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回忆录

国民党特务头子谷正文回忆录： 北平时期的国共情报斗争
在民国二十四年这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我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身分加入了戴笠的军统局。头一年，戴笠每个月会派一个连络人前来和我接触，但在这段时间里，北平并未发生足以让我一显身手的机会。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二十九日北平弃守，此时恐日情绪迅速在城内蔓延开来，我们这些期待大时代来临的学生还来不及细想逃难是不是一种怯懦的表现时，已经成羣结队搭上逃亡的列车了。几经辗转逃难，我来到济南，与北平二十几位流亡学生组成“山东省政府教育厅演剧队”。这个剧队，由中共的北方局领导，荣千祥任团长。
抗日以来，中国军队由于武器装备、军事训练均远不如日军扎实，因此每每处于挨打的局面，虽偶有一次如台儿庄大捷之佳绩，但徐州会战后，我再次流亡，接着投入敌后游击队工作。随后历经被共军缴械，成为日军俘虏。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再度回到军统局，接下戴笠赋予我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的职务，并在这个职位上度过十七个寒暑。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华北工作区、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这个长达二十四个字的头衔，好听极了，可是，事实上，一开始，我除了拥有三十万元活动费之外，其它一无所有，我没有组员，没有辨公处所，甚至没有具体工作目标，只知道，我的任务是获取共产党的情报。一切都得自己想办法，从零开始。
我未受过情报工作专业训练，不过，在共军一一五师那段时间的历练，却使我懂得“渗透”的概念，而我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认知及共产党员个性的体认，又使我在渗透活动上拥有许多便利。
于是，我决定，在上级派任具体任务之前，我的首要工作便是在共产党内部发展组织；并且，基于“救国热忱”与“现实生活”这两点，我深信相继复校返回北平的大学生，将是我发展组织的主要种子。我透过以前在北大共军团“民族先锋队”留下来的关系积极参与亲共学生的活动，然后，设定一些活动力强的对象，伺机与他们接触。
在接触过程中，第一件事便是从对话中分析，对方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徒还是盲目的共产主义跟班，若是前者，我便以共产党徒（我的共产主义理论基础，在此时发生了有效的掩护作用）的身分大谈共产主义救国论；相反地，如果是后者，我则用辩证法无情挞伐对方的漏洞，进而否定共产主义，最后再推销我的反共始能救国的理论。
光是在救国理论上取得对方的信服仍然不够，

最重要的，我要满足他们基本生活的需
要。由于通货膨胀，我所提出的条件是，一个月一袋面粉。在当时，对学生而言，这一袋面粉是一项很大的诱惑，所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便在亲共学生团体内发展出一个为数二十二人的情报组织。这个种子队，对我日后负责的各项反共情报任务，有着不可抹灭的功劳。
