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命运》观后感

《国家命运》观后感

——回忆我参与的航天事业

阿思奇

央视播出的《国家命运》和之前播出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等记述“两弹一星”事业发展历程的电视剧，给年轻的一代新鲜的精神食粮，给老一代“两弹一星”功臣情谊绵长的回忆，而带给我们这些听说过、看到过、跟着这一壮举成长的一代人，又是万分的激动。而我，不仅仅是第三类人中的一员，还是为我国运载火箭和核打击战略出过绵薄之力的一个，看了这样的传统教育电视剧，自然别有一番回想和体会。

孩提时代的“卫星”梦。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地球人造卫星，那时，自己还只有10岁，因那年父亲随胡耀邦同志到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因此对苏联的新成就倍感鼓舞，那时我们学校举行了庆祝活动，感到十分振奋和自豪。但对“卫星”概念最深刻的，是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到处各条战线都在创造新的指标，谓之“放卫星”，以至于以后的国庆、五一的游行队伍中，都有“卫星”的模型彩车，所以我们这样的小学生知道了——那就是“卫星”！1959年，我上了初中，我们的学校原名“奋斗中学”，是傅作义将军创办的，教师的水平较高，学校组织了航模小组，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制作飞机模型，我就是校航模组的成员。在课余时间里，我们初中学生用桐木板制作弹射飞机模型，我还利用边角料做了四片三角形的稳定翼，粘在一只头部削尖的火箭杆的尾部，再刷上银粉，

做成了一个火箭的模型。我还把家里的空牙膏袋收集起来，在炉子上熔化了，浇铸在用砖刻出来的模子上，铸造出米格飞机的毛坯，再用锉和刀打磨成线条优美的模型。并且那时我做模型，已经把机翼的后掠角加大了，因为我觉得要飞得快，机翼就得向后撇——尽管那时我还不懂空气动力学。我做的这些航模虽然很简单，但它寄托了我的航天理想。航模小组的高中学生制做装了发动机的飞机模型，用蓖麻油做燃料，打火后牵引航模飞到几十米高，在全国都是先进的，于是出席了全国教育群英会，国家奖励给学校初级一架弹射滑翔机和一个跳伞塔，我们小组的成员轮流驾驶滑翔机，其余同学就拉起两根10米长的橡皮筋向前拽，等皮筋绷紧了，飞机后边扳卡棍的人一松手，飞机就向前冲了。因为把握不好操纵杆，飞得不是高就是低，没等适应，其他同学的拥上来抢座位，所以我最多飞过几次，高度也不过5、6米。跳伞塔是用很粗的树干接起来的，上边一个三角架，可以把降落伞打开后吊上去，跳伞员要坐上吊带，被拉到28米高的塔顶，再按口令脱钩降落下来。我因有恐高症，一直没有敢坐那伞衣。

青年时代的航天理想。1963年，我们学校到北京东郊的双桥公社支农收稻子，那片稻田的尽头，有一个很大的射电天线，那时我国还没有发射运载火箭和卫星，要这个射电天线干什么，我们不理解，当时估计是接收宇宙射线，进行天体物理研究。那个时代，军事工业和高技术研究的保密十分严格，关于我国进行核试验和运载火箭研究的事一点消息都没有。1964年10月的一天，同学们都在上晚自习，忽然听到院子里乱哄哄的，我就出门制止（当时我是高三的班长，还

是校民兵连长），可听说是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我高兴的对大家说：“不上自习了，上街庆祝去呀！”出校门到西长安街也就100多米，我们跑到大街上，去抢《人民日报号外》，蹦着、跳着喊口号，那个兴奋劲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时候，我们只知道钱学森是从美国回来的大科学家，对于那一代科学家的具体分工并不清楚，听物理老师说，要把火箭发射到大气层外，要克服地球引力，火箭必须达到第二宇宙速度。当时，班里物理学的最好的同学罗昭骥就开始读《相对论》了，我那时也参加了北京市的数学小组和航空小组，订阅了刚创刊的《航空知识》，做完了波波夫的《趣味数学》、《趣味物理》两本习题集，还能参照《航空知识》的飞机照片画三面图。当我把画在1号图纸上的“轰5”的三面图送给航空小组主讲老师、北京航空学院的鲍教授看时，他说很好，鼓励我报考北航。从大跃进时期起，学校的学生便经常参加社会实践了，对于大城市的中学生，有许多接触工业的机会，加上看报纸、杂志，对工业的门类和科学技术的门类有一点认识。当时我是本着热爱国防事业的心情，来关注我军的装备水平的，班上也有一批男生对飞机、舰船、火炮感兴趣，经常议论。尤其是我担任了校民兵连长，经常到西城区兵役局开会，还接受了集中训练。我步枪打得准，就是那时在西便门的太平湖射击场接受“郭兴福训练法”军训练出来的。当时世界出现了亚非拉新兴运动，首先是古巴，接着是越南，都爆发了抗美战争。我那时代表西城区的青年学生到古巴大使馆、越南大使馆递交声援信。那时的我，心思早跑到越南丛林里去了，觉得与其上大学，还不如直接当兵上前线和“老美”干一仗

