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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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心论

西方中心论

西方是积极的行动者,东方则是消极的回应者。

西方是东方人所有行为的目击者和裁判者东方只能借助西方来界定自身,/东方不再是欧洲的对话者,而是沉默的他者。

0[2]8东方人之好坏与否应由西方人判定。

按照东方主义的西方中心主论逻辑,东方是落后、野蛮、愚昧、守旧和懒惰的象征,是与处于中心位置的西方相对立的一种边缘性的存在,东方主东方主义对东西方关系的塑造,不是为了寻求一种知识和真理,而是为了实现西方对东方的统治和霸权,因此,东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霸权主义。

东方主义所关注的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权力的问题,它以知识的形式支持西方对东方的扩张、侵略和殖民,因此是/-知识的帝国主义.0[2]74,东方主义视阈中的东西方关系是一种霸权等级关系。

赛义德在5东方学6一书中强调:/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0[1]8,在这种霸权关系中,东方被东方化了,它可以被制作成或被驯化为/东方的0,这种驯化和制作从属于西方对东方的统治关系。

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西方为了实现对东方的霸权而刻意构建的一种理论和实践体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欧洲文化庞大的规章制度,欧洲正是借助它而对东方施加管理甚至生产的。

东方主义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倾向,是一种十足的文化帝国主义,它宣称西方文化优于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不仅是西方的,而且是全人类的,它所具有的普世性使它成为人类文化的典范,因为它带给人类的是文明、进步和现代化的福音。

近代西方具有非常坚定的西方中心信念,黑格尔哲学就是明显的例证。

黑格尔将历史视为人类自由意识的进步,这种进步是从希腊开始的,因为希腊人的精神是以普遍性作为对象的,而东方精神则没有从特殊.二、/西方中心论0/西方中心论0(West-centered Theory)又称/欧洲中心论0,就是将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较早实现工业化归之于欧洲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认为欧洲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所有方面发展的中心,而欧洲以外的地区则是受其影响才得以发展的。

《在中国发现历史》——关于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感悟

《在中国发现历史》——关于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感悟

《在中国发现历史》——关于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感悟近年来,中国历史研究在国内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其中不乏一些研究者的创新性观点和观念。

柯文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理论,并对中国历史研究做出了一系列新的思考和探索。

本文将根据柯文在该书中的观点,从不同角度展开对其中国中心观的感悟。

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明确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概念,他认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应该回归到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和历史演化过程中,充分挖掘和认识中国文明自身的内在逻辑和特点。

这个观点呼应了当今全球多元文化和文明交融的趋势。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自成体系、拥有完整文明体系的国家,历史上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一直很大,以中国为中心来进行历史研究是符合当今时代的潮流的。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也强调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他认为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应该以全球视野来看待中国的历史。

柯文在书中提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历史交流和文化交融,强调中国历史与世界的互动和交融,这一观点是非常有深度的。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历史研究也必须立足全球视野,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相互贯通,共同构建世界历史的图景。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也呼应了中国自身的历史演进和文明传统。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为公”的思想,强调天下大同,互相尊重。

柯文在书中也提到了中国古代与其他文明的交往和交流,呼吁人们重视古代中国的对外交流,这一观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当今世界,一个和谐包容的国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和谐相处、互相尊重的理念对当今世界也有着积极的启示。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还强调了历史研究的当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他认为,中国历史研究不仅关乎中国的自身命运,还涉及到整个世界的未来。

只有通过深入挖掘和研究中国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和启示。

中国的历史也是丰富多彩的,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也能够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提供重要的参考。

柯文“内部取向”余英时“内在理路”比较

柯文“内部取向”余英时“内在理路”比较

柯文的“内部取向”与余英时的“内在理路”比较研究摘要: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提出的“内部取向”理论与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一书中推崇的“内在理路”研究方法有很多相似之处,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理论,值得学者关注与研究。

本文便以这两种理论为基础,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来解析这两种之间的相同与区别。

关键词:柯文;余英时;“内部取向”;“内在理路”;比较研究中图分类号:tv2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9-0000-01一、柯文的“内部取向”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即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性协作研究。

)从中国社会的内部按照社会自身的观点探索其历史进展,推崇“内部取向”。

柯文的“内部取向”被赋予了三层含义:第一,内部取向主要是指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因上。

第二,内部取向是指认为产生历史变化的根源来自内因的。

第三,内部取向是指从有别于“局外人”的“局内人”的角度来观察历史,从其自身的情况出发,通过自身的观点,加以认识。

[1](p.10)“内部取向”理论的提出,打破了费正清等人对中国史研究的垄断,批判了“冲击——回应”理论模式。

柯文将研究中国近代史分为三个层带,即外层带、中间层带和内层带。

其中内层带是指注重晚清的文化与社会的侧面,强调内因的作用,这个层带在柯文看来“不仅不是西方入侵的产物,而且在最漫长的时间内最少受到西方入侵的影响。

”[2](p.138)二、余英时的“内在理路”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提出的“内在理路”理论对于研究清代学术思想以及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内在理路”是说思想史本身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领域,存在自身的问题,我们可从它的发展过程,寻找出从上一阶段发展到下一阶段的线索,就是所谓的“理路”。

《在中国发现历史》——关于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感悟

《在中国发现历史》——关于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感悟

《在中国发现历史》——关于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感悟柯文(Joseph Needham)是20世纪著名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尤其是对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开创了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之路。

他的著作《科学技术与中国文明》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研究之一。

而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使得对他的研究和敬仰不断加深。

柯文中国中心观是指柯文认为,在古代社会中,中国曾经是全球科技文明发展的中心。

他认为中国在古代的科技水平远远领先于欧洲,而这一观点也引发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科技文明的关注。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西方文化一直主导了对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贡献并不为人所熟知,柯文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

对于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感悟,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思考: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提出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在当时是世界领先的。

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并不亚于西方文明,柯文的研究挖掘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历史,让人们重新认识和尊重中国古代文明的贡献。

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提出为世界科学技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范式。

传统上,西方世界一直主宰着对科学技术的研究,而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则较少受到关注。

柯文的研究改变了这一局面,为世界科技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让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了古代科技文明的发展历程。

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提出也引发了对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和交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对话显得尤为重要。

柯文的研究为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新的参照系,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欣赏不同文明的独特魅力。

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提出对于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研究和传承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世界科技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我们应当从中汲取启示,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古代科技文明的优秀传统,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也应当通过对话和交流,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了解和尊重,共同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感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感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感中国的历史开展一直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由封建社会被迫向近代社会国家转型,这是一个举世瞩目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它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人们纷纷对此进行了探讨研究,其中被人们称之为西方中心论的一些观点如冲击-反响说等最为着名,它认为在19世纪中国历史开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揭示这段历史可采用西方冲击-中国反响这一公式。

而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那么提出了质疑。

柯文在序言中提到了其写作目的一是想总结美国历史学家论述中国近几年的主要开展阶段。

二是想对这一开展提出带有批判性与解释性的估量,以便在同行中引起讨论,藉以提高整个领域在进行研究时的自觉性的一般水平。

《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心意思就是批判现存的三种西方中心模式,即:冲击-反响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

柯文认为三种模式对中国近代的历史没有把握住其根本的症结和主要的矛盾,而却片面的、一概而论的将中国近代开展的力量皆归结为外来的力量,却无视和淡化了中国自身的内部力量。

可以说,内部取向是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核心,它的主要内容便是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应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来因素上,鉴别这种新取向的主要特征,是从置于中国史境中的中国问题着手研究。

柯文阐述了中国问题的两重涵义,第一,这些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第二,衡量这些问题之历史重要性的准绳也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

其实,这就涉及到一种研究问题事物怎样选择参照物的问题。

西方中心观的学者认为西方的近代是不断进步文明的,而中国的近代在西方到来之前是落后不动的,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横向的比照,即以西方的近代为参照物,来衡量中国近代历史。

中国中心观那么恰恰相反,柯文首先认为中国外乡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

探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科条四2

探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科条四2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与学科互动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入发展,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在深化原有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的同时,也在传承与创新中呈现出更为多姿多彩的样貌。

思想史研究逐步探究思想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聚焦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复杂历史图景。

具体而言,在观念史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以及报刊史研究等五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新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近20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内涵,也拓展出诸多新议题与新理念,在大陆、港台、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史研究范式。