杜思忠脸部最大的特征是鼻子有一点塌，一双不安的眼睛镶在圆胖的脸孔上。这一位北平市刑警队分队长相当神经质，遇到敏感的事，总是没有自信。他那惯有的、没来由的大笑，只不过是用来掩饰缺乏自信的幌子而已。由于工作上我必须经常洽请刑警队协同逮捕市内共谍，因此与杜思忠彼此相当熟稔。
“像你这么没信心，怎么干刑警办案子？”当他无端发笑时，我偶尔会故意调侃他。
在我面前，他并不否认自己的缺点，不过，有一次他却回了一些叫我无法搭腔的话：“我的枪也打不准，判断力又差，本来干警察只是混个饭碗，不过，跟谷组长办了许多案子，倒增加了一些做好警察的信心。”杜思忠这番话并非单纯是客套，从他由最初消极配合到稍后积极参与的转变中，可以看到这个没有信心的刑警较以前多了几分进取精神了。
民国三十六年秋末，有一天，杜思忠来找我。
“我朋友的朋友好像是共产党。”他说。
“什么朋友的朋友？办案子不能这么抽象。”
听我这样反问，他搔搔平短的头发，犹豫地说：“就是我女朋友大学同学的朋友。”
杜思忠的妻子是一个身形魁梧、脾气爆烈的山东女子，因此，他对在外面养情妇的事一向口风很紧，除非必要，绝不向人提起。他习惯把情妇说成朋友。
“你怎么判断你情妇的朋友是共产党？”他表示，他情妇的朋友姓朱，自从知道他们的偷情秘密之后，便经常上门攀关系，似乎有意透过他建立与警界的关系。
“商人、黑社会分子乃至小贩，谁不想与警界攀关系？你这样判断力量不够。”
“是啊，我原本也没有太注意。”杜思忠点了点头，停了一会，又说：“不过，有两件事却叫人怀疑。”
杜思忠分析说，首先，这个人经常莫名其妙就不见了，回来后总说是前往天津办事。可是，从他带回来的衣服礼物看，却不像是天津，而像是从张家口买来的。第二，他曾不只一次在批判社会现况中，有意无意地提起“新民主主义”，依他拐弯抹角的语意听来，好像是说，国家要复兴，社会要进步，只有推行新民主主义才能做到。
“我不知道新民主主义是什么玩意儿，不过，好像听你

说过，共产党里也有这一套东西。”杜思忠分析得口沫横飞，还不忘引用我说过
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他进步了，虽然他不是我的部属，不过，我仍替他觉得高兴，我鼓励他说：“你这样分析就对了，不管老朱是不是共产党地下人员，你将会是一个出色的刑警。”
“谷组长，依你看，下一步要怎么做？”他收起脸上得意的神色，以极为谦虚的口吻问我跟踪调查的秘诀：“以前在特警班受训，好像什么都没学到。”
“跟踪调查，消极来说，要隐藏自己，积极来说，要暴露自己；最好是两者同时都能做到。”
这几句话，把杜思忠听得瞪大两眼，久久说不上半句话，半晌，他才摇摇头表示听不懂。
“听起来很矛盾，是不是？”我解释说，所谓消极地隐藏自己，就是暗中跟踪，不过，这种方法做来辛苦，而且时间一久容易引起被跟踪者的注意，造成打草惊蛇的反效果，最重要的是，跟踪必须保持距离，所以，所能调查到的结果非常有限。因此，真正有效的跟踪调查，必须暴露自己，也就是所谓的渗透，和跟踪的对象做朋友。
“但是，暴露自己之后，又必须小心隐藏自己真正的意图。”我告诉杜思忠将暴露与隐蔽两者联合运用起来，必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妙处：
“我看对方很精明，恐怕很快就会看穿我的企图。”
“这点你不要担心，你只要继续把刑警的角色扮演好，像以前一样没事就大笑几声……。”我要杜思忠尽量做一个被动的角色，只管看，只管听，就是不要随便开口问问题。我说：“用你的不注意别人，引起别人的不注意你。”
过了两天，半夜我正在重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忽然电话铃声大作。
“喂，你认识一个叫杜思忠的人吗？”对方的语气还算客气。
“你哪里？ ”
“西单牌楼巡警阁子（即派出所）。”
“杜思忠发生什么事？”
“他开枪把路上一个小孩子的肚子打了一个大洞！”
