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瓷器在对外交流中对世界其它国家的影响

这是比较早的关于“越器”、“越窑”的表述。越窑不仅生产民间用瓷，而且早在唐代就有贡瓷之说。宋时又“置官监窑”，烧制高档的宫廷用瓷。其产品从唐代晚期开始大量外销，在亚、非许多国家都发现越窑青瓷。越窑为陶瓷之路的繁荣和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并直接影响了周围国家和地区的窑业发展。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发展迅速，在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的同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研制出了白瓷。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以邢窑、定窑、德化迄元，青白瓷盛烧不衰，在我国东南窑最为出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１９７１年，安阳市郊发现的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首先，中国瓷器所到之处，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在精神意志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瓷器的对外输出，丰富了海外人们的文化生活，并直接改变了一些国家和地区人们的风俗习惯，成了世界许多国家日用生活品的最佳替代品。约卡诺说：“无论是直接贸易或间接贸易，在这种接触中，不要忘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通过贸易才使新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接触到菲律宾人的文化中去，这个评价也大致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二、中国瓷器在对外交流中的作用
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勤劳智慧的中国先民们点土成金，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瓷器作为承载物质文明的载体，它集实用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收藏价值等于一体，一直以来，在对外交流活动中都充当着传播介质的重要角色，它在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再次，瓷器的文化传播功能是其在对外交流活动有着其他任何物品所不能代替的尊贵地位。享有盛誉的中华古瓷，已成为世界各大博物馆里的明珠，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中国热”现象，吸引了一大批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并受到广大收藏家和陶瓷爱好者的珍重，从根本上实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
如果说上述史料仅仅是偶然的话，那么由中国黑瓷文化所产生的日本“茶道”却是根深蒂固。中国黑瓷文化的美学内涵大多是通过茶文化体现出来的，随着宋徽宗等人的远去和斗茶文化的衰落，黑釉盏类的黑瓷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茶文化在日本得到了弘扬和发展，日本人将这种黑色的茶盏称为“天目”。时至今日，我们还能在国内或日本的茶馆里看到日本人表演“茶道”。
日本是与中国隔海相望的东亚国家，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就开通了通往日本的航道；到唐朝时，中国文化对日本产生了全面而广泛的影响。在民间贸易中，唐时中国输往日本最多的瓷器是越窑青瓷，其次是长沙窑瓷器。从历史上看，日本对中国陶瓷工艺垂慕已久，早在5世纪时，日本天皇就派使臣到朝鲜，邀请我国匠师前往日本传授技艺，其中包括陶部的汉族手工艺匠师数十人。八世纪时，日本开始了对中国陶瓷的仿制；日本猿投窑烧制的淡青釉陶器，其烧造方法是模仿越窑青瓷，造型和纹饰也受到越青瓷影响，出现了越窑青瓷花纹同样的暗花。另一种绿釉陶器，呈淡绿色，类似于北宋时期的越窑青瓷，也刻有与越窑青瓷钵花纹相同的暗花；中国陶瓷对日本的影响正象中岛健藏先生所说：“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不谈中国的影响，那么根本无法说明日本的传统工艺美术。”
2、直接推动了各国、各地生产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传播，诱发了世界各国手工业的空前发展和繁荣。
中国瓷器的对外输出，引导了世界陶瓷工艺的发展。唐末以后，越窑青瓷一直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厚爱，并一度取代丝绸成为中国海外贸易中最大宗的物品；由于瓷器不同于丝绸，是易碎物品且易占空间，运输量不大，于是作为日用消费品的越窑瓷器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始仿制越窑青瓷，促进了世界陶瓷工艺的发展。
