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国家主义对法国社会党政治观念的影响

略论国家主义对法国社会党政治观念的影响
作者：郭海龙
来源：《法国研究》 2014年第2期
郭海龙
【摘要】法国社会党在政治活动中对“第三条道路”的抵制彰显了其特立独行，这缘于其
身处法国这样一个浓厚国家主义传统的独特国度。

与自由主义强调的个人本位相对立，国家主
义强调国家本位，在法国与自由民主观念结合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

在法国，国家主义政治来
源是其长期王权专制与天主教教权交织形成的传统；经济文化来源，宏观上是法国重商主义、
国家干预经济的传统，微观上则与“马铃薯”式农民文化传统、原子化的工人和知识分子有关。

国家主义对法国社会党政治观念的影响有：强调国家权力、国家的意志能动性在实现其理想和
主张过程中的重要性；强调公民的社会责任；强调自觉避免自由主义化，坚持社会主义理想，
并坚持对资本主义的理性批判。

【关键词】法国社会党特立独行政治文化国家主义“第三条道路”
弗朗索瓦·奥朗德在2012年5月战胜时任总统尼古拉·萨科齐，成为新一届法国总统。

这是法国历史上时隔17年之后出现的第二位社会党人总统。

2012年法国社会党在总统选举、议
会选举中赚了个瓢满钵满。

而几乎同期其在欧洲大国同仁德国社会民主党（2009年、2013年9月）、英国工党（2010年）却不敌右翼政党，这使得研究者不得不注意这些社会民主主义政党
之间的看似细微、实为重大的差别。

法国社会党的特立独行的重要原因——国家主义
（一）法国社会党的特立独行的原因
法国社会党赢得选举的重要因素是经济危机给法国的冲击：萨科齐执政的中后期，经济低迷，想用调停俄格冲突、牵头干涉利比亚等外交亮点来为自己挣分，但却收效甚微，这是萨科
齐败选的致命原因。

法国社会党全面赢得大选，而同样是在2008年开始持续至今的经济危机面前，德、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却败选。

三者政策的对比之下，法国社会党胜选的基本原因就凸显了出来——法
国社会党政策上对“第三条道路”的抵制：早在1990年代中期，英国首相布莱尔(Blair)、德
国总理施罗德(Schr?der)、美国总统克林顿(Clinton)几乎同时推出了“第三条道路”时，和英德同期是社会民主主义执政党、以时任法国总理的里奥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党，对“第三条道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对“第三条道路”主张的“预防性福利
国家”进行了嘲讽；并凝练出以“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①著名的施政方针。

这一口号
后来也被写入了布莱尔-施罗德宣言，至少成了三者的共识。

法国社会党的这种特立独行，在1990年代看来简直是保守、甚至是逆潮流而动，但从现在看来，即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新中间”回归左倾化《汉堡纲领》的钟摆式波动导致大大削弱自
身选民基础来看、尤其是从在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后托马斯·迈尔(Thomas Meyer)撰文《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我们需要马克思的复兴吗？》②所揭示的社会民主主义在自由主义化后面
临衰亡来看，法国社会党的这种坚持和特立独行最终在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危机面前不仅重新赢
得选民，而且又似乎具备了在托马斯·迈尔上文中所努力寻求的新力量的潜质。

这样看来，法
国社会党，与其说在1990年代不识时务，不如说是不随波逐流，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麦田里的守望者。

对法国社会党的特立独行的理解，仅仅通过上述表面分析和文字描述远远不够，还需要分
析其原因：一是战后执政时间相对较短、执政经验相对不足，1981年才开始第一次执政，此后
才开始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为主要政党之一。

二是民主政治游戏规则下选民对政党“标新立
异和取悦于民”的心理需求；三是法国独特的选举制度；四是法国社会党对左翼传统的坚持；
五是法兰西的民族特性。

法国社会党的特立独行固然与战后执政时间相对较短、执政经验相对不足有关，但是这条
原因只能表明一个政党的不成熟，一个不成熟的政党是难以取得选民多次信任的，但法国社会
党却一再上台执政，因此，执政时间不长、执政经验不足对于分析法国社会党的特立独行只能
是一个次要原因。

至于说民主政治游戏规则下政党“标新立异和取悦于众”以吸引选票的现象，在英、德等
国也存在，但是“第三条道路”更加标新立异、更能吸引选民，相比之下，法国社会党的政策
反倒显得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因此民主政治游戏规则下民众对标新立异和取悦于众的需求难
以从根本上解释法国社会党的特立独行。

法国社会党确实在坚持左翼传统，但法国社会党是罔顾全球性新自由主义化的大环境这一
客观情况在守望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吗？事实远非如此，“唯意志论”固然有几分道理，但是把
它作为主要原因去解释，就会有明显不足：对于法国社会党来说，集体辩论是左派的一个传统，因为左派不能仅仅依靠一个单独的领导者来化解矛盾并改变事态进展。

毕竟法国社会党按民主
原则运行，意味着党内会有不同声音，而法国社会党的纲领往往是党内各派主张的折中和调和。

但是，这种集体的折中和调和却最终指向与当时所向披靡、俨然主流的“第三条道路”分道扬
镳甚至是背道而驰的方向，除了政党制度对法国社会党的定位外，背后肯定有更为深层原因。