我匆匆赶赴西单牌楼巡警阁子。杜思忠坐在椅子上，把头埋在两膝之间，好像凝固了，一动也不动。我费了一番功夫，才把他绝望的情绪平抚下来，然后，他指着桌上的两把枪、一件西装和一个公文包，语无伦次地叙述事件的经过：
傍晚，我和老朱的神秘友人一起上馆子。餐叙之际，他几次不自觉地伸手探摸腰背，我觉得纳闷，于是借口如厕，经过神秘男子身后特别瞄了一眼。我发现，他的西装微凸，腰背处藏有东西，依专业敏感判断，那可能是一把枪。饭后，在路上，每当我故意放慢脚步，想要走在他身后

时，他便把脚步放得比我更慢。这时，我更确定了他腰背上的东西一定是一把枪。当他做出整理西装的动作时，我以为他要
掏枪了，于是我一急，往他身上一扑，隔着一层西装，揪住他腰背上的枪。
神秘男子也不是一个简单人物，他见我抢枪，旋即回过身来与我扭打，不过，因为我从后面下手，占着优势，因此，他很快就放弃了。他顺势将西装松脱，拔腿就跑。我望着手上抓到的西装和枪，迟疑了一会儿。
就在这个时候，神秘男子已经跑远了。
“要不要开枪呢？”我一边想，一边掏出自己的佩枪。
“管他的，他的确是一名共产党。”想着，我举枪瞄准奔逃中的神秘男子，此时，我才发现，路上有许多行人，而我的枪法一向就不怎么好。
轰然一声，把所有路人都吓坏了，但是，我没有打到他，只见不远处一个倒霉的小男孩扑倒在地上惨声哀嚎，大部分路人都围到小男孩周边去。我的目标于是变得孤立了，这使我得到一个方便，于是，我开了第二枪，神秘男子这一次也应声倒地。
桌上的两把枪，有一把是我的，一把是他的，我误伤了一个小男孩，却没有抓到人，只拿到一件西装和一个公文包。
当杜思忠的情绪平稳下来之后，我开始研究神秘男子所遗落的资料，包括公文包里的文件和藏在西装密袋内的一本记事本。公文包里，装满了各种药品的交易收据，其中以阿司匹灵、奎宁和六○六（淋病用药）为大宗。无疑地，神秘男子的任务之一是替边区共产党采购药品。
将杜思忠领回后，我立刻洽请侦缉队查访市内医院，有无枪伤者就医的记录。神秘男子似乎也警觉到医院的危险性，不敢在市内医院就医，因此，这项查缉并无结果。剩下来的，就是笔记本上的线索了，那上面载有许多电话号码，不过，当时的电话多为共享，因此，这些号码并不能使我们立即掌握到特定对象，我只能调派侦缉队（我的组员并非编制内之公务员，无法执行公权，再者。我也不希望他们因此暴露身分）守听每一具笔记本上记载的电话。
在枪击事件第三天上午，神秘男子终于打电话来了。
“我的伤口发炎了，不能上医院……。”他说，然后把最后几个字又吞回去，而这几个字，正是他要联络的人的名字。
“你在哪里？”守听电话的侦缉队员缺乏经验，劈头就问了一句打草惊蛇的话。
“你是谁？”他警觉有异，问侦缉队员。
侦缉队员一时答不上来，神秘男子于是将电话挂断，一条原已上手的宝贵情报也就这么丧失了。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追踪，我们才

查出这名神秘男子叫做刘仁，他是北平市共产党地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正式职衔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北方分局城区（北平市区）工作部长，执行贩毒、黄金买卖、
药口叩采购、颠覆及谋杀等等任务。可以说，当时国共在北平的情报斗争也就是我与刘仁之间的斗争。北平易手后，刘仁出任第一任北京军管区副司令员，文革时期，他奉派出使苏联为大使，后卷入“反毛”事件，入狱十八年之久；而我，在同一时期，则已隐居五股养兰自娱。
小偷助我破获北平共党地下电台
民国三十五年冬天，为了洽请侦缉队派员协助搜捕一名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我不得不顶着风雪赶路。傍晚，当我抵达侦缉队门前，一个五十来岁的光头汉子，光着上身端跪在院里，风雪打得他浑身发抖。
