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上海社保案

追问上海社保案：大上海的转型轨迹
21 世纪经济报道2010-12-25 00:32:29
核心提示：那段时间是马勒别墅近百年历史上最神秘的时期，调查组的结果不仅将涉及这座
城市的十数位党政要员的刑罚，数十亿资金的去向，甚至将追问到强势政府模式的本身。

在上海市延安中路和陕西南路拐角处，有一栋北欧风格的建筑一一马勒别墅。

这是一座改变大上海历史轨迹和重塑上海城市性格的地标。

4年前，2006年9月末,高思齐第一次踏进马勒别墅，其时上海社保案已经明朗。

高思齐作为邻省的纪检机关骨干，是陆续补充的中纪委调查组成员之一，负责调查陈
良宇及其亲属名下的所有房产，并约谈陈在上海国企圈内的“高尔夫球友”。

这个中纪委调查组正是上海进行“社保转型”的外力，其成员从2006年6月开始陆续
入驻马勒别墅，这栋地标建筑也随即进入了长达两年的闭门歇业期。

那段时间是马勒别墅近百年历史上最神秘的时期，调查组的结果不仅将涉及这座城市
的十数位党政要员的刑罚，数十亿资金的去向，甚至将追问到强势政府模式的本身。

时至今日，马勒别墅四周的戒备早已散去。

但当年从这里发出的对大上海地毯式的检
查，给这座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提供了刻骨转型的可能。

“富人俱乐部”新管家
变革来得很快，也可以称为上海速度。

社保案发不到半年，2007年1月，一家名叫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筹备组低调
成立。

彼时中纪委调查组的工作还未结束，高思齐的同事们、来自审计署成都特派办的人员
刚刚完成了针对企业年金和社保基金的所有审计，正准备离开上海。

针对年金受托管理的变
革就开始了。

“我们办案组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觉得上海作为大都市的自我愈合能力很强。

”高思齐回忆说。

在这个筹备组当中，有上海保监局、金融办、国资委的成员，上海年金中心和浦发银
行社保部的旧人，也有一位清秀干练、即将走到台前的女董事长，马力。

所谓企业年金，即企业补充养老保险金，大都是手有余钱的国资和外资企业为职工缴
交的第二份养老保险。

相比起更带有普遍性和强制性的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覆盖面十分
有限，往往被称为“富人俱乐部”。

自1995年推进企业年金缴交以来，部分沿海城市都采用了“经办模式”，即由政府下
属相关社保部门（或其直属年金中心）进行托管和运营。

2007年的年金制度变革是上海社保案后制度层面的最大变革，它试图把在政府手中管理10年之久的企业年金整体交回市场。

2006年9月，即中纪委调查组进驻马勒别墅2个月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紧急下发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明确企业年金计划必须要由具备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资格的机构管理运营。

换言之，不仅上海年金中心托管的189亿元企业年金，彼时全国上千亿规模的企业年
金都必须开始寻找具备管理资质的机构。

这样的方案与高思齐们的调查结果有直接关系一一根据他们审计得出的结论，正是由
于社保资金和企业年金资金的行政管理、投资管理、收支管理都集中在同一个账户，且缺乏相应的监管，才使祝均一等官员得以分三次将32亿元的企业年金挪用，其中最后一次挪用
甚至没有任何法定程序。

“其实我们调查官员和国企一把手的重点就两个，一是房产来历是否正常，这是他们
贪污的收益，房产最值钱，也隐蔽；另一个就是有没有运用公权力，把国家的钱借给私人去
用，这是他们贪污的手段，国家的钱往往缺乏监管，一旦借出去收益又很大。

”高思齐回忆
说，最后落网的大部分官员都属于这两种情况，比如陈良宇两者皆有，祝均一、王成明等属
于第二种，殷国元、朱文锦等是第一种典型代表。

2007年初，上海社保有两条路径，方案之一是“前后分开”，年金旧账问题在政府指
导下，分期分批清理；而新的企业年金则完全市场化，按照企业年金相关办法交给市场化主
体运作。

方案之二，则是直接、全面移交给一家养老金公司（充当受托人和投资管理人）。

最终，政府力量的出面，使得看似操作困难的后一种选择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得以达成。

3个月后，2007年4月12日，长江养老就结束了筹备期，第一次股东大会在上海某五
星级酒店召开。

长江养老一诞生，就以5亿元的注册资本金，189亿元的托管资金量，拥有受托人、投资管理人和账户管理人三张企业年金牌照，成为国内体量最大的养老保险公司。

这个巨无霸的构成也充满了国资要素。

长江养老的股东们大都来自于上海本土的重量
级国字号企业，也就是原上海年金中心的客户。

其中包括上海国际集团，宝钢集团，上海世
博集团，上海机场集团，锦江国际集团等等。

唯一的外来和尚是第二大股东太平洋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太平洋保险集团子公司。

作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评审专家，郑秉文目睹了长江养老的诞生。

“上海模式的诞生，是由其现实基础决定的。

”郑秉文认为，“上海在社保案之后，
也有体制创新的内在需要。

”
相比于将企业年金交回市场，基本保障作用更为明显的社保基金变革则幅度有限。

在
社保案之后，上海在社保基金财政专户上，分别设立收入户、财政专户、支出户，将社保基金账户分设为从一户管理转为三户分开管理，并宣布成立社保基金监督委员会，用于监督收
支情况。

