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城亳州

历史名城亳州

亳州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是我国华夏先民最早群居之地，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散布于亳州市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画出了我们华夏祖先在历史深处的踪迹。早在5000年前，生活在亳州土地上的华夏先民已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

“亳”字甲骨文为“”。《说文大字典》解为：“商汤所都，京兆社陵亭也，从高省乇声”。“乇”《说文大字典》释：“原义草叶也，从穗，上贯一，下有根，象形”，读作“zhe”，由此可见，亳的本义为生长着茂盛庄稼的高地，商初水害和粮食是涉及到国家根基的两大问题。因此那时代所选建都之地必然是肥沃的高地。

4000多年前，亳州曾是黄帝曾孙帝喾（高新氏）的国邑。周初是神农氏后裔的封地，置焦国。3700多年前，商汤建都于亳。春秋时期，焦属陈国。陈于此建焦城，后楚灭陈，筑谯城（今谯城区）。谯夷所辖区域扩大到苦（今涡阳县）、蒙（今蒙城县）及周边地区。秦时置谯县，属砀郡。汉时先后属豫州、沛国治。建安末年设谯郡。魏皇初2年（221）封谯郡为“陪都”，与许昌、长安、洛阳、邺并称“五都”。西晋时，谯是谯国治所，北魏正始4年（507）为“南兖州”治所，北周大象元年（579），改南兖州为亳州，治所不变，亳州之名始于此。隋大业3年（607）又改亳州为谯郡。唐武德4年（621），谯郡更名为亳州，为“十望”州府之一，下辖谯、临涣、酂、城父、鹿邑、蒙城、永城、真源8县。宋时亳州属淮南路，金时属南京路，下辖6县5镇。元时亳州属归德府（今商丘），下辖6县。元至正15年（1355），刘福通起兵反元，拥韩林儿在亳州称帝，建“宋”政权，以亳州为国都。至此亳州正式成为“三朝”古都之地。明朝初年亳州一度为县，属颍州。弘治9年（1496），又升县为州。清初亳州属安徽布政使司直辖。1864年清廷镇压捻军后，析亳州、宿州、蒙城、阜阳、各一部设涡阳县。1912年国民政府降亳州为亳县，由省直辖。1964年，国务院决定从阜阳、涡阳、蒙城、凤台各划出一部成立利辛县。1986年国务院决定撤销亳县建制，设立亳州市（县级）。1998年收归省直辖（副地级）。2000年正式设立地级亳州市，下辖涡阳、蒙城、利辛三县和谯城区，2003年建立亳州职业技术学院。

催生中华古老文明

亳州，按古天文历志，占尽天时地利。星分大火，宿为房心，阴阳气生，云汉始终。亳州土壤肥沃，百物以蕃，体视伟邦，境大货穰。自古江北胜地，南北腰膂，淮西都会，中南锁钥。千百年物华天宝，圣哲流芳，钟灵毓秀，英豪间出。

我国最早的农耕文明发生在中原大地主要河流的上游。早期的游牧，“逐水草而居”。黄河中下游地势低洼，极易发生水患，因而，最早的部落在建都时大都选择在黄河上游的高地，所以，扼河洛上游、占地势形胜的长安、洛阳很长时间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随着人类对水患的认识与治理，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原之地，因为千里沃野的“膏腴”，最终成为各部落酋长追逐的美丽之“鹿”。亳州北接黄河，南襟江淮，一条大河贯通黄淮，沿涡河数百里一马平川，土地肥沃，平垠丰饶，是农耕文明的最好平台。这样的地理位置，无疑是先民理想的居住之地，自然是文明诞生的摇篮。有文字记载的半原生态奴隶社会夏朝，经过不太长的战争，就被商所取代。夏桀之所以不断征战江淮，就是因为江淮平原富庶的物产令人觊觎，而商汤就是在这样的丰富物力的支撑下，借民心之力，最终打败了夏桀，建立了“汤朝”。商汤的发迹之地，史书称之为“亳”，孟子所述“汤都于亳，与葛为临”是也（汤王是不是在亳州建都，争议颇多，有学者考证，亳有西亳、南亳、景亳等地，盘庚七迁后的建都之地，是在河南安阳，有殷墟发掘为证。笔者以为，既然“七迁”见诸史书，七迁之前，“都于亳”则非一地，现在以“亳”命名者，全国仅有亳州一地，那么，至少可以断定，亳州曾经做过“汤都”，应该没有疑义）。