“怎么？外面那汉子惹了什么祸？”进入侦缉大队长室，我问大队长李连福。
李连福说，这汉子吃了豹子胆，竟然把瑞蚨祥绸缎庄三楼偷个精光。由于北平侦缉队为世袭制，又与黑社会关系密切，因此，在市内作奸犯科并不容易，尤其是干小偷的，如果事先未向侦缉队打个招呼获得默许，这个小偷没几天一定落网。瑞蚨祥又是北平市内规模最大的绸缎庄，三楼陈列的是店内最高级的布匹，因此，它被搬空，李连福好像被人掴了一记耳光一样，觉得很没面子。震怒之余，他动员三千余名队员全力搜捕，才一天的光景，便将偷布贼逮捕到案了。
“他承认了吗？ ”我问。李连福摇摇头，然后狠狠地说：“他早晚要承认的。”
“这样吧，我来替你讯问，叫他承认了，把偷去的布匹全数吐出来。至于要怎么处理他，就交给我来办吧！”我判断李连福富江湖味的个性，不会拒绝我的要求。而我之所以这么做，乃因我对“小偷”二字深感兴趣，我觉得一个出色的小偷，对我的情报任务一定会有所帮助；其次，汉子给我的第一印象还算不错，我直觉如果能够帮他化解这一次灾难，他必会心甘情愿地为我做事。
李连福果然卖了这个面子，于是，我将汉子传唤过来，替他穿上衣服（由于身体已经冻僵，他无法自行着衣），为他生了一盆炭火烤暖，并差人到对街馆子里买了一大碗热腾腾的呼拉汤招待他。那汉子端起呼拉汤大口大口地喝，样子像极一头饿狼。终于，他的身体状况恢复了。
“你叫什么名字？”我开始讯问他。
“草上飞。” “逗是外号，说你的本名。”李连福在一旁插嘴说。
“我叫段云鹏。”
“为什么外号叫做草上飞？”我对这个章回小说式的外号颇感好奇。
段云鹏

说，在北平市内，资深的小偷各具本领，他的本领便是身手轻快，靠着一条绸布条，便能楼上楼下来去自如。 “瑞蚨祥的案子是你做的吧？”
段云鹏点点头说：“是我干的。”段云鹏这么快就认了
罪，让李连福吃惊不已，事后，他甚至问我：“你是否会催眠术？”
“这与催眠术无关，”我说：“其实，他在穿衣烤暖喝呼拉汤时，早准备向我坦承一切了。”这种心理战的技巧，是侦缉队所缺少的，同时也是李连福肯卖面子给我的最主要原因。
晚上，段云鹏领着侦缉队前往住处将脏物领回，全部布匹共装了半卡车。“你一个人偷的吗？”看到这么多布匹，我不禁怀疑是否有共犯。
段云鹏表示，自“出道”以来，他都是一个人行窃，这个案子没有共犯。听他描述行窃过程的妙处，我心中不禁窃喜遇到一个出色的小偷。案子告一段落之后，我便将段云鹏放了。此后半年，一直到民国三十六年夏天，段云鹏曾多次为我盗取共产党地下工作嫌疑分子的资料。
保密局通讯科长趟醒吾有一个十来岁的徒弟叫做马国瑞。我虽然只与马国瑞谈过一次话，对这个头脑有点冬烘的小伙子倒留下了一点好感。
赵醒吾并未把徒弟带在身边传授通讯的专业技能，他总是叫马国瑞成天骑着摩托车，带着真空管收音机，在北平市区里到处截听各种电报讯号。
有一天，新任站长黄天迈来找我。
“赵科长的徒弟发现了一个电（报）台。”黄天迈说，电台位于王府井大街，南池、北池间约一千公尺方圆内，每日早上六点钟起发报一个小时。由于使用的密码与国军电台不同，所以怀疑可能是共产党的秘密电台。
“一千公尺方圆，少说也有数百户人家，恐怕不易查缉，能不能请通讯科再前往侦测，将可疑的范围缩小？”黄天迈同意我的看法，找赵醒吾派马国瑞再度前往侦测。两天后，他带马国瑞来找我说：“小马把可疑范围缩小到五百公尺，但是，无法再小了。”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五百公尺方圆，仍有百来家住户，如果挨家挨户搜查。
一定会打草惊蛇，失去这条线索。突然，我想到段云鹏。
当晚，我把段云鹏找来，告诉他任务内容：“从明天起，每日清晨五点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仔细观察，凡是六点钟准时开灯的住户，便前往窥探屋内的活动情形。”