挪用前史
上海社保局对企业年金的管理体制曾四次嬗变，但始终没有引入一个较好的基金治理
结构。

相反，在地产股市等资产投资诱惑下，屡屡被政府挪作他用。

1995年，企业年金作为部分企业的补充养老金开始缴纳。

以1998年为分水岭，上海原
劳动局和社会保险管理局合二为一，祝均一走马上任第一任局长，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的管
理大权全部集中于同一个行政体系。

祝均一的商业嗅觉在早年就显现无疑一一他在从政之前就先闻名于上海企业界，其光辉历史颇有马胜利般的奇幻色彩，在上海春雷电讯厂的经营事迹屡屡被写成官方通讯广为传播。

2002年，上海社保中心和上海年金中心在上海社保局旗下登记成立，但“两金”（社保基金与企业年金）长期混用的局面依然，管理体制和决策程序没有任何变化。

正是这笔掌握在年金中心的巨额资金，构成了彼时年仅35岁的张荣坤一系列资本运作
的本金。

根据本报当时的率先披露，张荣坤的“第一桶金”正是以八份资金协议低成本“借
用”了巨额企业年金，其中七份《资金运营协议》共涉及30亿元的委托运营本金及收益，
另一份《委托贷款协议》则涉及 4.5亿元的委托贷款本金及收益。

这30多亿企业年金的去向，扯开了张荣坤的私密之网。

张荣坤在熟识上海政界要员之
前，经商业绩乏善可陈，仅仅做过一些外贸生意，对期货生意略有涉足。

通过先结识上海国
企的部分高管之后，张荣坤慢慢编织起包括祝均一、秦裕以及陈良宇这样的政治网络，最后得以“借鸡生蛋”。

纵使不借给张荣坤，在资产价格开始猛涨的年代里，这些掌控在社保部门的资金也早有挪作投资的先例。

90年代初，由隶属上海市劳动局的“上海市退休费统筹管理所”划拨出1亿元资金创
立申宝公司，利用“部分结余”投资房地产。

1993年，上海市社会保险管理局成立，取代
了原上海市退休费统筹管理所，但申宝公司也相应划转上海市社会保险管理局，其行政管理
与商业运营一体化的结构仍未改变，政企不分、亦官亦商的结构依然未有改变。

“这些官员的腐败只是一个结果，主要是体制原因和外部资本诱惑太大。

”高思齐认为。

他们当时根据已经控制的张荣坤等人，摸清了陈良宇的“高尔夫球友”圈子，这位喜好高尔夫并引入大师赛的时任上海“一哥”，球友集中在企业界，且大都是国企要员。

“比如某个公共交通领域上市公司的负责人，我们就数次约谈过。

”
为了扩大对陈良宇“高尔夫球友”等圈子的调查，2006年10月底中纪委再次在邻省抽调了一批数十个办案人员，驻扎地点也从马勒别墅和街对面的城市酒店，扩展到了东湖宾馆
和邻近的昆山市。

类似的事件在美国触发了体制修复。

1963年发生的恶性“斯图特贝克事件”最终导致
1974年里程碑式的《雇员退休收入安全法案》的诞生，该法案对企业年金的信托形式做了严格的强制性规定，明确要求养老计划的所有资产都须以信托形式由一个或多个受托人持有。

市场化艰难变奏
2009年，长江养老股东易主，此时距上海社保案宣判落定已一年。

太保与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合计持有长江养老51.753%的股份，长江养老的注册资本上升至7.87亿元。

“换股东的影响不好评价，”一位长江养老的竞争对手语出谨慎，“虽然不一定是出于市场逻辑进行的调整，但是从结果来看，太保控股可以使得长江养老走更专业化的路径。

”
在上海国际控股时期，长江养老从成立时189亿元的受托年金总额，上升到了240亿
元。

新增的企业客户除了烟草集团、电力集团等国企之外，还获得了两家民企高校的青睐。

值得一提的是，长江养老负责人马力的丈夫也同样是上海金融系统的显要人物，曾经历任浦发银行董事长、上海金融办负责人等。

在长江养老2009年财务报表附注中，明确列
出了两人的夫妇关系，并将与之相关的浦发银行列为其他关联方。

双方之间存在有托管费、房屋租赁费、存款利息收入、网店服务费等总和为千万元左右的关联交易费用。

尽管得到了市场的部分认可，但长江养老始终没有获得盈利，根据其利润表，长江养老2008年利润总额为负1500余万元，2009年略有好转，为负560万元。

“这个业务增长速度确实不快，”郑秉文坦承，“主要原因是整个市场一直做不大，总
体量增长太慢，以至于全行业亏损。

”
在长江养老成立之前，2006年1月至6月份，仅有的两家专业养老保险公司平安养老和太平养老，其业务量都为零。

其后的发展也并不乐观，郑秉文11月参与第二批获得年金
资格的20余家金融机构审核，发现他们几乎全部亏损，根据郑的观察，如果税收优惠政策没有大的突破，相当部分可能退出市场。

“我记得之前曾经有人预测，中国企业年金市场到2010年会达到1万亿的规模，但是
现在才区区2500亿，差得远。

”郑秉文说，现在年金市场的最大任务就是如何促进发展的问题，要配合一些税收优惠的政策，尽快把供给方的资金量做大，“不能搞成一个只有垄断
国企才参与的‘富人俱乐部’”。

2009年底，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设定的“企业年金过渡计划”的终止时间。

从2010
年开始，所有的企业年金将开始一个完全市场化选择的时期，这也将考验长江养老后续获得
企业客户的能力，以及走出上海成为真正意义上全国性养老保险公司的能力。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高思齐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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