编自 互联网金融一“多元现代性”视野下的观念史对于近2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而言,一个较为深刻且被学界广泛接受的观念转变,是“多元现代性”理念的兴起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日益开放以及与世界交流的不断深入,曾一度支配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的“从传统走向现代”一元化线性史观开始为研究者所反思并逐步得到修正。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思想观念多元化及其内在张力的分析,对于现代理念与传统价值之间复杂关联的深度阐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视野。

大致来说,“多元现代性”理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逐步确立,包含学术界对于以下两个认识论意涵的接受。

第一,过往研究者大多习惯于将近代中国的历史,理所当然地视为“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进程。

实际上,近20年来的思想史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对于“现代性”的探寻与实践,不应等同于对历史上欧美国家“现代化”的简单模仿,而应将其视为一个包含多重意义、有其自身种种面相的“复数”概念。

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荣渠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逐渐建立起“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并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②。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许纪霖、陈达凯组织国内部分人文社科学者撰写的《中国现代化史》一书,可以视为对这一观念演变的起点之一:“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为中国思想界反思启蒙,反思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提供了一个元理论层面的思考焦点。

《在中国发现历史》——关于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感悟

《在中国发现历史》——关于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感悟

《在中国发现历史》——关于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感悟近年来,中国的历史研究逐渐融入了国际视野,更多地引入了海外的学者和研究成果,这为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

在这一过程中,柯文成为了备受瞩目的一位学者,他的中国中心观在历史研究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在中国发现历史》便是他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作,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到柯文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思考和独特观点。

在中国历史的发现过程中,柯文所提出的中国中心观为我们拓展了新的认知领域,也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感悟和启示。

柯文强调了中国历史的全球意义。

在其著作中,柯文多次提到了中国历史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和贡献,他认为中国历史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孤立的历史体系,而是与世界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

中国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相互交融的,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世界文明的交流是相互渗透的。

研究中国历史并不意味着与世界历史割裂开来,而是要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之下,进行全球视野的历史研究。

这一观点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历史的世界意义和价值。

柯文强调了中国中心观与西方中心观的对话与交流。

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柯文多次提到了中国中心观与西方中心观的对话与交流。

他认为中国中心观并不是一种排他的、封闭的历史观,而是要与西方中心观进行对话与交流,确立一个全球性的历史视野。

通过对话与交流,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借鉴,使历史研究更加立足于全球化的视野和认知。

这一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论,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将中国历史融入到全球历史的框架之中,也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交织与交融。

《在中国发现历史》所呈现出来的柯文中国中心观为我们拓展了新的认知领域,也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感悟和启示。

通过深入研读这本书,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历史的自主性和独特性,也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历史的全球意义和价值。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书报告 2200字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书报告 2200字

三一文库()〔在中国发现历史读书报告 2200字〕《在中国发现历史》读书报告张立方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批判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方法。

主要针对三种种族中心或西方中心的模式:(1)“冲击—回应”模式,(2)“传统—近代”模式,(3)帝国主义模式。

这几种模式都夸大了西方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他们都认为十九、二十世纪中国所可能经历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是西方式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的冲击下才能引起这些变化,这样就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把中国近代史引入狭窄的死胡同。

在批判的基础上,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即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研究研究中国历史;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史的研究;把中国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下层社会历史的撰写;注重借用其它学科的知识。

柯文注重对中国历史作精细化的描绘,特别强调“区分”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这样能够认清中国历史的真面目。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现实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的实质和规律可以通过人们的实践和理性分析得到正确的认识。

一句话,历史是可以被人们认识的,但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样,历史是复杂的,多面向的,而历史是由历史学家书写的,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掺进历史学家自己的主观情感和经验体会。

西方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这个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历史是用当代人的思维和观点为当代人书写的,这是典型的历史相对主义。

胡适也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因此柯文指出:历史的真相终究无法探知。

中国中心观提出的移情方法,要求史家摒除作为“局外人”的种种“偏见”以便进入“局中人”的世界。

他认为尽量寻回过去是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另一方面,柯文又支持关于历史真理的相对主义观点,认为这个过去最终是无法探知的。

柯文也采取了折衷的态度。

他强调:“限定真理并不等于取消真理……所有人,只要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认真地对待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法减弱其影响。