第二天，段云鹏回来向我报告，他说察看两户六点准时开灯人家，其中一户是一名少妇早起冲泡牛奶喂孩子，另一户则把灯打开，躺在床上看书，看书的人样子像个大学生。
“你怎么观察室内

活动？”我对段云鹏的特殊技能仍有点好奇。
“倒挂金钩。干我们这行『生意』，这是基本身段。”他解释，所谓倒挂金钩，就是用双脚勾住椽木，身体倒悬窗外，以便清楚窥视屋内动静。
第三天，段云鹏又回报了三户六点开灯的人
家，但皆无明显疑点。
直到第四天，他说他看见一个年轻人，大约在六点十分开灯，刷牙洗脸，冲饮牛奶后，从床底下提出一具木柜，把它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不过因为他背对窗户，无法看清他的双手在桌上做些什么？
“没错，他是在拍收电报。”我说：“他在什么时候把柜子收回床底下？”
“大约七点钟。”
这点与马国瑞的报告相符，段云鹏真的找到共产党的电台了。电台位于北平桌子腿胡同四号。我向刑警总队商调十名刑警协助，配合我组七名身手矫健的组员，组成一个十九人（另外加上我与段云鹏）项目小组，计划于翌晨进行逮捕行动。
当晚，我们做了一场勤前沙盘推演，过程大致如下：全体人员于清晨四时出发，刑警们与我的部分组员分别在门口及巷角守住，段云鹏五点时先行登上屋顶，六点灯亮后，再以倒挂金钩的方法在窗外窥视，等到对方收发完毕，将电报器材收起时，再持枪进入将他逮捕。
对于最后一个行动，段云鹏有点不解，他认为，在对方收发电报时采取逮捕行动比较省事。这时我的得力助手李汉一说明：“谷组长想要一个活的电台，如果对方因被逮捕突然中断电报，与他通讯的友台一定会起疑心，那么电台就死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准时依计划前往埋伏。抵达桌子腿胡同时，段云鹏因为太兴奋显得有点焦躁起来。或许，他干了三十几年小偷，时时防着被人逮捕，突然扮起逮捕他人的角色，觉得新鲜刺激，才会这样兴奋。
为恐他的焦躁坏了任务。在他爬上屋顶之前，我叮嘱他一定得按照勤前的演练行动，万一对方因故没有收发电报。必须取消行动，绝对不能逞强。总之，这次行动旨在获得一个共产党的活电台，如果电台死亡，一切行动都是白费心血了。
六点五十分，正当我与李汉二父换一个忧心的眼神时，只听段云鹏在屋里大喊：“不要动！”
听到段云鹏的声音，我、李汉一与杜思忠立即翻墙入内接应。将报务员双手反绑后，我带着段云鹏三人直冲北屋，因为我判断，报务员不过是一名技术人员，这个秘密电台必有较高层的负责人。
在北屋内，一对中年夫妻仍熟睡着，浑然不觉已经出事。当那对夫妻被唤醒，揉着惺忪睡眼凝视我们出示的证件时，脸孔上

都不禁闪过一丝错愕。
首先，我将报务员、译电员、中年男子和他的妻子分别隔离在我自用的四合院四个厢房里面。从初次讯问的印象中，我认为中年男子是一名头脑相当灵活的人，因此，审讯这种人，与其直来直往，让他一味地否认，不如采取迂回攻势，让各种不利于他的客观
情势逼迫他一步一步招供吐实。于是，我想到了他的妻子，她那慌张的表情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我暂时停止所有讯问，然后找来家里的女佣梁金花，由她担任突破中年男人妻子心防的工作。我交付梁金花的工作非常简单，她只要担任四名落网共谍的帮佣，并尽量对中年男子的妻子采取关怀同情的姿态。
“不过，要记得，当地要委托妳秘密代传口信时，第一次妳一定要拒绝，就像妳拒绝我一样，等她再一次开口时，妳才故作为难地勉强答应下来。”
梁金花大约在中午抵达四合院。有时候，一些局外人的表现反而比真正的情报工作者更叫人激赏。她说，到达四合院之后，她大半天没说半句话，像个哑子一样打扫庭院，整理房间。直到傍晚，才结束工作，开口说话，问共谍晚餐想吃什么。问到女共谍的时候，她故意逗留较长时间，让对方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与她“商量事情”。