浅谈中国瓷器在对外交流中对世界其它国家的影响
发表日期：2007年12月7日出处：吴晓作者：吴晓已经有547位读者读过此文
浅谈中国瓷器在对外交流中对世界其它国家的影
吴晓晓
（陇东学院历史系，甘肃庆阳，745000）
[内容摘要]：瓷器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标志。瓷器历来都是生活与艺术、科技与艺术紧密结合的产物，它不但在物质生活方面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状况，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且以其独特的美学形式和内容引发了人们的审美兴趣、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一词已成为“中国”的代名词，这充分说明中国瓷器的精美绝伦完全可以作为中国的代表。
1、直接促使了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
仅从佛教文化看，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我国后，便在瓷器上体现出来。最初是用佛像直接装饰到越窑瓷器上，如三国、西晋时期的瓷器；西晋以后逐渐出现忍冬草、莲瓣、飞天等纹饰，隋唐以后演变为中国民族化的佛教纹饰，丰富了越窑青瓷的装饰手法和造型内容，体现了中国工艺文化的多元性，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
随着制瓷技术的不断进步，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北宋初期，在我国南方的景德镇窑⑤，创烧出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青白瓷，其釉色介于青、白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有青，又称“影青”。自宋迄元，青白瓷盛烧不衰，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窑系，除景德镇窑外，还有江西吉州窑、南丰的白舍窑、福建德化窑⑥等。青白瓷于宋、元时开始外销，至明时已成为外销瓷的主要品种之一。
特别是始于唐宋，盛行于元、明、清各代，及至今天还大量烧制的青花瓷，绘画装饰清秀素雅，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是最具我国民族特征的瓷器，备受人们喜爱。不仅大量外销，而且成为我国外交礼仪上的珍贵礼品。
瓷器的烧造在我国历经千年而不衰，名窑辈出，品系繁多，不胜枚举。文中所及，仅沧海一粟，保存下来的大量传世品，不仅有序的承载了千年文明，更是历史的活见证。
朝鲜，古称高丽，与中国交往历史悠久；远在唐代越窑青瓷就传到了朝鲜，十世纪初，朝鲜人就学会了仿造中国青瓷的技术；十一世纪末，高丽陶工仿照越窑青瓷烧成了青釉瓷器，时称“高丽秘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太平老人袖中锦》评：“高丽秘色”与“定窑”同称“天下第一”。1123年北宋徐竟出使高丽后著述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这样的叙述：“有狻香炉，亦翡色，······此物最精。其余则越州古秘色。”可见，高丽人仿造越窑瓷器取得了巨大成就。
瓷器的出现，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南方青瓷的生产，以浙江越窑③、龙泉窑④最为出名。越窑从东汉晚期青瓷的正式烧制，到北宋传统越瓷的最后衰落，有着将近一千年的辉煌历史，算上“原始瓷”阶段，其烧造历史有3000年。越窑在我国早期制瓷业发展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对许多窑场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越窑是母亲瓷，是后来各种青瓷的鼻祖。
再从销往海外的中国瓷器上看，经常发现有商业广告文字、或是宗教用语等。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长沙窑黄釉褐彩贴花三耳壶瓷器上有“郑家小口天下有名”的字样。在该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三耳壶上发现了“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的题文。在泰国林门波遗址发现有一件长沙窑碗，碗心有用绿色书写的“真主仆人”的字样。无独有偶，1980年在江苏扬州萧家山唐墓中发现了一件题有阿拉伯文“真主最伟大”的字样的背水壶瓷器。这种伊斯兰教的文化基因，让中国瓷器与阿拉伯世界又多了一层难以割舍亲缘关系。
[关 键 词]：中国瓷器外交作用
一、瓷器概览
一般来说，瓷器是由瓷土（或称高岭土）①作胎，在1200~1300℃的高温下烧制成的器皿。器身一般有釉，具有透光性好，吸水率低，质硬而脆等特点。