内卷化:一个跨学科理论话语的教育领域误用与反思

内卷化:一个跨学科理论话语的教育领域误用与反思

内卷化:一个跨学科理论话语的教育领域误用与反思鲁沛竺(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ꎬ安徽芜湖241000)摘㊀要:内卷化最初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 威泽在解释文化到达一定阶段后不能实现新发展只会内部不断复杂化的模式时提出的概念ꎮ这一概念后经格尔茨㊁杜赞奇等人的发展与再阐释ꎬ以及与经济学㊁政治学等各学科命题相结合ꎬ概念本身认识论层面的意义不断丰富ꎬ成为一种被广泛使用的理论话语ꎮ但是ꎬ当前国内研究者引入这一理论话语分析教育问题的时候ꎬ存在滥用和误用的问题ꎮ具体表现为:忽视了内卷化发生的制度环境㊁教育事业本身的工具性㊁教育追求的同质化倾向ꎬ缺乏针对概念的理性反思ꎬ批判性倾向鲜明ꎮ这种不恰当的引用无益于问题的分析ꎬ也会导致理论话语的无效ꎮ迈向理性的 教育内卷化 研究需要在他学科与我学科之间寻得共通的逻辑ꎬ在概念本义和理论泛化之间寻得适度的平衡ꎬ打通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节ꎮ关键词:内卷化ꎻ教育内卷化ꎻ跨学科ꎻ理论话语作者简介:鲁沛竺ꎬ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ꎮ中图分类号:G40-032㊀㊀㊀㊀㊀㊀文献标识码:A㊀文章编号:2095-7068(2022)03-0071-10DOI:10.19563/j.cnki.sdjk.2022.03.006理论话语是理论思想的载体㊁表达和传播方式ꎬ是构建理论思想体系的材料ꎮ尤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ꎬ理论话语不仅仅是表达规范的要求ꎬ更蕴含着方法论的意味ꎮ改革开放以后ꎬ更多的西方学说更频繁地被译介到我国ꎬ各类学科体系中概念与理论冲撞㊁体系与结构汇合无时无刻不在发生ꎮ采用跨学科的理论话语ꎬ一方面ꎬ可以看出研究者试图跳出 只缘身在此山中 自说自话的主观意图ꎻ另一方面ꎬ说明了跨学科视角的审视ꎬ跨学科理论话语的描述之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可能的ꎬ也是有价值的ꎮ但跨学科理论话语的采用需要谨慎ꎬ研究者在追求新意的同时ꎬ应该时刻反思理论话语的适用条件ꎬ不恰当的引用不仅无益于问题的分析ꎬ还会带来概念异化㊁边界模糊的风险ꎮ长久以来ꎬ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对于 内卷化 这一理论话语的使用存在着明显的负面价值倾向ꎬ其研究成果毫不隐讳㊁旗帜鲜明地将 内卷化 定性为一种负面的发展困境ꎬ 破卷 的提法此起彼伏ꎮ本文通过展示这一概念在不同阶段㊁不同研究者笔下的适用情况及其理论泛化的演变过程ꎬ探索其在教育领域中的使用边界ꎬ对于当下教育领域中内卷化的相关研究做出评估ꎮ一㊁作为概念: 内卷化 的概念译介与含义泛化在纷纭繁杂的学术表达中界说一个概念被误用的情形ꎬ不仅需要追根溯源ꎬ明确概念的经典含义ꎬ还17需要展示这一概念在不同阶段㊁不同学科背景中的适用范围及侧重点的变异情况ꎬ将相关概念㊁话语放在更宏观的学术对话乃至学术争鸣中去ꎮ唯此切入研究ꎬ 面对整个词语史和概念史的问题ꎬ将概念分析和论题研究结合起来ꎬ对早先发展㊁前见和前理解具有敏感性 ①ꎬ追问思想的真实表述和意图ꎬ才有可能真正准确地把握概念或理论ꎮ(一) 内卷化 的概念译介外来概念的跨语种传播会使得概念本身发生一定的偏离ꎬ这种偏离是由于语种之间的不完全对等造成的ꎬ可能发生在翻译引入㊁再概念化和概念使用三个阶段ꎮ对译引入阶段ꎮ1986年黄宗智的英文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involution经中华书局的中译本译为 内卷化 ꎬ进入汉语学术界ꎮ英语中的 内卷化 (involution)ꎬ词源为拉丁语(involutum)ꎬ直译为 向内缠绕ꎬ向内纠缠 ꎬ做动词理解是 卷或转 ꎮ其中ꎬ向内之义取自 in ꎬ那么 纠缠㊁缠绕 之义便更多取自 volution ꎮ由此构词法的规则ꎬ自然会联想它与 evolution 之间存在关联ꎬ前者是 向内纠缠 之义ꎬ后者可理解为 向外发散 之义ꎮ evolution 更为常见的译法是 演进㊁演化 ꎬ可用来描述事物一种正向发展的态势ꎻ而 involution 一词似乎蕴含着 非正向发展 意味ꎬ因而可译为 系统的退化 ꎮ在这个意义上ꎬ似乎将 involution 译为 内卷 有将简单的概念复杂化的嫌疑ꎬ但笔者认为ꎬ将其译为 内卷 ꎬ正是有意规避了中文背景的研究者对于 evolution 的正向期待ꎬ较大程度上兼顾了翻译的中立性和准确性ꎮ阐释阶段ꎮ寻找不同语种中对应语词进行界定只完成了引入的第一步ꎬ引入还应该包括对于语词的解释说明ꎮ对于 内卷化 这一概念的解释说明尚未定型ꎬ最鲜明的例证就是学界对于使用内卷化概念的第一人这个问题没有达成共识ꎮ现有的一些研究认为ꎬ最早使用内卷化这个概念的是康德ꎬ其依据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提出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种理论模型ꎬ evolutiontheories 和 dietheoriedereinschachtelung (在国内更常见的直译是 套入理论 )ꎮ[1]韦森由此认为ꎬ康德首次区分了 内卷化 和 进化 的区别ꎬ对于内卷的定义倾向于 事物发展到某种特定程度而出现的原有方式无休无止的内旋内缠㊁自我复制与勉强维持并伴有内耗加剧的自我锁定样态 [2]ꎮ但是ꎬ另外一部分研究者认为 dietheoriedereinschachtelung 和 involution 有相通之处ꎬ但不能等同ꎬ更加认同美国人类学家戈登 威泽(AlexanderGoldenweiser)为内卷化概念使用第一人[3]ꎬ将内卷定义为 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ꎬ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ꎬ但本质上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4]ꎮ概念使用阶段ꎮ对于内卷化概念的使用最初主要是围绕文化和经济(农业)这两个主题展开的ꎮ以戈登 威泽的文化内卷化为研究范式ꎬ国内的研究者开始使用内卷化这一概念分析新旧文化冲突的背景下ꎬ旧的文化习俗与观念的精细化㊁繁复化发展ꎬ并由此形成的社会文化秩序ꎻ以格尔茨(CliffordGeertz)和黄宗智的农业内卷化为研究范式ꎬ解释农业或经济有增长无发展的状态ꎻ以杜赞奇(PrasenjitDuara)政治内卷化为研究范式ꎬ分析国家机构靠复制或扩大原有的社会组织模式来扩大行政职能ꎬ最终导致国家政权无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的现象ꎮ作为一种概念ꎬ内卷化在被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偏离ꎬ这种偏离在主观上是基于使用者进行观点说明时的个别化意图ꎬ在客观上是基于概念本身的强解释性和内涵的丰富性ꎮ杜赞奇坦言ꎬ与所有的借用词一样ꎬ政治内卷化所揭示的现象已脱离了原词本意ꎬ在他的研究中ꎬ内卷原因为固定模式的重复和勉强维持ꎬ内卷结果表现为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即效益并未提27㊀教育科学版㊀2022 3㊀㊀①伽达默尔(Hans-GeorgGadamer)认为ꎬ我们借以表述思想的概念就像是一堵黑暗的墙ꎬ要想真正消除当代哲学和古典哲学之间的历史距离ꎬ消除理论研究中的语言困惑ꎬ需要不断进行哲学训练ꎬ锻炼把概念分析和论题研究结合起来的能力ꎬ概念研究本身就是诠释学实践ꎮ参看: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ꎬ2007:19.