果然，女共谍在一阵犹豫之后，终于开口提出请求了：“请妳帮我发一个电报好吗？”
此时，梁金花故意拒绝她，表示自己只是一个女佣，如果私下接受委托办事被发现，主人恐怕不会原谅。为使对方不致灰心，她又留下一个可以商榷的尾巴说：“我也知道妳的心里很焦急，可是，我实在害怕不但事情没帮妳办好，甚至连自己的工作也搞丢了。”
梁金花这几句话的确说得很漂亮，因此取得了女共谍完全的信任，她显露出一副非常委屈的姿态，恳求梁金花一定要帮忙，说着，并从身上取出数枚金戒指交给梁金花说：“拿着吧，电报发完，妳就不要回去主人家了。”
梁金花依照我的指示，故作犹豫，最后以勉强的口吻答应帮忙。六时许，梁金花将女共谍委托代发的电报及金戒指呈交给我。电报的内容是：“哥哥与我住院。”收件人是住在西安市的赵耀斌。
而就在梁金花前往四合院骗取电报的同时，我与李汉一等人，也从搜查到的文件中查出，中年男子即桌子腿胡同电台台长，名叫李政宣，抗战期间，曾于国军电台任职多年，后被共产党情报部（部长为康生）吸收，经由副部长李克农安插在桌子腿胡同掌管电台业务，电台通讯范围遍及沈阳、察哈尔、张家口、西安乃至上海。
晚上七时许，我

带着查获资料及梁金花所骗取的电报，抵达弓弦胡同保密局北平站办公室开会。会中，黄天迈决定即刻拍发电报向南京局本部呈报，同时也拍了一分电文给西安市警察局。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电报发出后，西安市警察局长马志超立刻依指示住址前往逮捕赵耀斌，中午十二时，在机场将赵耀斌逮捕到案。不过，赵耀斌除供
认担任胡宗南高参，并于陕、甘两省境内经管多家货栈外，对于所涉共谍的嫌疑则一概否认。西安方面的案情无法突破，我决定回过头来再从李政宣身上着手。
从午后三时许，我以老友的态度与李政宣进行“把盏闲聊”，我还记得我们开始谈的是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抗战三阶段论及新民主主义。打开话头之后，我接着摆出现实主义的姿态，很诚恳地替他剖析当时的处境。从他落网后，我一直未把他当做敌人，我明说暗示，只想让他明白，我一切努力都是希望他也能拿我当朋友看待。而我唯一目的则是隐藏在他心中的线索。
当我见到他已经产生明显动摇的时候，便拿出他妻子委托梁金花代发的电报说：“没什么好犹豫的，你太太已经承认，而且赵耀斌已经在西安机场被捕了。”
听到赵耀斌在西安机场被捕这几个字，李政宣有点眩然说：“算了，我认了。”他很仔细地供述许多宝贵的线索。 李政宣案，是侦防组在北平破获的最大共党电台及华北、上海共谍的指挥机构。其它小的组织、贸易机构、宣传机构，多至一百个以上。迄至北平失陷，每天都以全力和共党周旋。
桌子腿胡同四号其实已不是四合院，西房已经拆了。李政宣夫妇住北房，报务员夫妇住东房。这个电台连续与延安伪装通报有一个月之久。最后他们发觉了。发了一通：“宋肯堂近况如何？”宋是十二战区长官部参谋长，相信是故意诱导我犯错，至此电台已无用了。
谢世南等二十二将领共谍案
被捕的李政宣首先供出他的身分，原来，他是中共情报部派遣潜伏在北平的连络人，所负责的工作内容除例行舆各联络对象定期通电（报）外，并积极吸收国民党华北乃至东北地区军队的高级将领加入共党阵营。然后，他列出一分组织名册，包括第十二战区孙连仲长官部作战处长谢世南、高参室主任余心清两名中将及十七名少将，另外北平行辕、东北行辕、傅作义部队各有一名少将列名其中，总计供出了两名中将、二十名少将涉及此一共谍案件。
我不是一个轻易以貌取人的人，可是，当我第一眼瞥见谢世南的时候，我的确被他那从容凛然的仪表镇慑住了。
那时，我正坐在北平第一

