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和阎连科自我定位的焦虑切合时代氛围

余华和阎连科自我定位的焦虑切合时代氛围

凤凰网文化：下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大陆文学的一个已经呈现的事实。似乎很多已经成名的作家，尤其是特别想在世界上产生进一步影响力的，他们特别急于为这个时代代言。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非常典型，余华的《第七天》，大家都说他是一个网络新闻的集合，另一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阎连科可能近两年也有一点这种倾向。

王德威：是的。

凤凰网文化：所以我想问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因为我注意到您在余华的《第七天》出来之后写了一篇文章……

王德威：那是很谨慎的一个序。

凤凰网文化：您用了三个字，我觉得挺好——“无力感”。所以我就想请您聊聊这个。

王德威：聊这个的话，我先把我对文学的一些最基本的定义跟想法再稍微说一下。我们刚才觉得遗憾就是阎连科的文字可能稍微粗糙，他急于抗议、急于曝露世界社会的丑态等等，余华那个还是有点歇斯底里地强烈地来用鬼魅的戏谑的方式呈现一个失格失能社会的现状。作者急切的道德动机，我们当然给予他一个正面的接受，但是文学毕竟在流传的时候，不是新闻不是报纸，它必须有某一个审美的维度，这个审美的维度不是你我空想出来的，它必定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标准，或者是我们回应那个标准，或者是我们打破那个标准颠覆那个标准。这两人的作品特别提到，我觉得有新的作品，但是它好不好，付诸公论，已经得到了很多回响，已经反应出大家的一个共识。

其实作家用文学作为抗议或者是曝露的一个方式，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再前面，大概最明显的也就是晚清时代的所谓谴责小说和曝露小说，再回去，当然古典的文学，尤其诗歌方面，有很多类似的创作。

我想讲的是，文学在这里，我们是站在一个阅读尤其是欣赏的角度，想用鉴赏力的标准看待。但是文学在中国的大传统里面，“文”这个字是花纹、是形象的显示、是学问、是风骨是人格、是文明，所以它很丰富的，它不是我们现在学科建制里面的文学所能包括的，完全是一个不断显现的过程，它是一个实践的。

所以我觉得在阎连科和余华的作品里面，它的确让我们思考，过去这十几年这些文学作者自己为自己定位的那个文学家立场在哪里，我觉得有一个位移。位移的理由当然有很多，显然国际的文化资本不可否认，因为你必须有一些题材不只是引起中国国内的关注，还要满足国际对中国研究的重视，不论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还是社会风俗上的。因为国际的文

学文化市场快速运转，可能给予这些作家一个动机，他要写，他的目的不只是控诉，同时也是回应了更广义的一个文学市场的期望。

这两位作家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作家，我跟他们其实也有相当不错的私交，那么我要想讲不是每一个作品都必须说好，作家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在这点上我想我对各自的作品都已经表达过我的看法。但是我唯一想提醒的是，除了我们对这些作品的疑惑、或者是批评或者是不同的意见之外，作家为自己定位的那种焦虑，我觉得就是切合这个时代的氛围的。

在很多的意义上，当他们希望把文学当作一个事件的时候，这个文学的定义就不再是你我通常会期望的审美的一个表征。所以这个就符合一个其实很传统的“文的学”的观念，这个“文”是一种显现，是一种你进入世界秩序的努力和尝试，所以美不美或者是好不好看，这不是它原来的问题，它是进入一个场域用符号形成的行动和事件。所以你从这个观念来看的话，很难讲，就像我做晚清小说，晚清小说很多的作品都很不好看，可是过六百年以后这些作品让我对这个时代是有一些不同的认识的。也许再过几十年以后，真正记录过去25年最好的历史材料，往往可能是文学，因为历史本身是不可信也不可靠的、剧烈变动的。所以余华和阎连科的问题，可能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理解他们的局限、他们的不足，另外一方面可能也必须尝试去想象，他们在这个时代对自己作为一个作者的自觉，可能跟你我的预期是不一样的。

