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秦朝灭亡的原因

浅谈秦朝灭亡的原因
作者：李双雄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10期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重庆 400065）
摘要：秦国在历经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动荡与混乱之后拔地而起，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王朝，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其统治。

然而，如此强大的帝国却在二世就亡国。

究其速亡的原因，历
代学者多从政治、军事、经济等角度来分析，秦亡固然受到这些因素的直接作用，然而，缺乏
文化上的探讨，使“秦亡论”显得较单薄。

本文从文化、地域、心理认同方面来探讨秦的灭亡，认为秦靠法家“霸道”兴国，以至于统一六国。

然而，统一之后，其制度没有按照韩非子所说
的“世变则事变,事变则备变”、“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事宜则有功”去实行，仍然实行其强权制度，并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扭曲了法家的本源思想。

这些制度抑制了多元文化的发展，
限制了国人，尤其是士人的自由，没有受到中原以及关东人士的认同，遭到反抗，以至于亡国。

关键词：秦亡；法家；极端；认同
中图分类号：K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1）10-0009-03
一、法家成就秦国的霸业
毋庸置疑，秦的兴起归功于法家的应时思想，是法家的霸术成就了秦的强盛。

“秦王政后
来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是由于商鞅变法的后果，甚至于我们说秦汉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是由
商鞅开的幕，都是不感觉怎么夸诞的。

”（郭沫若《十批判书·前期法家的批判》）下面简要
分析法家强秦的主要策略。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不讲私情不阿显贵，一切依“法”办事，这是法家的基本思想。

法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整套的治国策略：（1）主张社会变革，反对因循守旧，认为“世事变而行道异”，反对维护旧秩序旧制度。

（2）主张富国强兵，重视耕战，认为国家的富强靠两个方面：一是农耕，一是战争。

发展农业生产就能提
供粮食布匹，使国家人民富裕起来；重视战争，有强大的军队，成为军事强国，就可以争霸天下，即富国强兵思想。

（3）主张严刑峻法，提昌赏罚分明，认为只有用严刑峻法、用轻罪重罚的严厉手段，才能使百姓不敢犯法，社会才得以安宁；同时主张有功劳必须奖赏，有罪行必须
惩罚，赏罚必须分明。

（4）主张中央集权，反对分封世袭制，认为分封必然导致地方势力的分裂割据，而主张建立由中央委派地方官吏的郡县制。

法家主张建立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政治，
提倡君主用“法”、“术”、“势”三结合的法治思想来驾驭、控制自己的臣民。

正是法家这一系列富国强兵措施强盛了秦国并助其统一了六国，然而，秦朝统治者对法家
思想的极端发展和法家思想在实际操作中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造成了秦的速亡。

二、秦统治者对法家思想的扭曲
法家思想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并成为
秦朝的统治思想。

然而，统治者对法家思想的极端发挥终结了自己的王朝，随着秦朝的灭亡，
法家也盛极而衰。

可以说是秦王朝的极端扭曲了法家思想，而非法家思想导致了秦的灭亡。

理
由如下：
第一，秦始皇非法家所指的“明主”。

韩非在《主道》、《解老》、《喻老》中阐述了明
君应当“去好去恶，臣乃见素”，“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
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

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

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韩
非在此指出明主就是主道者，君主不能有过多的欲望，有欲望就会生乱。

而秦始皇的做法却是：“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六日。

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

二川溶溶，流入宫墙。

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杜牧《阿房宫赋》）“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馀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

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

以水银为百川
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史记·秦
始皇本纪第六》）其穷及天下人力和财力为了自己的私欲大修秦陵和阿房宫，可以看出秦始皇
并非韩非所说的主道者，并非法家所谓的明主。

第二，秦统治者没有完全掌握法家的“法”“术”“势”。

韩非在《爱臣》、《备内》、《八奸》、《奸劫弑臣》、《十过》等著作中阐述了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就要掌握“法”、“术”、“势”三者的结合，不可偏废其一，以法为基础、术为手段、势为条件。

“术者，因
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这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是公诸于
世的法令、法规、法律，是君臣民都要遵守的东西；“势”指势位、权势，有权势才能够“令
行禁止”。

在此，韩非还指出，君主不能过分信任身边太有功绩的大臣，不能过分相信自己的家人，
重臣可能会勾结君主的内亲策划谋害君主，朋党谋私。

“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
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

臣闻：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
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

是以奸
臣蕃息，主道衰亡。

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

将相之管主而
隆国家，此君人者所外也。

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

”（《韩非子·爱臣第四》）“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非参验以审之也，必将以曩之合己信今
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