看守所讯问室等他，大约下午三点钟吧，两名负责拘提的刑警一前一后将他领进房门。谢世南向讯问室走来，当他那坚毅的双眼向讯问室“逼视”过来的时候，我顿时犹豫起来。我在心情慌乱的情况下，草草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接着便匆匆往讯问室后门“逃走”了。
第二天上午八时，我抵达看守所。我亲手为谢世南冲泡了一杯咖啡，以此做为这次特殊对话
的开场，我说：“通常，我都是一个人喝咖啡，只有在碰到自己欣赏的人，才会共饮。”
谢世南点点头，然后说：“如果你在共产党一定会是一个杰出的情报干部。”
他表示，我苦心设计的讯问方式的确让他感到讶异。
“你是领袖（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发生这种事，后果大概会很严重。”我说。
“命大概是保不住了。” “你怕死吗？ ”
“不！”他语气坚定地回答：“拿死亡来威胁我是没有用的，对我来说，死亡只有遗憾与不遗憾的分别。” “所以，这一次在任务未完成之前死亡，你一定觉得遗憾。”
“刚开始会，现在不会。” “怎么说？ ”
“我认为你是国民党里少见具有情报天赋的人，因此，我相信，依你的工作敏感，一定明白我们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已经深入渗透在国府国军各个阶层，这就是我觉得死亡并不遗憾的原因。这样说吧，死了一个谢世南，还会有更多的谢世南，那死去的谢世南无法完成的任务，活着的谢世南会完成。”
“你是一名国军中将，为什么甘愿参加共产党？”
“那么，你为什么不加入共产党贡献你的力量？”
“不，不论大势将如何演变。不过，在局部的情报战场上，今天你必须承认自己打输了，所以，应该由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很想洋洋洒洒与他大谈自己在共产党时代的深刻体验，不过，为了避免错倒讯问的主客态势，我暂时忍耐下来。
“对不起，我的确差点忘了给予胜利者应有的尊重；其实，党的名称并不重要，它们只有好坏的分别，我在国民党部队很多年，经历过许多阶层，所以我有资格批评它没有前途。至于共产党，我至少欣赏它的活力、热情、组织与建设新国家的理想，因此，我选择我所欣赏的党。而且，我认为国民党是妨碍共产党早日建设新国家的最大阻力，所以，我用国军中将作战处长的身分，帮助共产党消灭国民党。” “你故意隐去共产党卑劣的部分了，你认为一个处心积虑谋害自己同志的政党真的能够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一个理想的新国家？”
“除非你在共产党待过，否则，我会认为你的话只是对敌人的恶意

批评。” “没错，抗战期间，我在共产党山东纵队待了三年多。”我向他提起自己被共产党出卖、谋杀的经验。 “在纷乱的时代，有些不道德的手段是应该被原谅的。”
“谁能断言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就不会再迫害自己的同志？也许你憧憬的新国家并不美丽。”
对话至此，我才终于真正取得上风，于是，我开始把话锋转入情报业务上面。
谢世南在回答我的讯问时表示，他的工作便
是将十二战区（孙连仲为司令长官）部队调度的状况交由李政宣向延安发报，其它涉案将官的工作内容也是一样，因此，华北、东北国军部队的动态，共党中央莫不了如指掌。
除此，由于他抱存必死之心，未肯供出其它涉案人员，我知道他不会说，因此也没有继续逼问。
比较起来，讯问另一名中将余心清就简单多了，这一名出身冯玉祥西北军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是典型的投机主义者，哪里对他有利，他就往哪里靠，他为共产党搜集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却同时也利用共产党的部分信息拉拢国民党高层人士，案发前，他甚至还是经常到保密局的访客。
