编会特别喜欢。
王德威：坦白来讲我对严歌苓有非常复杂的一种回应，这次三场演讲都提到她，是一个快乐的巧合。
这是我尊敬的作家，但是我非常同意你刚才的看法，她的作风是非常华丽，没有苍凉，大概《陆犯焉识》是我觉得我读过最精采的一本。
凤凰网文化：《陆犯焉识》和《小姨多鹤》让我感到一些苍凉。
王德威：对，其它就太华丽了。
她似乎可以再稍微收缩一点，不要那么急于说她的故事。
那么严歌苓正是因为她的华丽、她的故事的丰富，才成为影视制作者追逐的对象，而且她似乎很容易很愿意地来合作，来委屈自己原作的一些非常绵密的层面，所以她的剧本有时候我觉得也就（笑）。
电影当然都是导演的了，作为编剧什么的，甚至大概演员也不能左右，如果是强势导演他就是决定性的。
我认为严歌苓这些年有很大的进步，因为看过她早期的东西，那个还是相对单薄的，但是我认为她有很大进步，尤其是最近这几部，我当然还没有看这个《床畔》，《小姨多鹤》和《陆犯焉识》我觉得她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我只就《陆犯焉识》这类的作品，包括《第九个寡妇》，她喜欢写苦难，但她的苦难其实是张扬的，她把这个苦难传奇化，那么我们也许在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是这样吗？但是她这种恣肆、这种放开来写的方式，似乎也是一种抗争苦难所带来的无力和悲伤的文学上的胜利——就是我就用这种华丽的东西来铺陈，我知道这个东西是这么惨不忍睹，是这么样的无从说起，每一个故事也不见得是那么峰回路转，但是我就给你安一个这么华丽的故事，似乎是等于用文学家的一厢情愿的那样一种强大的意志力来抗拒，否则是没有故事可讲的。
凤凰网文化：而且我感觉她的作品似乎大众通俗阅读性要高于纯文学性。
王德威：高得多，事实上就是这样，不必否认，不见得每个作家都得是很高道的、很深不可测的。
所以严歌苓的可读性、严歌苓的魅力正是这里。
我其实写了一个关于《陆犯焉识》的海外版的很长的序论，写了一万多字，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她用通俗这个东西，来重新诉说这个时代的故事，说故事的方法有千万种，她说故事说下去，说故事本身成为一个沉淀生命的很重要的使命。
我用一个不恰当的话，“在集权主义的国家是没有故事的”，这是哈维尔的话，但是严歌苓用她丰富的故事性来回应一个没有故事的、不可能有故事的社会。
当一切叙事故事都被压制的时候，严歌苓以她绵绵无尽的各种峰回路转的故事来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人间烟火的社会，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文学曲折的社会想象，我觉得她的贡献在这里。
所以她有她的位置。
这是为什么我在台湾做了当代小说二十家的系列，最近这些年又开始做另外的二十家，我邀了她，所以我替她写了《陆犯焉识》的序论，也正是基于对她的尊敬。
我希望从文学角度来回应人生无言以对的时候凤凰网文化：我发现在您的研究当中，可能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吧，有这么几个主题或者说关健词是频繁出现的，比如移民、离散、伤痕、历史等等。
我想问的是，这是不是跟您的台湾身份有关系，因为这其实也是台湾文学一个明显突出的主题选择？王德威：台湾文学可能谈不到那么大，就是台湾文学其实很多面，离散或者伤痕。
伤痕其实不是台湾文学的关键词，到前些年因为二二八平反，伤痕当然比较多一点，离散是前面几十年会有的。
你问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批评者叫黄锦树已经写过了，他认为我简直是充满了这种心态，没有办法摆脱。
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教养和成长经验，这是没有办法去规避的。
其实我很快乐地说我大概没有那么强的伤痕意识，但离散那种沧桑的感觉是有的，历史这个是绝对的关键词。
然后在暴力跟历史之间所形成的种种无解的现象，的确一直有一个好奇，而且我希望从文学的角度来回应，当你面临这种人生无言以对的时候，文学能做什么、文学评论能做什么，所以这是我相当人文的一种习性。
所以我常常被人家批评，就是文字过分的感情化等等。
但是后来我觉得我就是我，文学这个东西本来就应该是有不同的，我不必摆出一个道貌岸然的姿态，我也不要做一代宗师，否则我就搞哲学搞政治去。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关心的问题我一定继续发挥。
那你刚才讲到的这几个关键词，在我最近这两本英文书恰恰成了一个对立：一个是《历史与怪兽》，是处理中国一个世纪历史的暴力，之间有太多可怕的东西；然后在最近这几年，我做的抒情。
抒情传统对我来讲，我不是把它当一个纯粹审美的话题，我的确是把它当作是一九四九以后，海外离散的人用审美的方式来回应革命和启蒙的方式，不只是文学的创作，而且是论学的一个方式，像陈世骧、高友工，包括新儒家这群人唐君毅、徐复观，然后包括像胡兰成。
所以我觉得这个所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抒情传统，它有它的海外立场，也可以用这个立场来批判由中国大陆所代表的现代性的一些不足的地方。
但是我后来老毛病又犯了，就是我不把这个抒情当作一个纯粹审美的东西，我后来探讨的问题是抒情跟暴力了，抒情跟伤痕、跟离散，抒情跟背叛——比如我写胡兰成。
抒情没有那么好，不是那么完美的东西，有各种维度，有的是很小资的唯心的，你也不能说就把它抛弃掉；也有像鲁迅那种非常强势的抒情，所以我等于是找到了一些界面，我从这个地方做一个论述的开始，我不再很想去找一个结论，也没有办法做结论。
所以也许你的观察大抵是对的吧。
抒情传统让我们更警醒曾经错过什么凤凰网文化：但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抒情的传统，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它仍然是基于海外的一个研究，就是说您觉得一九四九之后它在大陆是中断的吗？王德威：不不不，我先重复一次，抒情作为一个论述的批评的机制起始于海外，这个当然有一些历史渊源——陈世骧1958年到台湾大学去演讲，他启发了一两个世代的台湾学者，到今天这个抒情传统在台湾是显学，而在大陆没有。
可是，都忘了这个抒情是中国屈原以来的大传统，只记得西方浪漫主义那个小抒情，何况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里面就有抒情的关键词，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里面有抒情，在王国维的文字里，梁启超的一直到胡风到艾青都有。
所以这个等于是我的一个考古学吧，这是我的抒情的考古学，你看出傅柯对我的影响了吧。
所以等于是我从这个世纪的这个点往前看，我觉得这个传统是有用的，如果要做中国梦的话，也许这个面向是让我们更警醒我们曾经错过了什么，我们曾经在革命跟启蒙的话语里面是不是对这个向度不够尊重或是关照，这也是为什么王元化先生在1979年提出了“情本位”的观念，或者是李泽厚先生在1990年代提出“情本体”的观念，而这又回溯到沈从文先生在1952年提出来的“事功”跟“有情”的历史的区分。
我们这是一个事功的论述，这个文明是这样，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
但是作为文学研究者的你我，我们不是明天就是要去闹革命，我们的能量是在于挖掘文字里面的那个绵绵无尽的想象的维度，用各种象征各种思维的细腻的分梳来塑造一个更繁复的中文的人文的世界，我所用的关键词是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