痛快。我和同学关庆德一商量，就跑到西城区兵役局报名，体检的时候查出我有红、绿色弱，不符合参军条件，而老关身体全部合格，参军分配到海军航校当了潜艇水兵。为了弥补从军不成的遗憾，我把高考志愿表上全部都填了军事和军工院校，结果被国防科委所属太原机械学院兵器制造专业录取。其实，我最喜欢的兵器设计专业。自小，我就与机关大院的警卫连混熟了，那些警卫员对首长的子弟很热心，教我们使用手枪，教枪械的分解和组装。那时的警卫员都是“一长一短”，长的三八式步枪，短的是驳壳枪或手枪。那时我常玩的就是勃朗宁。上了中学，遇到不爱学的生物、历史课，我就在书皮上画各种兵器，从手枪到步枪、冲锋枪到坦克、军舰，画满了就在作业本上画，乐此不疲。那时兵器杂志很少，许多东西都在保密范围内，我主要是在电影、连环画上扑捉兵器的影子，试图对兵器有更多的了解。高考的各所军工院校专业繁多，自己一时也弄不明白，除了受色盲的限制不能报考的无线电、化工等专业，我都想报，也没考虑自己的程度和院校的等级，只是在哈军工、哈工大、北航、京工、西工大、西军电、太机、南炮等学校填了各色志愿。尽管考的不理想，总算可以正规学习兵器制造专业了，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老关也考上工商管理学院，但他还是依然选择了参军，可谓“投笔从戎”，也算实践了那个时代许多青年的志向。

太原机械学院是一个常规兵器学府，只有四个系和十几个专业。其中，一系是特种装备设计与制造系，有火炮、枪械、子弹、炮弹设计与制造几个专业，当时制式火炮主要是120榴弹炮、85加农炮、

100高、57高和舰炮、37高等，枪械主要是65式自动步枪和半自动步枪。这些专业属于绝密级，要政治条件最好的学生。二系是特种制造装备设计与制造系，即生产兵器的专用机床的制造专业，又分冷加工和热处理等专业，属于机密级。三系是自动控制系，有无线电通讯、指挥仪和雷达设计与制造专业。四系是特种化工系，有火药、炸药设计与制造专业。除了运载装备（如履带车、轮式车、舰船、飞行器），其它军队需要的兵器几乎都学。我们学院的毕业生分布也很广，有到国防科委所属的军队研究所的，也有到五机部所属的研究所的，更多的是到五机部和其他军工部所属的工厂的。分到航天领域的很少，记得1966年我院学生会主席就分到九泉火箭发射基地，让我羡慕不已。遗憾的是，我们入学还不到一年，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学校的秩序全乱了，除了间歇的自学，大部分时间也都参加了派性活动，专业知识所会甚少。大学毕业时，还因内蒙搞的“内人党”冤案，把父母都打成了“新内人党”，等于是反革命了，加上军代表支持“太机四野”，扣下我一个人待分配。半年后，我被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下放到山西阳高县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永远地脱离了军工系统。在劳动锻炼中，来到阳高县的100多个大学生中，有许多是来自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学生，所学的专业有工程物理、工程化学，也就是火箭、原子能专业，这些专业和我们比较接近，而且更艰深，他们成为我再学习的好伙伴。从闲谈中，从他们的教科书中，我学了许多新东西，甚至还有法律、气象、水利、土建方面的知识。可惜的是，因为那时对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命运茫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