高)ꎮ黄宗智以乡村经济关系为核心考察农业内卷ꎬ与西方现代农业机械高投入进行对比ꎬ中国长期处于高度内卷化的㊁农业与手工业紧紧结合的 两柄拐杖 型的农业发展阶段ꎬ没有进入现代型的质变ꎮ其间ꎬ内卷化的概念具体指称的是在中国小农经济㊁人多地少的客观情况下ꎬ很容易导致越来越高的单位土地劳动投入和越来越低的边际回报ꎬ从而形成一个比较顽固难变的封闭体系ꎮ[5]综上对于内卷化概念的溯源和使用过程中的变形的回顾ꎬ可以提炼出内卷化这个概念的经典内涵ꎮ其应包含以下几个要素:其一ꎬ内卷化发生的前提是系统外部扩张受限ꎬ不得不向内起作用ꎻ其二ꎬ内卷化过程中会出现系统的精细化和复杂化ꎻ其三ꎬ内卷化并没有中止或中断系统的发展ꎬ而是进入了一种发展速度比较慢ꎬ发展效益比较低的阶段ꎻ其四ꎬ内卷的基本矛盾是规模㊁数量和效益㊁质量之间的矛盾ꎮ(二) 内卷化 的含义泛化内卷化作为外来的学术概念演变成一种被广泛使用的理论话语ꎬ得益于内卷化概念具有较强的普适性㊁解释力以及方法论价值ꎮ以黄宗智对于内卷化这一概念的使用为例ꎬ1986年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文版中使用的是内卷化的提法ꎬ但在1992年出版的«1368 1988年间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文版中使用的是 过密化 这个提法ꎬ这一提法也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ꎬ赵冈等人还就 过密型农业 主题发文讨论ꎮ[6]但是最终更为学界认可㊁更为舆论所熟知的是内卷化ꎮ相比而言ꎬ内卷化比过密化更加抽象ꎬ但正是更加抽象的特质使之能够广泛地适用于更多话题的讨论ꎬ具有普适性ꎮ内卷化关注系统内部原因所导致的发展问题ꎬ关注系统论视角下内在要素的相互作用ꎬ能够为解释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视角ꎮ同时ꎬ内卷化以实践生活中的某种现象为出发点ꎬ试图以悖论现象的研究为突破口ꎬ解释悖论现象出现的合理性和必然性ꎬ从而获得破解发展难题的启示ꎮ在研究范式上ꎬ内卷化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保罗 柯文(PaulA.Cohen)所说的 在中国发现历史 ꎬ可以说是在这一研究领域率先开启了破除西方中心观的道路ꎬ显示是一种源自本土实践ꎬ借助理论而又回归实践的一种研究范式[7]ꎬ符合研究实证化和科学化的倾向ꎬ因而相比其他的学术概念ꎬ更加具有生命力和认可度ꎮ内卷化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广泛适用于各个学科领域中ꎮ人类学中ꎬ内卷化可以与进化论挂钩ꎬ描述在面对外部复杂生存环境时ꎬ人类为求生不得不学会一系列越来越精细㊁越来越复杂的生存技能ꎻ政治学中ꎬ有限的社会财富引起了存量竞争ꎬ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设计出一套复杂的治理秩序ꎬ但最终冲破了预设的政治轨道ꎬ将基层治理逼入 政治死角 [8]ꎻ物理学中ꎬ系统能量的转化过程中ꎬ处在封闭系统的能量只会沿一个方向进行不可逆转的变化ꎬ之后由于系统内各要素数量上的不断增加ꎬ最终会出现不可控变化ꎬ此时系统不能围绕目标进行控制ꎬ致使在功能上出现紊乱㊁无序状态ꎬ即熵增效应ꎻ社会学中ꎬ与囚徒困境和剧场效应挂钩ꎬ为了在零和博弈中取得相对优势地位ꎬ参与者被迫接受甚至主动营造了一种高成本的竞争生态ꎻ军事学中ꎬ依据 黑暗森林 法则ꎬ在知己不知彼的军备竞赛中ꎬ基于安全考虑ꎬ所有参与者都在疯狂扩充装备ꎻ经济学中ꎬ当经济主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给他人带来的不利影响时ꎬ交易过程中会出现给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者带来的成本ꎬ出现高成本的恶性循环ꎮ这种广泛适用在学术研究上首先体现为研究成果数量颇丰ꎬ通过知网主题检索ꎬ直接以 内卷化 为主题的期刊论文高达882篇ꎻ其次体现为研究关涉行政学㊁经济学㊁统计学㊁社会学㊁文学㊁情报学㊁公安学以及教育学等多领域ꎮ①但是内卷化的使用更加不统一ꎬ出现了明显的含义泛化ꎮ在«乡村治理内卷化:以河南省K镇调查为例»一文中ꎬ治理的内卷化指的是在多元主体行动参与治理生态建构的制度背景下ꎬ大量国家投入的资源被消耗ꎬ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结盟的集团借力壮大ꎻ同时ꎬ大量的存量资源被结盟的地方分利集团不理性地变成流量资源ꎬ国家投入持续增加但难以改善乡村37 内卷化:一个跨学科理论话语的教育领域误用与反思㊀㊀①该数据结果截至2022年3月31日ꎮ治理的成效ꎮ[9]在«诉讼标的理论 内卷化 批判»一文中ꎬ理论内卷化指的是针对请求权竞合问题暴露出诉讼标的出现的短板问题ꎬ相关研究学者们从修正基础的概念开始ꎬ陆续修正㊁完善了系列理论ꎬ使诉讼标的理论在内部不断精细化ꎬ却始终围绕原初问题停留在原地ꎬ难有进展ꎮ[10]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 内卷化 表征及破解之道»中ꎬ将图书馆事业发展 内卷化 定义为图书馆工作的开展在现有体系结构内已达到一定的水平ꎬ但是由于缺乏自我革新动力和强有力的外部推力ꎬ图书馆事业很难取得实质性发展ꎬ具体表征为图书馆运行机制的相对滞碍㊁图书馆制度安排的教条依附和图书馆业务工作的低创重复等ꎮ[11]在« 上不能上ꎬ下不能下 一个街角青年向主流社会回归的 内卷化 之路»中通过个案分析对于街角青年的回归进行了历时性考察ꎬ将 离开街角社会 努力适应主流社会 回归主流社会失败 重新回到街角社会 的社会场域中的同一势位的水平路线流动的回归路径用 内卷化 概念来描述ꎬ概括了社会青年长期动荡变化但 上不能上ꎬ下不能下 的社会处境ꎬ并将内卷化回归的特性描述为回归需求的非平衡性㊁回归场域的平面性和回归路径的非累积性ꎮ[12]跨学科研究打开了内卷化理论的学术版图ꎬ将文学㊁情报学㊁政治学等学科纳入研究范围ꎬ贡献一系列相关的理论方法或者分析框架ꎬ强化了内卷化理论话语的学术影响力ꎮ但是ꎬ相比概念引入阶段ꎬ成为一种跨学科的理论话语的内卷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泛化ꎬ在要素上侧重强调的是内部要素起作用ꎬ在定位上由一种 速度缓慢㊁效益低下的发展 转变成一种 边际效应递减造成的危机㊁困境 ꎻ内卷化的分析工具价值开始逐渐凸显ꎬ出现了 去内卷化 的理论声音[13]ꎻ在价值倾向上ꎬ正逐渐由客观中立的理论阐释转变成鲜明的批判ꎮ二㊁作为理论话语: 内卷化 引入教育领域内卷化走出人类学研究的大门ꎬ就迅速被引入各研究领域为己所用ꎬ其中教育领域对内卷化的讨论和使用可以说是最热烈的ꎮ这一方面是中国教育学因其缺乏原创性和 中国特征 ꎬ具有鲜明的 引进情结 [14]ꎬ为维持学科的理论品格ꎬ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㊁话语或理论来进行解释是常见的做法ꎮ另一方面是因为2018年 内卷化 一词在各种社交媒体上一夜爆火ꎬ2020年与 打工人 躺平 等词再度翻红在各个平台上ꎬ顺应了广大网民身处内部恶性教育与就业竞争环境聊以自嘲的心态ꎮ研究者不自觉地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影响ꎬ基于澄清或回应社会热点问题的需要ꎬ相关主题的文章大量涌现ꎮ同时ꎬ值得关注的是被引入教育领域的内卷化具有鲜明的负面价值评判色彩ꎬ内卷化直接与困境㊁误区等挂钩ꎻ方法论层面的意义不断衍生ꎬ 破卷 去内卷化 的提法此起彼伏ꎮ(一) 内卷化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现状在现阶段的文献中ꎬ教育领域研究者在使用这一概念进行解释探讨的时候ꎬ会根据自身的研究需要对于内卷化内涵做有选择的择取ꎬ往往围绕内卷化的部分规定性条件展开ꎮ内卷化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过程中出现了以下几个明显的侧重ꎮ教育内卷化与教育领域过度竞争ꎮ用教育内卷化来分析教育领域的过度竞争是最接近社会舆论想象的一种解释方式ꎮ杨东平在«何来教育内卷化?»的演讲中指出ꎬ一般来说ꎬ高考制度是教育内卷化发生的原因ꎮ这与卢卡斯(RobertE.LucasJr)等人的教育投资博弈如出一辙ꎬ这种理论的核心在于:人们选择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ꎬ是因为高等教育所代表的是一种 位置性商品 ꎬ拥有者越多ꎬ其价值越低ꎬ若不参与ꎬ立即出局ꎮ[15]基于这样的假设ꎬ学生和家长不得不加大防御性的教育支出ꎬ被迫接受过度竞争的游戏规则ꎮ对于学校来说ꎬ也是如此ꎮ杨晓奇在«学校发展的 内卷化 表征与破解»中指出ꎬ竞争性学校发展评价遵循 优胜劣汰 先后排名 唯有最好 等评价理念与机制时ꎬ学校发展就等同于提升学校的竞争力ꎬ成为困扰与束缚学校发展的现实隐忧ꎬ也使得学校发展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某种内卷化困境ꎮ[16]教育内卷化与教育治理体系复杂化ꎮ李晓娟在«职业教育 双师型 教师专业发展的 内卷化 及其47㊀教育科学版㊀2022 3破解»指出ꎬ专业发展的内卷化只是由于受到某些因素的限制(在原文中具体指的是职业教育发展模式)ꎬ使得教师队伍组织内部变得不断复杂ꎬ以至于难以平衡各因素的影响ꎬ从而出现了发展规划㊁身份认同以及发展意识的 内卷化 现象ꎬ难以实现实质性的突破ꎮ[17]陈国华㊁吴晓蓉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治理内卷化研究 基于云南省Z县的教育调查»中对于教育治理的内卷化做出如下定义:政府部门和学校为保障学生就学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ꎬ对学生的治理越来越繁复和精密却无法达成目标的现象ꎮ文中指出ꎬ教育治理破卷的关键在于破除文化障碍ꎬ改变工具理性主导的治理方式ꎬ规避单向度的治理实践ꎮ[18]教育内卷化与教育工具化ꎮ陈坚在«内卷化:农村教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中回顾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教育的变革历程ꎬ提出 