严歌苓华丽而缺乏苍凉她用丰富故事性回应社会

凤凰网文化：您在这三天的讲座里，都提到了同一位作家，就是严歌苓。她这个月也刚刚出版了她的最新小说《床畔》，我想您应该还没看。我个人非常喜欢严歌苓，几乎她的每一部作品都读了，但是我也感觉其中有个问题，如果套用您对张爱玲的一个说法就是“重复”，严歌苓的每一部作品似乎都是传奇性非常强烈，也正是因为这种传奇性所以影视改编会特别喜欢。

王德威：坦白来讲我对严歌苓有非常复杂的一种回应，这次三场演讲都提到她，是一个快乐的巧合。这是我尊敬的作家，但是我非常同意你刚才的看法，她的作风是非常华丽，没有苍凉，大概《陆犯焉识》是我觉得我读过最精采的一本。

凤凰网文化：《陆犯焉识》和《小姨多鹤》让我感到一些苍凉。

王德威：对，其它就太华丽了。她似乎可以再稍微收缩一点，不要那么急于说她的故事。那么严歌苓正是因为她的华丽、她的故事的丰富，才成为影视制作者追逐的对象，而且她似乎很容易很愿意地来合作，来委屈自己原作的一些非常绵密的层面，所以她的剧本有时候我觉得也就（笑）。电影当然都是导演的了，作为编剧什么的，甚至大概演员也不能左右，如果是强势导演他就是决定性的。

我认为严歌苓这些年有很大的进步，因为看过她早期的东西，那个还是相对单薄的，但是我认为她有很大进步，尤其是最近这几部，我当然还没有看这个《床畔》，《小姨多鹤》和《陆犯焉识》我觉得她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我只就《陆犯焉识》这类的作品，包括《第九个寡妇》，她喜欢写苦难，但她的苦难其实是张扬的，她把这个苦难传奇化，那么我们也许在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是这样吗？但是她这种恣肆、这种放开来写的方式，似乎也是一种抗争苦难所带来的无力和悲伤的文学上的胜利——就是我就用这种华丽的东西来铺陈，我知道这个东西是这么惨不忍睹，是这么样的无从说起，每一个故事也不见得是那么峰回路转，但是我就给你安一个这么华丽的故事，似乎是等于用文学家的一厢情愿的那样一种强大的意志力来抗拒，否则是没有故事可讲的。

凤凰网文化：而且我感觉她的作品似乎大众通俗阅读性要高于纯文学性。

王德威：高得多，事实上就是这样，不必否认，不见得每个作家都得是很高道的、很深不可测的。所以严歌苓的可读性、严歌苓的魅力正是这里。我其实写了一个关于《陆犯焉识》的海外版的很长的序论，写了一万多字，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她用通俗这个东西，来重新诉说这个时代的故事，说故事的方法有千万种，她说故事说下去，说故事本身成为一个沉淀生命的很重要的使命。我用一个不恰当的话，“在集权主义的国家是没有故事的”，这是哈维尔的话，但是严歌苓用她丰富的故事性来回应一个没有故事的、不可能有故事的社会。当一切叙事故事都被压制的时候，严歌苓以她绵绵无尽的各种峰回路转的故事来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人间烟火的社会，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文学曲折的社会想象，我觉得她的贡献在这里。所以她有她的位置。这是为什么我在台湾做了当代小说二十家的系列，最近这些年又开始做另外的二十家，我邀了她，所以我替她写了《陆犯焉识》的序论，也正是基于对她的尊敬。

我希望从文学角度来回应人生无言以对的时候

凤凰网文化：我发现在您的研究当中，可能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吧，有这么几个主题或者说关健词是频繁出现的，比如移民、离散、伤痕、历史等等。我想问的是，这是不是跟您的台湾身份有关系，因为这其实也是台湾文学一个明显突出的主题选择？

王德威：台湾文学可能谈不到那么大，就是台湾文学其实很多面，离散或者伤痕。伤痕其实不是台湾文学的关键词，到前些年因为二二八平反，伤痕当然比较多一点，离散是前面几十年会有的。

你问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批评者叫黄锦树已经写过了，他认为我简直是充满了这种心态，没有办法摆脱。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教养和成长经验，这是没有办法去规避的。其实我很快乐地说我大概没有那么强的伤痕意识，但离散那种沧桑的感觉是有的，历史这个是绝对的关键词。然后在暴力跟历史之间所形成的种种无解的现象，的确一直有一个好奇，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