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它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探索出来的。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原始青瓷②，而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这一时期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工艺发展，东汉时期，北方人民南迁以及厚葬之风的盛行，以我国东部浙江上虞为中心地区，因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这件浙江上虞县面官镇出土的东汉时期青釉水波纹四系罐，为我们展示了瓷器烧造工艺发展的初期情况。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我国的陶瓷业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其中比较著名的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
越窑青瓷输入日本以后，被当作各种日用生活用器和艺术品，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在日本，“青瓷多盛天子御食”，是“大臣朝夕之器”；日本天皇常将中国瓷器作为国宝赐给有功之臣，作为至高无上的嘉奖，中国瓷器在日本占有极高的地位。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宫廷中还被作为装饰墙壁用，以美化环境。
其次，瓷器的大量外销，具有多重影响。如果说“丝绸之路”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从唐代中后期开始销往海外的中国瓷器，给国外人们的文化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丰富了世界文明史的内涵。
从17世纪开始，中国输往欧洲瓷器的数量非常巨大，据欧洲学者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材料统计，从1602—1682年，就有1600万件中国瓷器被荷兰商船运到荷兰和世界各地；19世纪沉没在麻六甲丹绒比拉拉海域的英国商船‘戴安娜’号，共装载了180大箱各类瓷器（《南洋商报》1994年5月4日）：1994年6月10日《南洋商报》又报道，从麻六甲海域‘戴安娜’号用附近共捞出500余箱，计2.3万件，除3000件放在海事博物馆的货仓展出，其他在佳士得拍卖行拍卖。这段史料中的详实数据，便充分说明了上述观点。
《诸蕃志》记载：流眉国（今马来半岛）“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苏吉旦（今爪哇）“饮食不用器皿，缄树叶以事，食已则弃之。”《明史·外国传》载：“文郎马神（今印尼加里曼丹）初用焦叶为食器，后与华人市，渐用瓷器”。东南亚这些国家，原本“饮食不用器皿”，中国瓷器输入以后，成了他们理想的生活用具，从而改变了他们的饮食习惯。
历史上中国陶瓷对日本的影响是深入广泛的。中国古陶瓷在日本被用做食器、饮器、容器装饰器、崇拜器、礼器、艺术收藏品等。上得天皇亲眯，下受臣民喜爱。日本史籍《仁和寺御室御物实录》中说：“青瓷多盛天子御食，是大臣朝夕之器。”中岛健藏也说：“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不淡中国的影响，那么根本无法说明日本的传统工艺美术。”
此外，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如：泰国、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朗（古称波斯）等也相继模仿越窑青瓷，形成了自己的陶瓷艺术。
3、活跃了世界各国商业贸易，开通了世界市场，间接刺激了航海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海外殖民掠夺。
17世纪以前，欧洲人对中国陶瓷还很陌生，直到1517年，葡萄牙开僻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道到达中国广州以后，才开始了中国瓷器运销欧洲的历史，但当时数量极少。据说1607年法国太子用一只中国瓷碗喝肉汤，已是了不得的事情，在当时只有国王和贵族才买得起贵重珍品。英国与中国瓷器的贸易始于1600年的东印公司时期。英国东印公司18—19世纪中期英国政府特许设立，对东方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经营贸易和进行殖民活动的组织。在17世纪，中国与欧洲的瓷器贸易主要是荷兰人控制，17世纪末开始，英国和法国开始控制欧洲与中国的瓷器贸易。1685年，英国派遣了商船‘中国商人’号到达福建厦门，第一次大批运载了中国瓷器和茶叶等物品回国。1699年，一艘名叫‘马克利斯菲尔’的英国商船来到广州，运载了53箱瓷器回到英国，随后在广州设立了东印度公司；1701年1月20日在广州入港的‘艾登’号装有瓷杯10万个，值银1.7万两；1716年英国‘赛杂纳’号装有价值5.4万两银的瓷器返回英国；1717年‘埃塞克斯’号装有30.5万件瓷器回国；1720年‘埃塞克斯’号又装载了瓷器112箱及500包；1723年‘蒙塔格’号装有485箱瓷器回国；1735年，英国商船‘格拉富圈’号和‘哈雷林’号，分别从广州和厦门返航，共运载了24万件中国瓷器；1755年，英国在宁波开僻了贸易港，进一步掌握了中国瓷器的贸易大权；1866年5月，英国‘燃烧的十字架’号商船从福建返航，也带走大量的瓷器和乌龙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