曾为汤都，又处中原腹地，在长期的农耕文明时期，文化符号得以大量产生，文化遗存、历史积淀非常深厚。四五千年来，亳地文化一如涡河汤汤，奔腾不息，汇江纳溪，拥簇成浩瀚的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海。

孕育老庄文化

老子，姓李名耳，公元前571年生于楚国苦县濑乡曲仁里（今亳州涡阳）。其籍贯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几无争议，从历史沿革上说，老子生于涡河流域的“亳”地，是可以断言的。老子做过周朝的“柱下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的馆长，有机会大量阅读王朝典籍，对周朝之前有较高程度民主的联邦制度所创造的社会和谐非常欣赏。及至战争降临，生灵涂炭，饿殍满地，老子感怀满目疮痍，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作了深入思考。出于对“刚性”战争的厌恶性反思，他提出“柔弱胜刚强”的理论，在其篇幅不长的著作中，用不少篇幅反复论述“柔”的功用，“齿之至刚也，舌之至柔也，舌存而齿亡”（见《庄子集注》）；“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道德经》）、“上善若水”表达了极高的处事修养，这些柔顺处世的原则，构成东方文化含蓄、谦抑、内敛的主要色调。不管是东方式的逊和，还是儒家的中庸，几乎所有东方人的处世之道，都被老子李耳用一个框子框定了，其内核，被东方文化奉为圭臬——尽管有很多的叛逆者，但最终也没能逃出李耳的藩篱。以“道”字命名的涡河文化，在春秋直至战国这样一个没有明显断年的时代里，成为历史星空里一团耀眼的星云，在华夏大地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形成含蕴深厚的“亳”地文化。它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一、促进文化交流

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交流活动有“孔子问礼”，见诸史籍的大约有三次。据台湾作家柏杨先生考证，老子比孔子的年龄大了23岁，天命之年的孔子还能带弟子从黄河岸边出发，穿过几个国家，专程到涡河之滨向老子请教“周礼之事”，可知老子学说影响之大。这一次的谈话对孔子极其震撼，以至于这位颇为自负的大教育家慨叹道：“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缯。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这里，孔子对老子是推崇备至的，等于说自己无法望老子项背，真的有“高山仰止”之感。

孔子之外，应当还有不少的学者与老子交流，这在其他学者的著述中，可以觅到老子哲学的影子。二、道家学派创立老子创立、奠定道家学派滥觞了中华民族本土主流文化的溪流。中华文化发展至秦汉，主流基本是道、儒两家，汉初的治国方略，仍以黄老的清净无为作脊骨，汉武帝时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世帝王，表面以儒家“仁孝”治国，而内里几乎全部奉行“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金科玉律。至东汉，汉明帝出面，请来了佛教，经过与中华文化的冲撞、融汇，变成了“中国佛教”，就此，构成了中国文化道、儒、佛互相渗透、互相依存、鼎足而三的格局。

至战国庄子出，亳地文化达到道家文化的顶峰。庄子，名周，是战国中期宋国蒙地（今亳州蒙城）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庄子一生隐默无闻，却著述甚丰，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中国哲学史、文学史以及各艺术领域都有极大的影响。老、庄与孔、孟共同构成了国民精神的源头。一部《南华经》，使“道家”文化走向成熟，影响巨大而深广。就此，东方神秘文化的气息，一直延续在中国，影响在西方。神仙文化的因子，一直影响中国几千年。到了汉代，道教创立，不仅刺激了养生学的发展，随着魏伯阳《参同契》的问世，道教的“内丹”、“外丹”学说逐渐昌明，尤其是外丹的炼制，促进了化学的发展，产生了现代科学的芽孢，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发展。三、影响后世著述

战国之前，文字和著述，是王室贵族的专利，平民没有受教育以及读书识字的权利，那时候，几乎没有学者以个人的名义著书立说。古人认为著作是非常严肃的事业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官方除了布告、诰文之外，禁止个人发表文章。即以孔子为例，学识不可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