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素材库-民国大师

细节中的民国大学与大师游宇明一、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民国的大学与大师民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一方面战火纷飞，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文化、科学相当繁荣，大师辈出。

我每次读有关民国大学和民国大师的著作，几乎都会热血沸腾，深为民国大学的坚守和民国大师的精神气度感动。

我对民国大学和民国大师非常感兴趣，多年来写下了大量有关民国大学和民国文人的文字，月内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叫《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

我的这些写民国文人的作品在国内有一定影响，承蒙报刊看重,2011年11月24日的《北京日报》、2012年第1期《杂文月刊》和《湘声报》等都发表了专题评论。

二、民国的大学（一）民国大学教授对校内事务有充分的发言权民国大学的重大事项主要由教授会和评议会决定。

教授会是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的议事机构，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和教授会选出的教授代表组成。

我们不妨以清华大学为例，看看教授会、评议会干些什么。

1926年4月15日，清华教职员会议三读通过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大纲设了两个重要的权力机关，一为评议会，一为教授会。

教授会的职权是：1、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2、审定全校课程；3、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件；4、议决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5、讨论决定由评议会以三分之二通过提出对本组织大纲之修正案。

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互选出的评议员共7人组成，校长为主席，职权范围是：1、规定全校教育方针；2、议决各学系的废立与变更；3、议决校内各机关的废立与变更；4、制定校内各种规则；5、委任财务、训育、出版、建筑四种常设委员会委员；6、审定预算决算；7、授予学位；8、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9、议决其他重要事项。

此外，各系的主任，也由该系教授、教员于教授中推举，任期二年。

甚至出任院长和校长的人选也得事先征询评议会的同意。

由此可见，教授会、评议会掌控了学校的教育方针和人、财、物之权力。

评议会职权中的第一、二、三、六项，评议会必须征求教授会的意见，如果被教授会以三分之二否决，就要复议。

也就是说教授会对评议会的权利是有制衡的。

我们不妨看一次教授会的具体的开会情况。

1926年4月19日晚上，在清华的科学馆212号教室，清华历史上的第一次教授会如期举行。

到会的教授有47人，占了教授会人数的78%，而且发言非常热烈。

比如选举教务长的过程。

会场上由余日宜教授与赵元任教授建议：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票选时，通过者须超过三分之二多数，而第三次票选半数通过就可以。

另有陈福田教授主张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大家都赞成。

结果，梅贻琦在第三次投票时获得33票，成为清华有史以来第一位民主选出的教务长。

接着，教授会和评议会不断开会，设计各学系的设立，选举系主任，研究课程大纲。

后人从清华名教授吴宓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赵元任、陈寅恪、李济、金岳霖等中国大牌教授如何频繁私下聚会，讨论学校事务，商量各种难题的处理方法。

做学问的人并非只是对学问感兴趣，当他们的意见可以对校内权力运行发生相当影响，他们的“参政议政”意识会非常强烈。

（二）民国大学课堂教学非常自由。

民国课堂的教学自由出乎人们的想象，一是教同一门课的教师可以选用不同的教材；二是老师教课的方法充分自由，没有谁来干涉；三是许多时候考试完全由任课老师说了算。

当年的暨南大学办在上海，马来西亚作家温梓川曾是那所学校的学生。

据他回忆：翻译家钟作猷早年在暨南大学教英文，他选用的教材是牛津大学出版的《黄金库》诗选，他教课几乎天天读诗，有时也选一些小泉八云的诗歌讲义发给学生作补充读物。

碰到他高兴，还会选译郁达夫的小说与徐志摩的诗歌，叫学生对照读，看有什么地方译错没有。

由于教学内容极其丰富，方法灵活多变，深受学生欢迎。

钟作猷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后，接替他的是戏剧家顾仲彝。

非常奇怪的是，早在学生时代就因自编、自导、自演《朝鲜亡国恨》、《云南起义》、《中国魂》等戏剧名噪一时的顾仲彝却不选戏剧做教材，而要选《伊利亚随笔集》和莎士比亚乐府，并且在课堂里完全不谈戏剧。

著名戏剧家洪深当时也在暨南大学教英文，与顾仲彝不同，洪深最喜欢用戏剧做课文。

他教英文简直像演戏，声音又特别抑扬顿挫，仿佛是在舞台上念台词，有动作，有表情，把学生们迷死了，上课时教务部门非得给他安排科学馆的大教室才行，就是大教室也常常挤得水泄不通。

老师的课如何教，也一切悉听尊便。

民国史作家傅国涌有一篇文章介绍：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王文显是剧作家，也教的是戏剧。

王文显讲课的方法是照他编的讲义在课堂上读，年年照本宣科，从不增删，不动感情，给人的印象“仿佛是长老会的牧师在主持葬礼”，下课钟声一响，他马上离开。

王文显的学生、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晚年说：“回想起来，他那份讲稿倒是扎扎实实，对于初接触西方戏剧的人来说，是个入门基础。

”吴宓上课则是另一种风采，温源宁说他“讲起课来就像罗马舰船上的划浆奴隶在做工”，讲课涉及到的引文，别人都是照着参考书朗读，或抄在黑板上，而他总是背诵出来，讲解什么问题，他会像军训教官一样，“第一这个”、“第二这个”……有条不紊，虽然有些枯燥，但不会言不及义。