工具性 与 功利性 一直蕴含于农村教育之中ꎬ成为农村教育长期以来在功能发挥㊁目标定位㊁改革方式及观念文化层面延续着内卷化的机制的隐蔽因素[19]ꎻ在«论转型期教育内卷化及其破解路径»中ꎬ黄祖军提出教育在社会转型期对自身地位和价值定位不当ꎬ难以承担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功能ꎬ弱化或消解了自身作为社会文明指引器的功用ꎬ沦为迎合社会㊁经济㊁政治转型的工具ꎬ呈现以市场化㊁低俗化和政治化为核心表现的内卷化困境ꎮ[20]教育内卷化与教育发展不均衡ꎮ凡勇昆㊁邬志辉在«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方向的困境与出路 基于文化的视角»中ꎬ分析了不同历史阶段 农村教育发展的乡土化 和 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 两种不同取向ꎬ认为正是在这两种不同取向的影响下ꎬ关于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方向的思考陷入了 内卷化 困境ꎬ只有形成农村教育发展文化自觉ꎬ体现城乡教育一体化价值诉求ꎬ才有破卷的可能ꎮ[21]马军在«农村学校体育内卷化的生成逻辑分析»中将农村学校体育内卷化的原因概括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城市教育的压倒性强势和农村教育的先天不足ꎬ农村教育被剥离于整体教育事业发展设计之外ꎬ由此内部发展模式固化ꎬ形成了无法超越的机制壁垒ꎬ发展不均衡是造成农村学校体育内卷化困境的根本原因ꎮ[22]教育内卷化与教育效率低下ꎮ庞守兴和李书肖在«内卷化:教育的瓶颈描述»中ꎬ明确指出内卷化是指单位投入的高密度而边际效用的减少ꎬ其表现在基础教育领域是效率的低下ꎬ作者引用数据说明当前学生的学习时间超过最佳点ꎬ但学习效果越来越差ꎬ学到的东西或许不增反减ꎮ[23]夏骏在«高等教育内卷化增长探讨»中ꎬ以我国高等教育投入和高等教育综合建设水平入手ꎬ提出高等教育的内卷化增长表现为 无发展的增长 无强盛的繁荣 无公平的效率 和 无幸福的改善 ꎮ[24]傅树京在«校长培训课程内卷化:表征 形成 规避»中指出ꎬ校长培训课程的内卷化重要表现为校长培训课程投入大于产出ꎬ难以达成培训实效ꎮ[25]就理论本身可以看出ꎬ教育内卷化对于内卷理论的使用本身出现了显著的变异ꎬ对于原本的概念外延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ꎬ内涵上出现了明显的衍生和偏重ꎮ具体表现为:一是要素隐退而效益凸显ꎮ已有的教育内卷化研究无论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发展模式还是发展状态ꎬ对于区间内的各种要素(如教育投入㊁自身发展诉求㊁特定的文化背景等)之间的横向比对及其相互作用之间的分析较少ꎬ隐去了内部要素精细化和复杂化的渐进式锁定ꎬ更多的是聚焦发展的质量或者效益展开ꎮ二是价值分析定向化ꎮ①可以看到ꎬ与前一阶段相比ꎬ教育内卷化的理论从理论话语走向研究共同体和实践群体的共同建构ꎬ频繁地与 过度 复杂化 效率低下 被工具化 等负面的词关联出现ꎬ研究者将其定位成机制壁垒㊁结构性困境或内部枷锁ꎬ在价值取向上具有明显的一致性ꎬ在立场上将内卷化视为发展的对立面加以拒斥ꎬ在论证中明确地将内卷化设为理论标靶ꎬ力图在理论推演中得到破解之法ꎮ57 内卷化:一个跨学科理论话语的教育领域误用与反思㊀㊀① 价值分析定向化 的提法借用了马克思 韦伯(MaxWeber)的表述ꎬ他认为价值是文化科学概念形成的先决条件ꎬ价值关联决定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野ꎬ但价值分析并不能作为社会科学命题研究的入手处ꎬ因为价值分析只是有关认识对象的无数可能的理解中的一种ꎬ使之定向化会影响对于对象更加深入㊁多方面的认识ꎮ参看:马克思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韩水法ꎬ译.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ꎬ1998:10.(二) 内卷化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误区内卷化引入教育学ꎬ要素隐退效益凸显尚且处于内卷化理论在教育区间出现的合理变异ꎬ意味着内卷化理论体系能够深度契合教育研究的特性ꎬ能够结合具体情境中的问题适度延展ꎬ体现的是教育领域研究者的理论研究诉求和舆论关照的特殊性ꎮ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旗帜鲜明地将其简单化㊁绝对化处理为一种批判工具ꎬ从而削弱乃至影响了教育内卷化理论生命力的作用方向ꎬ正是说明了这一跨学科跳跃尚未完成ꎮ从客观的科学认知角度看ꎬ对价值和意义以及文化历史因素的探求和把握附带了太多的个人主观性和神秘性ꎬ或者以某种价值标杆来为社会科学定位ꎬ缺乏主体间可操作的途径ꎬ就必然会使其范式下的社会科学日益走向文学化的自由创作风格ꎬ或者完全的建构和解构ꎮ[26]具体体现为:已有的研究对内卷化的引用忽视了内卷化发生的制度环境㊁教育事业本身的工具性㊁教育追求的同质化倾向ꎬ针对概念的理性反思缺乏ꎬ批判性倾向鲜明ꎮ对内卷化的批判忽视了内卷化发生的制度环境ꎮ在对不同的语言共同体进行比较ꎬ探讨概念形成㊁语言运用和 事物史 之间的关系时ꎬ应该避免走入预设对应㊁相似概念的误区ꎬ应该重点考察对应的历史经验和社会状况ꎬ以及不同语言是如何将经验和问题转变为概念ꎮ[27]戈登 威泽最初用内卷化解释的是一种文化模式ꎬ这种文化模式是在长期不变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ꎬ由于社会外部条件的僵化ꎬ外部的㊁系统性社会变革难以产生ꎬ只能向内发展ꎬ出现内部复杂化的趋势ꎮ黄宗智在借这一概念进行农业经济研究时ꎬ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是明清时期的小农经济ꎬ描述的是在封建制度发展到顶峰出现僵化的阶段ꎬ作为重要资本的土地的数量长期不变ꎬ为满足人口迅速增长带来的压力而出现的农作模式ꎮ即内卷化概念使用的重要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就是一个外部无法实现突破变革ꎬ只能依赖现有路径实现小规模发展的制度环境ꎬ侧重说明的是在这个阶段中变迁的复杂性㊁适应性ꎮ现有研究在使用内卷化概念分析教育问题时ꎬ往往只强调 有增长无发展 ꎬ忽视了内卷化增长发生的制度环境ꎮ我国正处于教育发展的加速期ꎬ内卷化所批判的现阶段教育中存在的软硬件失衡ꎬ教育发展的盲从性ꎬ教育体制复制性和升学体制单一性等现象ꎬ都是大环境加速发展期外部剧变带来的阵痛ꎬ与其本义存在较大差异ꎮ对内卷化的批判忽视了教育事业本身的工具性ꎮ已有文献中对于教育内卷化进行抨击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ꎬ内卷化教育丧失了教育本该有的价值情怀ꎬ市场原则全面渗透ꎬ使其变成了一种可交易的商品ꎮ与量化原则和工具理性紧密联系的教育简化成了分数㊁奖项㊁证书ꎬ成为学生升学㊁就业的筹码ꎬ忽视了学生的主观意愿和个人成长ꎮ这种抨击忽视了教育事业本身的工具性ꎮ研究者引用教育内卷化来抨击人的工具化ꎬ一方面是对于内卷化概念的曲解ꎬ另一方面忽视了教育中的人之所以会陷入工具化的困境中是因为教育本身就具有无可更改的工具性ꎮ尤其在现代社会中ꎬ为了实现社会的高效运转和有效分工ꎬ手段和目的必然走向分离ꎬ作为个体ꎬ要想实现自身成长的目的ꎬ就需要接受颇具手段色彩㊁工具色彩的教育ꎮ即使跳出教育视野ꎬ放在内卷化被更为广泛讨论的就业问题上也是同理ꎬ只有在对工具角色驾轻就熟的基础上ꎬ个体才有可能进行选择ꎮ对内卷化的批判忽视了教育追求的同质化倾向ꎮ在很多已有研究中ꎬ内卷化被视为过度竞争的结果ꎬ认为教育是一种存量竞争ꎬ要取得相对优势ꎬ就必须成为内卷化教育的参与者ꎮ但是内卷化和过度竞争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ꎮ过度竞争是一个经济学的术语ꎬ当生产者对于某一行业投入过多ꎬ产品供大于求ꎬ但又由于设备㊁人力等投入的原因无法立即叫停ꎬ就会发生过度竞争ꎮ它具备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ꎬ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生产者难以做出理性判断ꎬ发生的生产要素密集涌入是短时的ꎻ其二ꎬ过度竞争往往发生在一个行业不成熟ꎬ信息反馈渠道尚未形成的阶段ꎮ但是教育内卷化显然不符合上述特征ꎮ人们对于教育的热切追求和竞争性投入无可指摘ꎬ即使我们将教育直接与就业等问题挂钩也无可非议ꎮ从个体的层面来说ꎬ内卷化教育是无可避免的ꎬ从社会层面来看ꎬ正是一次次内卷推动了社会发展与变化ꎮ这背后更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教育目标的同质化ꎬ同质化的教育目标营造的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的67㊀教育科学版㊀2022 3。