故主必蔽于上，而臣必重于下矣，此之谓擅主之臣。

”（《韩非子·奸劫弑臣第十四》）
而秦始皇却没有做到这一点，晚年的他过于信任左丞相李斯、中车辅令赵高和次子胡亥。

以至于在始皇驾崩后，“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
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

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
秦二世胡亥执政后更是荒废朝政：“於是二世乃遵用赵高，申法令。

乃阴与赵高谋曰：
‘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高曰：‘臣固原言而未敢也。

先帝
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

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
管中事。

大臣鞅鞅，特以貌从臣，其心实不服。

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
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

今时不师文而决於武力，原陛下遂从时毋疑，即群臣
不及谋。

明主收举馀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郎中令赵高借机陷害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劫和御史大夫冯去疾,此后赵高做中丞相，派人逼死胡亥。

如果说导致秦朝15年快速灭亡的原因是秦始皇的暴政和苛法，那么秦始皇过于信任赵高、胡亥和李斯就是导致灭亡的直接原因。

因此秦始皇没有做到法家的
权术，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第三，秦统治者没有做到赏罚适度。

韩非指出：“赏善不遗匹夫，罚过不避大臣”，“赏
厚而信，刑重而必”。

（《韩非子·奸劫弑臣》）“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

”
（《韩非子·饰邪》）“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

二柄者，刑、德也。

何谓刑德？
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

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

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
归其利矣。

”《韩非子·两柄》中阐述，法度包括赏和罚，二者不可偏废。

主张“趋利避害”，
以利益诱人，使其供驱使。

而秦始皇统一后，对本已比较苛刻的秦律增加了诸如“妖言令”等
更为苛刻的法律，对外用兵和修筑长城虽是抗击匈奴，保卫疆土，但劳军伤民，百姓感受不到
明确的利益，只看到为了征战徭役和赋税的增加、亲人的死亡。

而迁徙富豪、收缴武器只是为
了维护极端的专制统治，百姓未受其利，却因此生活流离，度日艰难，自然怨愤难当。

秦的这
些措施并没有使百姓得到利益，反而深受其害。

这加大了统治者与农民、六国贵族、士兵等各
方面的矛盾，完全违背了法家赏罚均衡的原则。

第四，秦统治者相信鬼神，违背法家反对迷信的唯物思想。

韩非指出：“龟策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

然而恃之，愚莫大焉。

”（《韩非·饰邪第十九》）可见法家思想
是不信鬼神的。

而秦始皇晚年却听信方士的话，去找长生不老药。

相信“亡秦者，胡也。

始皇
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
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法家思想并不是秦亡的直接原因，只是法家思想的执行者——秦始皇——歪曲了法家思想，秦朝的最高统治者以个人意志代替法律，严重破坏了法家之“法”，
以“一人之心”统治“天下人之心”，在制度的定制上走向了极端，才导致其速亡。

“秦人致
败之由，在严酷，尤在其淫侈。

用法刻深，拓土不量民力，皆可谓为施政之误，淫侈则不可恕矣……盖其为宫室，葬埋之侈如此。

当其天下初定，始皇之巡游，初亦或有镇压之意，然后亦
为游观之乐所夺矣。

奇药何与于治，而与治太平并言？尊方士，谋于道术之士，谓非自私得乎？”（吕思勉《秦汉史》）
由此可知，秦的兴旺归功于对法家思想的实践，而其灭亡则是其最高统治者和其不合时宜
的制度所致。

三、文化的不适宜导致秦的速亡
秦靠前期法家思想完成霸业，一统天下。

然而统一之后，并没有遵照法家“世变则事变,事变则备变”、“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事宜则有功”的治国思想维护统一，而采取更加专制的策略，实行“劳军”、“劳民”、“愚民”政策。

其“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最后导致
“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杜牧《阿房宫赋》）的结局。

可以说其灭亡归咎于没有在统一之后尽快调整策略，以适应不同的文化需求，
没有加强全国各地人民对秦文化的适应和认同，而相反地采取了强权政治，消除文化差异，尤
其是“书同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关东六国士人的文化创伤，增加了其对秦文化的蔑视
及仇视。

秦文化得不到中原六国认同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析：
1.秦世居西陲之地，文化落后。