另外两个比较重要的涉案人便是袁永熙和陈琏夫妇，陈琏是蒋介石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任教于北平市贝满女子高中。案发前一个月，才与袁永熙结为夫妻。
陈琏身高大约一米六、身形削瘦，她坐在看守所讯问室椅子上，看起来相当孱弱，不过，她的脸上却故意表现出浓厚的贵族气味。
碰到这样的人，我的友谊战略便难以施展了；于是，第一次攻心失败后，我决定把她交给协办的社会组长江鸿涛，杀杀她的骄气。
江鸿涛考虑半天之后，向我另外要陈琏的丈夫袁永熙一并拷问。原来江鸿涛所采取的是“打在夫身痛在妻心”的手段。他将袁永熙吊起来毒打。并强迫陈琏到现场观看。见到丈夫身上的鞭痕，听了丈夫的哀嚎，陈琏终于崩溃了，她默默点头，表示愿意供出一切实情。
依她吐露的线索，我们又逮捕了清华大学共产党负责人陈彰远、北大职业学生石羽、力易周等人。
由于陈琏与袁永熙对情报活动并不在行，上级交付给她们的任务只是简单的文宣工作，因此，在江鸿涛的酷刑下，她们大抵已经完全招供，如果有所隐瞒，那些东西，我判断并不重要，她们两人，到这里应可结案了。不过，我的好奇心却驱使我再一次提讯陈琏，因为我实在很想知道陈布雷的女儿为什么敢背叛她的父亲，担任共谍？
民国八年八月十日，陈布雷的妻子生下陈琏之后，高烧不退，于九月二十二日去世。陈布雷直觉女儿

乃是夺去爱妻生命的凶手，对她怀恨在心。
当妻子丧事做到五七这天午后，陈布雷怀着愁苦情绪缅怀着死去的妻子，忽然间，他听到了婴儿的哭声。他愤怒地抱起婴儿，把她的头塞入痰盂。正巧，这时岳母进来。
“你疯了！”她瞪大眼睛惊叫。
“杀人偿命！”陈布雷也大喊。
两人争辩许久，最后，陈布雷才逐渐恢复理智，向岳母认罪。
“你看了碍眼，我带走总可以吧！”岳母担心陈布雷见到婴儿，再一次“发病”
把女婴杀害，因此，未等女婿答应，便将女婴带回抚养。自此陈琏一直与外祖母生活在一起，直到六岁，才与父亲、后母见第一次面。丧妻之痛，虽已平复，可是，陈布雷与女儿却没什么感情。
陈琏长大懂事后，对于险遭父亲亲手溺毙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起初，她怀恨父亲，稍后，她认为一个女儿不能怀恨父亲，因此，她转而怀恨父亲的落伍及造成这种落伍的旧社会。于是，当她接触到宣扬改造旧社会的共产思想及共产党员之后，便一头栽了进去……。
至于余心清等将领，全交由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判刑，不久即释放。余去香港，写一本小书，名《在蒋牢中》，说自己如何坚贞不屈；“谷振文”是他的学生，如何对他羞愧恭顺；其实他对我的真名都不知道，如何是他的学生？此人原是冯玉祥的智囊之一，中原大战后，他奔走于原冯玉祥各将领之间，抗战开始，他在韩复榘军中，为政治部主任，他曾代表韩去四川连络刘湘，去太原连络阎锡山筹组三角同盟反蒋，后阎锡山出卖了他，韩被杀，刘吓死在医院，余心清于中共建政后由港去北京，被周恩来派为“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在反右运动中被斗争，病死。此人在民国史上为暗中活动的政客，曾骗过孔祥熙一笔巨款，兴办工厂，接触的军阀政客，不计其数；活动力很强，但皆以失败收场。知道历史真象很多，但从不说真话；而写历史的历史学家又不知道历史真象；这是很悲哀、无奈的事。现在自称写“新新闻”的人，原为网民密探，现又捕风捉影，胡乱吹捧，可不戒哉！
陆军中将谢世南，为湖南人，黄埔生。蒋老先生认为“大判徒”，杀了。临死时，留诗一首，遗赠谷正文，诗已遗忘，只记谢自称“犯员谢世南”，不忘这个捉他的人，也算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