柯文 在中国发现历史

柯文 在中国发现历史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这本书较全面地介绍了战后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成果与趋向。

全书共四章先后着重讨论了近代中国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涉及的美国当代史家、学者一百二十余人,对其中的代表人物进行了详细评介。

中文版前言“中国中心观”:特点、思潮与内在张力(译者代序)前言序言第一章“中国对西方之回应”症结何在?第二章超越“传统与近代”第三章帝国主义:是现实还是神话?第四章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附录《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作者姓名汉译表百度了解这些历史学家:柯文周锡瑞魏斐德杨连升葛兆光费正清茅海建评《在中国发现历史》“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作为一个中国人读了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写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上面那句话最先蹦入我的脑海中。

这句话出自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萨义德将其引用,放在自己《东方学》一书的开头。

马克思似乎是用这句话来凸显无产阶级没有“话语权”,而萨义德则借此痛斥西方殖民者对近东、中东地区的历史以及伊斯兰文化的歪曲表述,揭露隐藏其后的权力支配关系。

他们二人在自己的著作中似乎都摆出了一副为无法自我表述者代言的架势,可现实却十分吊诡,马克思的那套宏伟理论似乎很难得到当时广大无产阶级的响应,直到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们“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被伯恩斯坦们“修正”为社会民主主义后,才真正开始在现实中发挥重大影响;当然,马克思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后代倒不是共产党国家的那一套教条,反而是以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们为首的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出来的社会批判理论,而这套理论也没有鼓动起工人运动,反到是在1968年煽动起资产阶级的儿子们造自己老子的反。

萨义德的阿拉伯、伊斯兰兄弟们则似乎对他的反美反殖作派更感兴趣,至少他的大多数著作目前还无法在自己所“代言”的地区出版,其声誉更多是来自西方学术界的热烈反响。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感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感

在我阅读《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过程中,我深深地被这本书的内容所吸引。

这本书是美国汉学家柯文教授撰写的一部在汉学学术界颇有影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论著,由中华书局出版。

它不仅帮助我打开了知识的大门,更让我知道了中国的悠久历史。

这本书的内容很吸引人,里面有许多历史故事,比如晏子相齐、风流才子司马相如、周武王伐纣等故事。

这些故事有的充分体现了古代人民的足智多谋,有的表现了友谊的珍贵,还有的是讲一些尔虞我诈的故事。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煮豆燃萁》这个故事了。

《煮豆燃萁》这个故事讲述了三国时期,曹植为了争夺王位,与他的兄长曹丕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在这个过程中,曹植的才华和机智使他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但同时也引起了他兄长的警惕和猜忌。

最终,曹丕下令煮杀曹植,这个故事深刻地表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和人与人之间的背叛。

在阅读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我深深地被这个故事所打动。

这个故事不仅表现了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勇气,更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内心的欲望和情感。

同时,这个故事也让我思考了权力、忠诚、友情等主题,这些主题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了历史故事之外,这本书还深刻地探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作者通过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和观点,比如“中国是一个历史的停滞地区”、“中国缺乏近代化因素”等等。

这些观点虽然有些争议,但也不无道理。

作者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分析,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总的来说,《在中国发现历史》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的书籍。

它不仅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中国历史和文化,更让我们深入思考了人类内心的欲望和情感。

同时,这本书也让我们认识到了历史的重要性和价值,提醒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

从柯文的相对主义看中国中心观

从柯文的相对主义看中国中心观

从柯文的相对主义看中国中心观杨剑利20世纪80年代,美国史学家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概括并阐发了一种以中国为出发点和准绳来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主张,即“中国中心观”。

或许是暗合中国史学传统的内部取向,中国中心观一经译介到中国便流行开来。

不过,中国中心观并不是那么完美,其论证是相对主义的,当中隐含了一些颇具反讽意味的悖谬。

认识这一点,于中国史家理性对待外来理论,摆脱对“中国中心”的迷恋,也许会有所裨益。

柯文相对主义的史学基调柯文在书中开篇指出,历史研究无不要引入大量主观成分,尽管要忠于事实,但“选择什么事实,赋予这些事实以什么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和我们进行研究的前提假设是什么,而这些问题与假设则又反映了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心中最关切的事物是什么”。

从柯文的历史相对主义来看,史家一般是从过去杂陈的事实中选择自认为较重要的一部分进行研究,并以此来“塑造”过去发生的变化。

柯文明确表示,他在这一问题上“崇奉一个信条”,即事实或变化的重要性“归根结底是相对的,它取决于生活在某一特定社会的某一史家在某一特定时刻刚好认为哪些事物才是重要的”。

他借用了一个比喻的说法来为这一信条论证,即过去的事实就像散落在大海中的鱼,史家捕到什么鱼主要取决于他选择的海域和捕鱼的工具,而这又取决于他想捕什么样的鱼,不是史家想要的鱼即使被捕到也会被认为不重要而遭舍弃。

历史研究是主观的,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准是相对的,这是柯文的史学观,也是他为中国中心观论证的基点。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文异曲同工,认为每一代史家都要重写前人写过的历史。

在他看来,费正清和李文森等前一代美国史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模式,不论是“冲击—回应”模式还是近代化模式,抑或其后的帝国主义模式,都是“西方中心”的,这些模式都采用了“西方”的尺度来事先界定近代中国发生的变化哪些是重要的,从而歪曲了历史。

按柯文的理解,中国历史研究的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尽管可能受西方影响,但不管怎样,衡量其历史重要性的准绳都应是中国的,而非西方的。

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读后感

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读后感

《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书评如今,社会史研究可以说是仍是历史研究领域中最具活力的领域,而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可以说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各地之间差异显著,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来说,“把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掌握的单位”①,进行“以区域、省份或是地方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是个切实可行的方法。

而赵世瑜的《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以下简称《小历史与大历史》)就是这么一部专门以区域社会史的切身实践探讨区域社会史的理念与方法的专著,本文试就该书的内容及相关理念进行初步的评述和探讨。

《小历史与大历史》一书是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与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共同主编的《历史·田野丛书》中的一部。

全书共分为“学术史·理念·前瞻”、“传说与区域历史”、“‘国家’所在的地方”、“小历史与大历史”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均为作者按某种形式和逻辑编排起来的论文集,全书最后还附录有以“政治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为题的作者的访谈录。

事实上,从这四部分的名称上我们对作者的区域社会史的理念可见一斑:作者通过关注大众信仰和民间传说等进行区域社会史的实践,而在这一过程中强调“国家”角色的存在,试图通过对“小历史”(即局部的、常态的历史:如个人性的、地方的历史,日常的、生活经历的历史)的分析更好地理解和诠释“大历史”(即全局性的历史:如改朝换代、治乱兴衰的历史,重要的事件、人物、典章制度等)。

《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是一篇关于社会史研究的综述性文章,与一般综述性文章不同的是,该文“试图以研究者的自身认同或从其作品中传达出来的研究视野和问题意识,作为梳理百年社会史发展的分类基础”②。

作者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的社会史著作的“研究视野和问题意识”的分析,厘出了社会史研究由“眼光向下”到“自下而上”这样一种研究思路的转变。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书评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书评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书评作者:宋金春来源:《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30期摘要:保尔·柯文提出“中国中心观”一词后,近年学界纷纷对此书展开论证,众说纷纭,引用、质疑、批评和反思的文章迭出,该观点作为指导和反思史学研究,是有学术价值的。

该观点取向本是针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研究,不一定特别适合于中国大陆的学情。

该观点批驳“冲击——回应”模式,反对宏观叙事,我们对此应在不失中国学术传统之本身的基础上,对其辩证吸收与运用。

关键词:柯文;冲击——回应;传统——现代;帝国主义[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0--01一、中国中心观该书的主旨以二战以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世史的某些主要取向进行批判性的估量,这些主要取向指在美国先后兴起的史观或是分析框架:及“中国中心观”的四大特点:冲击——回应,侧重政治方面;传统——现代,侧重思想方面;帝国主义,侧重经济方面。

全书介绍美国研究中国史的方法、成果、趋向,为我们提供了情报价值。

同时我们也面临几个问题。

其一,学术研究的最新趋势与初学者所得到的中国史画卷之间存在着一个差距。

其二,在以上三种观点的影响下,容易被人忘记的事实是“西方”仅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没有“东方”或“非西方”和它比较,西方根本就不存在。

这一动态观点,它强调历史发展中,对立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现象。

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方面,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不能做到完全的客观。

二、冲击——回应在“中国中心观”提出之前,人们提到中国,就是一种近乎固有的反应,西方冲击下的中国,那么“中国对西方之回应”的症结何在?当中国人在谈到“全盘西化”时,在他们心目中实际上也并不是用西方的社会与文化来机械地代替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而是按照经过精选的、他们心目中的西方形象来改造这一国家。