《史记·秦本纪第五》载：“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
故有土，赐姓嬴。

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

”“庄公居其故西犬丘”，直至
“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

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

平王封襄公
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

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与誓，封爵之。

襄公於是始国”。

可见，秦国祖先世居西陲之地，且以为周王室养马为业，最后
因“战甚力，有功”而被封为诸侯。

其出身的卑微，一直为中原人士所不齿，对其相对落后的
文化更是蔑视。

及至秦凭借法家富国强兵思想逐步壮大并统一全国之后，其强大的只是其国力
和兵力，而其文化仍然处于落后地位。

但是秦统治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文化的发达水平远
不及楚鲁两国，却毅然推行文化的统一，在不考虑六国文化的多元性以及文字的原有基础的时
候就强制要求各国都采用秦国的小篆，为此对东方六国文化的交流及传承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这实际上就是在对其他各国的知识分子采取歧视政策，极大地剥夺了这些人的利益，必然遭到
激烈的反对。

2.愚民政策弱化了中央的统治，激化了关东士人的不满。

战国时期，商鞅提出“民愚则易
治也”。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民弱”，“民智之不可用也，犹婴儿之心
也”。

认为只要民弱，就能国强，这在战国特殊时期，符合秦国的发展需要，但是，在全国统
一之后，针对新的时局和多元的文化，就不能再采用这种极端的措施了。

而李斯却建议始皇帝“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

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
非愚儒所知。

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

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丞
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
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

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

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
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禁之便。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非博士官所职，天
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

吏见
知不举者与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始皇帝同意了其提议，在李斯的主持下进行了
“焚书坑儒”愚民政策。

秦的愚民政策否定了人民的个性，破坏了文化的多元性，压制民间言论，达到了短期统治秩序的稳定，维护了君权国家的绝对权威。

但它使战国开始的百家争鸣和
学术文化蓬勃发展的局面遭到摧残，使思想文化专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严重戳伤了
知识分子参政的积极性，阻塞了言路，无法吸收各家治国的长处，使治国之道拘泥于一家，更
由于统治者对法家思想的极端应用，国家已经外强中干，而无人敢言。

殊不知这仅仅是防民之口，却未防民之心，甚而使人民积怨更深；并且，这一文化政治对关东学术和关东思想的破坏
尤为突出，激起了关东士人的极大不满，一旦有突破口就会爆发。

3.新的矛盾，需要新的策略，而秦依旧沿用旧制。

战国时期（秦统一前），社会的主要矛
盾是战争与和平，秦代表着当时社会先进的生产力，代表着先进的地主阶级，是顺应历史发展
和经济发展的集团，人民对秦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而秦统一后，战争与和平的矛盾已经化解，
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相应地在逐步上升。

但是秦统治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认为自己凭
借法家霸术能够成就帝业，必然可以凭借此法统一全国。

诚然，法家思想在秦国“行之十年，
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殊不知，
商鞅初在秦国推行变法的时候尚遇到强大的阻力，《史记》记载“商鞭变法”初时：“令行于
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令之不便者以千数。

”在这里可以看到，在变法初期，秦人也抵制变法，何况在文化相对先进且多元的中原地带。

六国之民初被秦国统治，其抵抗力会更剧烈。

在多年
的战乱之后，各地经济需要稳定的发展，人民需要休息，整个国家需要休养，就秦本身也已是
强弩之末，不适宜进攻，而应防守休憩。

但秦始皇依旧多方用兵，虽然击溃匈奴，威震八方，
但作为防御工事的长城其劳民伤民之处，就已经加剧了与人民之间的矛盾。

加之一贯而用的严
法苛政，为巩固统治而徙天下豪富十二万入咸阳，收天下兵器毁铸金人，使人民疲惫，豪富流离，天下慌乱，怨声载道，人民对安定生活的梦想化为乌有。

免除战争之苦的人民却要承担沉
重的徭役之苦，这让人民对秦朝的期望值大大减弱。

秦暴政的继续推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
尤其是没有经过“商鞅变法”洗礼的关东六国，对秦的“苛政”更难以接受，反抗尤剧。

四、秦亡的教训：文化认同感是长治之本
从秦的速亡得知：一个王朝要长治久安，除了对统治思想的正确解读，建立健全的制度，
选择英明的领导之外，最重要的就要尊重文化的多元性，且能够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同时建立一
种让全国百姓认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想。

只有使民众对其文化有认同感和归属感，才能增强
人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所以，“治国之道”还需要到文化资源中去寻找，只有契合了人民的
文化心理，才能让老百姓把对制度的遵从看作一件心甘情愿而不是被迫的事情。

参考文献：
〔1〕韩非.韩非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司马迁.史记.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3〕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4〕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叶朗.中国文化导读.三联书店，2007.
（责任编辑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