他上课很有个人见解，也有可能说得不对，但不会言之无物。

他不绕着问题走，而是直截了当把脚踩到问题上去。

叶公超讲课最有意思。

他上课从不讲解，只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的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

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一直朗读下去。

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吼大有威力，从此天下太平，相安无事。

那时在学生中最叫座的是张申府的逻辑学，张申府的逻辑课很少讲逻辑，而是骂蒋介石，简直成了热门的政治论坛。

张申府用一口并不浓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讲课，听课的人很多，拥护的来听，反对的也来听，不但课堂中挤满了人，连窗口也站着人。

民国时期的考试也不像后来那样追求整齐划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钱玄同在北京大学、北京师大做教授。

钱玄同的课上得特别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深入浅出，条理清晰，不带书和纸，只带一支粉笔，而讲每一个字的起源，从甲骨、钟鼎、大小篆、隶，源源本本，手写口谈，把演变的经过，旁及各家学说，讲得清清楚楚。

张中行他们读书时，曾以口才给老师排名次，结果是胡适第一，钱玄同第二，钱穆第三。

钱玄同上课如此认真，对点名、考试却轻描淡写。

据他的学生回忆：钱玄同每次上课，从不看学生是否缺席，而是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该到的学生全到了。

钱玄同对待考试也很有意思，学校规定要期考，钱玄同期考却不阅卷。

学校只好刻个‘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封面印一个，只要曾答就及格。

有时，钱玄同也会阅卷，不过他是按点名册的先后，六十分、六十一分这么批下去，如果选这一课程的学生是四十人，最后一个就得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呢？重新从六十分开始。

（三）民国大学官员积极延揽优秀教学人才。

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它自己首先得有人才。

北大校长蔡元培、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都是延聘人才的典范。

比如为了聘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去陈独秀所住的旅馆跟他商量，碰上陈独秀午睡，他就搬个小凳坐在门口等他醒来。

为了延揽人才，梅贻琦曾主动到陈寅恪家里商讨聘请中国文学教授事宜；敢于当面与蒋介石对骂的刘文典被迫离开安徽大学，梅贻琦随即请他担任了清华国文系主任；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也是梅贻琦亲自邀请的。

据说，抗战时，梅贻琦常到顾宅，无需打招呼，顾如不在，他就自己做东西吃，宛如回到自己家里。

张伯苓当年为了留住教经济学的何廉教授，专门为他设立一个研究所。

20世纪30年代叶企孙提携华罗庚更是传为佳话。

某次，熊庆来看到华罗庚一篇论文，觉得写得特别好，推荐给理学院院长叶企孙。

叶企孙认真看了华罗庚写的3篇论文，觉得是个人才，决定将其调来。

当时调华罗庚来算学系，阻力极大。

一是华罗庚只念过初中，是浙江金坛县（现归江苏）中学的勤杂工。

二是华罗良腿有残疾，走路时必须左手执拐，右脚先迈，左脚得在空中划一个圆圈才能落地。

叶企孙力排众议，坚持将华罗庚调来，他说：“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华罗庚先生的论文再说话。

他来清华后，我们曾经交谈多次，每次我都颇受教益。

以我个人的判断，不日之后，华罗庚会成为我国数学界闪亮的星辰，我们清华会引以为荣的。

至于他的残疾，这正是华罗庚的骄人之处。

有人说他走路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是的，华罗庚先生就是为数学而生。

我们清华大学应该为拥有这样一位独特的人物而倍感自豪！”在叶企孙的支持下，华罗庚当上了算学系的助理员，任务是整理图书报刊、收发文件、代领工具、绘制图表等。

不久，叶企孙又破格提升他为教员，几年之后又送他到英国留学，华罗庚从此走向了国际数学舞台。

（四）民国教授特别关心学生。

民国时期也是国家危机四伏的时候，教授们的责任感、使命感极其强烈，他们将培育人才视作知识报国的一个重要环节。

沈从文先生曾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

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

沈从文教《创作实习》时经常给学生布置作文，然后认认真真批改，在学生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

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有时从这个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写了读后感，还会介绍学生去看一些与他们所写作品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

这些书都是沈先生亲自找来，带给学生的。

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

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发表，邮费他自己承担，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不计其数，汪曾祺在1946年以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沈从文先生寄出去的。

沈先生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容易找到，他就自己用毛笔抄，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

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

沈从文这种对学生的关怀，在其他老师身上同样有所体现。

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放了两个原子弹。

由于看到了原子弹在战争中的巨大威力，这一年年底，蒋介石先生找了吴大猷、曾昭伦、华罗庚到重庆去。

这三位学者，吴大猷是物理学家，曾昭伦是化学家，华罗庚是数学家。

蒋准备给他们一个大礼堂和十万美元，要他们做一个原子弹。

吴先生说原子弹是研究的，不能只在一个大礼堂炼一个弹，应该先派人出国考察一下科技。

46年他们三位教授带了五位研究员，这五位研究员是朱光亚(物理)、唐敖庆和王瑞诜shēn (化学)、孙本旺(数学)和李政道。

事实上研究员应该是大学毕业生。

可是李政道那个时候一年级在浙大，45年二年级转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不够学历，后来在吴大猷的极力推举下，李政道得以赴美留学，并在50年代与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三、民国的大师（一）民国大师普遍很有骨气。

民国虽然也出现过周作人、沈启无、钱稻荪这样的汉奸文人，绝大多数文人却非常有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