概念不像人,不能对环境的变化做出积极的回应,但是概念的含义,部分是由环境所决定的,因为概念只有在人的大脑中才产生了意义,而某一概念对某一人的含意是受表达这一概念时各种环境条件所深刻制约的。

对中国近代史的几点认识

对中国近代史的几点认识

前言一、对中国近代史的几点认识1、中国近代史的所属范畴中国近代史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阶段?近代史是相对古代史而言的,一般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一种新型的政治制度,工业革命的展开又为这个制度奠定了物质基础。

人类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人类在一百年内创造的财富比有人类以来创造的总和还要多。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为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所驱使,向外扩张成了资本主义的本性。

中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行卷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之中的。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变化表明,虽然中国的主权完整遭到破坏,封建势力也很强大,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只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从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的过渡阶段。

2、中国近代史的特点中国近代史尽管只有短短的110余年的时间,但却是一个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历史变化非常剧烈的时期,无论在思想文化、社会性质、生产关系、阶级结构、社会矛盾等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1)历史变化非常剧烈社会性质上,从独立的主权国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

生产关系上,多种生产方式并存,但小农经济仍占主导地位。

社会结构上,异质阶层开始产生。

(2)社会思潮变化剧烈伴随历史变化的剧烈,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化也非常剧烈。

它经历了从求强求富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的演变过程。

在急剧变化的现实和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时刻,中国人开始寻找解决问题的捷径,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方面都开始了急剧的变革,但由于没有认识到社会发展有一个内在演变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的生产力没有获得实质性的发展,希望以政治制度的变革作为突破口,往往欲速不达。

3、考察中国近代史的视角近代中国是在列强的打击下被强行卷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之中的,又必须于世界潮流接轨。

这使得当时人和后人认识它产生了歧义,因为被动挨打不免产生义愤。

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主张以中国为中心进行考察90年代:近代化和民族独立成为大陆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视角4、基本线索(1)三次革命高潮说:第一次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是甲午战后的几年,也就是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第三次是由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到辛亥革命时期。

简谈“西方中心观”研究的三种模式

简谈“西方中心观”研究的三种模式

简谈“西方中心观”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三种模式——读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随感荒岩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伴随着中外史学界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深化, 大量优秀的西方中国研究著作开始进入国内史学家的视野, 西方学界的历史研究风格和理论方法极大地影响和撞击着国内许多已经定形的思维陈述和研究框架。

从某种意义上, 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界真正审视自身的切入口。

尤其是西方中国史研究最兴盛的近代史领域, 其研究队伍日益壮大, 成果倍出, 而且研究的理论方法不断创新, 这些都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和重视。

从众多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论述中把握西方中国近代史观的发展和演变, 或在西方中国近代史观嬗变的基础上理解各个阶段的中国近代史的论著, 都应是国内史学界需要做且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

美国学者柯文的专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所探讨的主要方面是对西方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整体道路与方向产生怀疑,从而对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中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提出挑战,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精密地探讨中国社会内部形态与变化动力,并力主进行多科协作研究,该书从上述方面为国内学界提供了广泛的思考。

虽然作者的着眼点仅限于美国, 但事实上在作者所分析的三十多年里, 美国俨然是西方中国史研究的中心, 由此可见, 柯文这一著作同时也体现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总体特征和研究范式。

(一)“西方中心观”三种模式的类型步入近代的中国, 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遭逢到需要认真加以对待的西方入侵文化, 所谓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即是西方因素介入到中国内部,也就是第一次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 中国传统固有的发展模式被强行切断, 历史在夹杂着本土与西方的冲突与融汇过程之中向前发展。

因此, “二战”后开始关注中国近代史的美国学者都趋向于把研究起点选择在西方,即所谓的“西方中心观”。

按照柯文在书中的总结,他把“西方中心观”这一观点总结为经历了“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依次相继的三个阶段。

读书报告 在中国发现历史

读书报告 在中国发现历史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崛起》读书报告1984年,美国著名中国学家柯文的代表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崛起》一书在美国出版。

1985年,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林同奇着手翻译了此书。

笔者读的是由中华书局2002年8月出版发行的中文版本。

本报告拟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主要内容本书中文版的副标题并未直译,原英文原标题是“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柯文用了“the Recent Chinese Past”的说法,而不是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之类,因为柯文是反对将中国分为“传统—近代”的单纯二元模式的。

也就是说,柯文特意回避使用当时美国学界主流认可的“近代”这一概念,而强调了中国的历史本身。

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柯文的严谨学风与历史观。

总观副标题,本书应既有对前人“书写”方法的总结,也有对新方法的论述,是美国对中国的“历史叙述”的概览。

正如柯文在“中文版前言”中所说:“其目的一是想总结美国史家论述中国近几百年历史的主要发展阶段。

再则也想对这一发展提出带有批判性和解释性的估量,以便在同行中引起讨论,藉以提高整个领域在进行研究时的自觉性的一般水平。

”1这也基本概括了本书的意旨。

本书正文部分分为四章。

其整体结构乍看为“先破后立”,实则为“破中有立、立中有破”。

也就是说,书中对其它三种研究模式并不是完全否定,而是批判性地指出其局限;同时,正是在这些局限中,“中国中心观”也渐渐浮出水面,露出真容。

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及帝国主义模式的主要局限就在于它们均认为西方的介入是近代中国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与直接原因,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这种局限导致的后果就是“剥夺了中国历史的自主性,使它最后沦为西方的思想附属物”1。

从中国中心观到历史三调——论柯文史学思想中的后现代主义倾向

从中国中心观到历史三调——论柯文史学思想中的后现代主义倾向

柯文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史学家, 曾任威斯利学院 历史学教授、 系主任, 现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 究员 , 代表作《 中国与基督教》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在中 《 《 国发现历史》 历史三调》 和《 等均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 具有重要地位 , 特别是其“ 中国中心观” 研究范式的提 出, 更 对中国史学界产生 了重要影响。纵观柯文教授的治史历 程, 可以发现其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后现代 主义理论的影响, 体现出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倾向. 本文拟 通过《 在中国发现历史》 历史三调》 和《 两本著作, 简要分析 柯文教授史学思想中的后现代主义倾向。
[ 收稿日期] 2006一03一10 〔 作者简介〕 何刚( 1976一) , 四川纬阳人, 男, 四川大学历史丈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 陈镜领( 197 一) , 四 7 女,
川乐山人 ,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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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著作对西方作用的夸大的陈述或错误的陈述, 主要 都是由美国人研究 中国时所采用 的思想模式造成 的。总 之, 柯文反对线性历史对历史进程固定不变的看法和目的 论倾向, 认为封闭式的模式只能让史料去迎合预先形成的 理论框架, 主张采用开放式的变化模式, 辅以开放式的问 题, 只有这样, 史学家才能勾划出历史的画面。 第三, 认为“ 解释” 具有历史性, 对历史存在着的多种解 读。后现代主义的新解释学认为, 不论是文本还是历史解 释者都内在地镶嵌在历史性之中, 解释正如解释对象一样 也具有历史性。解释者的历史性表现为他不可能裸脱 自己 被历史时代所限制的理解视域, 而以一种纯粹的意识进人 解释对象之中。解释并不是一个面对客体世界重建过去的 过程, 而是一个在种种不同的历史情景下创造世界的过程, 这同时也是一个解释者自 身被创造的过程。解释学的理解 过程就是解释者和解释对象之间的对话过程, 对话近乎于 游戏, 在对话中对话的“ 游戏规则” 代替了认识的“ 客观标 准” 。因此, 每一种解释都是合理的, 所谓唯一的、客观的” “ 解释是不存在的。 柯文这一后现代主义倾 向在其近作《 历史三调— 作 为事件、 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柯文 把义和团作为研究对象, 将其所包含的意义分成三个层面 (既事件、 经历和神话) 进行讨论, 特别是在本书的第三部分 中, 柯文分析了作为神话叙述的义和团在不同历史时期和 不同派别的历史神话制造者那里是如何得到差别很大的神 话的。如新文化运动站在西方科学和理性的高度, 居高临 下地贬低义和团的迷信活动, 把义和团与整个中国社会存 在的迷信、 非理性、 蒙昧无知和野蛮倾向结合起来进行评 价。在 20 世纪 2 年代, 0 一方面义和团被塑造为反帝国主 义的爱国者, 另一方面, 对义和团的否定性神话持续存在, 例如 , 西方国家一再担心“ 拳祸” 再次发生, 以此诽谤中国民 族主义的合理合法性 。对于这一时期人们关于义和团多种 多样的甚至矛盾的神话 制造 , 柯文总结认为 ,在具体情况 “ 下人们任何对义和团进行神话化, 主要取决于当时中国的 社会潮流. ” 而在“ 文化大革命” 时期, 为了“ 批斗刘少奇” “ 反苏联修正主义” 批判儒家学说” 义和团又成为神话 和“ , 制造的对象。对此, 柯文甚至说,由于了解历史的需要让 “ 位给了对史实的政治性修整, 所以作为神话的义和团完全 取代了历史上的义和团, 甚至于历史学家们在撰写有关义 和团的文章时, 也成了神话制造者。[ 难怪柯文得出这样 ” j s 的结论: “ 义和团” 不仅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 而且是一种 群体记忆进行文化建构的结果, 还有可能是权力运作过程 中不同的派别对之进行话语构造的结果。 川 对于柯文的这一后现代主义倾向, 一些史学家也注意 到了。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念群教授, 他认为, 柯文的《 在 中国发现历史》 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学术转向动机, 流露出反 现代化论倾向, 甚至认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是“ 以后现代化 论为核心的” 。而中国史家(包括本书译者林同奇) 没有真 正参透柯文的用意, 对柯文存在着误读且把问题简单化了。 而对《 历史三调》杨指出,柯文对义和团的分析与��

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

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

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作者:陈君静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2697 更新时间:2005年08月02日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所提倡的“中国中心观”,不仅仅是一个史学方法论问题,更是一个深层次的史学理论问题;尽管它仍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对于克服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弊端,具有重要的意义。

The China-centered approach,advocated by Paul A.Cohen in his work Discover ing History in China,is not only a problem in historical methodology but a d eep one in historiography.Albeit with flaws,it is still of great importance in overcoming American Westcenterism defect in their Chinese history study.美国卫斯里学院历史学教授柯文(Paul A.Cohen)所著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出版后,在国内外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学术界围绕书中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Chi na-centered approach或译“中国中心取向”)的方法论意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对蕴藏于其后的历史观——传统与现代性问题的基本看法,却未能作更进一步的剖析。

① (注:有关这方面的评论主要有:M.Gasster 认为,“中国中心观”提出了“我们应发展什么样的分析工具来调和中国的多样性和统一性”问题。

见M.Gasster“Discovering H istory in China:Some Comments on Paul Cohen's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The American Asian Review(Summer 1987),5.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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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中心模式的解读与 “中国中心观” 的分析
柯文认为 70 年代前,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最严重的 问题在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1]序言53页 他还指出近代 以来中国史家,无论是费正清还是李文森都是将西方的标 准套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他们在重建自己过去的历 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从西方借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 框架,柯文不采用西方的价值观,主张发掘立足于中国本 身的历史。
“传统—近代” 模式盛行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该模 式的塑造下中国是个停滞不前的、有待先进的近代西方来 赋予生命的、古老懒惰社会。如费正清、赖肖尔和克雷特 认为,在每个东亚国家都具有一种惰性,只要未和西方直 接接触它们就未曾发生过根本变化。[2]历史学家兰克也把中 国描述成永恒停滞不前的状态,认为当时中国犹如过时的 社会, “注定要在一潭死水般的野蛮状态中衰落下去,直 到……西方给它注入新的活力,使它脱胎换骨”[1]第二章第57页 。
2012 年第 24 期 总第 326 期
前沿 Forward Position
No. 24 2012 Sum No. 326
关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思考
李 苗 (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 美国学者柯文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一书中提出 “中国中心观” 一词后,学界纷纷对
此书展开论证,众说纷纭,很难断言柯文史学思想代表当时美国史学思想的主流,但该书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部分美国史学
家实际上的学术思想。不可否认的是,该观点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此书对指导和反思史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本文笔者对该书的内容和影响稍作要剖析。
[关键词] 柯文; 中国中心观; 《在中国发现历史》
一、“中国中心观” 的产生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多将中国近代的剧变归因于西方的 冲击,盛行以西方为出发点研究中国史,该观点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前甚为盛行, “冲击一回应” “传统一近代” 与 “帝国主义” 即为代表。70 年代后,有研究者对以上模式 提出质疑,他们摒弃以上三种模式,摆脱欧洲或西方为焦 点先入为主的假设来探讨中国历史,力主 “以中国为出发 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 并力主进行多科性协作研究”[1]译者代序第5页 和 “力图以帝国主 义这一历史范畴作为探索 1949 年以前全部中国近代史的主 线”[1]译者代序第 5 页,即 “中国中心观”。也有学者力主 以帝国主义这一历史范畴作为探索 1949 年以前中国近代史 的主线。以上 两 种 中 国 近 代 史 研 究 潮 流 在 学 界 并 驾 齐 驱, 形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视野纵横交错的局面。
“冲击—反应” 思维模式下,近代中国社会整体举步 不前, “消极的” 等待着西方积极的解救。有学者认为, 中国、西欧和美国社会接触日益频繁,这种接触对古老的
[作者简介]李苗( 1986— ) ,女,陕西商洛人,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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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深重的影响,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就 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推动的。[3]该模式假设 19 世纪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为单向的,均由西方主导,由 西向东波及影响,刻画出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种不完整、 不均衡、扭曲的图像。该模式束缚下,学者的研究视角不 开阔,片面突出西方的冲击效应,关注的是与西方有关联 的历史,容易使学者误认为这些与西方有关联的历史是中 国应对冲击的反应,忽略了中国内在因素由量变到质变的 过程。该模式将关注点置于 “回应” 上,人们仅仅使用西 方文化、思 想 和 心 理 的 解 释 方 法, 从 而 忽 略 了 采 用 经 济、 政治、社会的解释方法。为矫正这种模式,柯文提出了三 个层带的概念: 即最外层带、中间层带和最内层带。笔者 认为最内层带最为微妙,我们不能以很确切的数字量化这 个过程,但这些长期存在的历史积淀正是对晚清历史起决 定性作用的因素。
柯文从三个 方 面 指 出 上 述 这 种 划 分 模 式 存 在 的 弊 端, 其一容易使人们对现实社会严格的按两级来划分,排除了 中间可能 性,即 排 他 性 假 设。其 二 历 史 能 量 守 恒 的 假 设, 赫克斯特认为,一定的社会中,花费在成对的双极上的能 量是固定不变的,社会能量向一极流动就要求相应减少向 他极流动的能量。[1]第二章89页 该模式排除了人类经验中某些重 要的部分。其三该模式采用齐整匀称的概念来描绘和解释 根本不匀称的现实。
“中国中心观” 摆脱摆脱过去那种过分强调中西文化差 异,低估中国变革的能力的思维套路。从中国社会内部探索 历史发展,[1]译者代序第5页 认为正确理解 19、20 世纪的中国历史, 不仅要把该段历史看做外部势力冲撞的产物,而且也应视为 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结果。[1]前言第3页
“中国中心观” 拓展了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眼界, 其立论的根据是历史发展的歧向性,强调历史统相的独特 性,关注中国历史发展的区域性。
[中图分类号] K0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8267 ( 2012) 24 - 0187 - 02
柯文的 《在中国发现历史》 一书对 20 世纪 70 年代之 前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中以西方为出发点的模式提出挑战, 提倡从中国为出发点,探讨中国社会内部形态与变化动力, 并主张进行多学科协作研究称之为 “中国中心观”,是对 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主要模式的批判和总结。本著作整理 了以往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方法、观点及倾向,并剖析了 其特点和存在的的问题,对指导和反思史学研究具有一定 的学术价值。
套用外国模式解读中国历史,所得结论可能是西方模式 的中国化,带有中国的特殊性而不具世界的普遍性,所得结 论可能变成西方学者来证明中国某些现象的例证。柯文指出 很多美国研究者研究中国历史普遍存在思想偏见,认为凡是 近代的就是西方的,西方的就是最重要的。[1]序言54页
西方学者通常夸大西方冲击的作用,柯文建议将种族 主义所造成的歪曲减到最低限度。作者还认为以前的三种 模式以不同方式使西方学者感觉到中国的剧变是对西方的 刺激作出的反应,而且造成了中国近世史凡是和西方入侵 没有明显关系的各方面都不重要了这种错觉,主观上缩小 了中国历史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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