法国社会党的特立独行,不得不涉及法国的选举制度：议会的比例代表选举制和总统的“两轮投票制度”。

议会选举使得法国社会党不得不突出自己的特色，以便和其他政党区分出来，
而法国政坛上，中间和左翼都有自己的政治代表，因此，留给法国社会党的只有中左立场，无
论法国社会党向左还是向中间都会失去特色，在选举中得到惩罚。

如2007年在罗亚尔（Royale）领导下，社会党因向中间靠拢导致在总统、议会选举中双败。

法国社会党只有保持自己的立场，才能获得议会稳定选票，成为左翼的中坚，以便推出自己的总理上台执政；总统选举使得法国
社会党不得不与左翼政党结盟，而偏离左翼立场会使得其他左翼政党选民对社会党失望。

因此，选举制度限制了法国社会党在政治谱系中的位置。

选举制度对法国社会党的特立独行有一定的
贡献。

但是，政党制度充其量只能让法国社会党相对固定于自己在政治谱系中的位置，并不能让
选民也认可这种定位、并把选票投给定位好的某一政党。

要寻求其中的原因，还需要向法国政
治文化中去找答案。

“第三条道路”在西方煊赫之时的1997年，选民在议会选举中仍然选择了非“第三条道路”的法国社会党，显然是弥漫于整个法兰西民族的独特性在起作用。

也就是说，“一直使法国在大国的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角色”的、使法兰西民族卓尔不群的独特性使得
政党为赢得选民而法兰西化。

由此可见，在此起决定性作用是法国独特的政治文化。

法国的政
治文化犹如狮身人面像：人面像象征其文化中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狮身则是其法
国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中与英、美、德（二战后被改造的德国）这些国家比较时容易被忽略或
被抹杀的一点，就是国家主义。

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使得法国成为非常奇特、甚至几分神秘的
国度。

（二）国家主义的内涵及其与相似概念的区分
国家主义一词源远流长，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而产生。

国家主义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马
基雅维利、布丹（Boudin）、霍布斯等人的论述中。

国家主义作为成熟思想诞生于法国大革命
刺激下的德国，赫尔德首先提出了国民精神和国民性概念，他认为日耳曼人一向具有并且永远
具有“确定的民族精神”。

费希特把文化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结合起来，主张由国家提供人类
经济、社会和精神上的种种需要。

其后，黑格尔（Hegel）在反思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以绝对主义国家观将这一观念发挥到极致。

这也导致学理上的“国家主义”是一个难以辨析的概念，有
着相当庞杂多义的形式和内涵。

国家主义可以表现为对共同疆域和文化传统的挚爱；对于政治
独立与抗拒外敌的渴望；或是黑格尔式的对“历史最高阶段”的国家的崇拜。

但一般意义上，
国家主义这一范畴是针对两个参照系而言的。

其一，以个人为参照系，指的是在主权范围内个
人与国家关系要以国家为中轴，或者以国家为本；二是，以国际社会为参照系，强调的是在国
际社会中主权国家与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要以国家为中心。

本文所提到的国家主义是指其第
一种含义。

这种含义下，国家主义（statism），从词源上来看就是政权至上论，或者政治中心主义。

简而言之，国家主义就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强调个人和集体服从于国家利益，主张国家
对经济、文化、社会事务所有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政治观念。

学界对日本的国家主义做出的分析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主要有
两个层次，上层是官方的国家主义，主张以政府为主导，旨在以强化政府法律、经济、军事职
能为核心形成国家，要求国民各安其分，无条件地爱国，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

这种
国家主义体现在政体上，就是强调扩张政府权力，以使国家可以动员一切社会资源，而在精神上，则要求全体国民无条件为国家牺牲自己。

另一种则是自下而上的，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所
主张的国家主义。

他们确实要求国家给国民以自由、权利，要求建立议会民主制度，呼吁破除
传统观念束缚，实现精神自由。

但他们所看重的并不是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本身的价值，而是
其推动民众形成国家意识，帮助国家动员社会全部资源的功能，所以，狂热的民主主义者就不
用说了，即使那些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也不能把伸张民权本身视为目的，他们心之所念的也是
国家的强大。

因而，个人自由与民主制度只是权宜之计。

只要国家利益需要，就可以打折扣，
或者完全放弃。

”①经分析，国家主义还应该存在第三层含义，在个人与国家的互动层面，人
们对政治权力及掌权者的依赖、尊崇乃至膜拜，寄希望于国家权力及掌权者主导下实现对个人
的保护、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这种文化心理下，人们渴望英雄、也会导致英雄辈出②，
这可理解为“国家拜物教主义”。

国家主义有着自身相当明显的模式化表现。

在国家主义观念下，集权的政府主导着整个社会的诸多方面。

经济上，政府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法律及经济手段对经济进行强力干预乃至实行统制经济。

二战期间德日等国的国家主导下的战备经济就是这方面极端化的典型。

政治上，国家领导人在
国民心目中往往因掌握权力具有神一样的魅力，例如，拥有“帝王般权力”的法国总统在法国
人民往往兼具精神领袖和世俗政治家的双重形象。

国家主义尤其表现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

在社会生活上，一般居民权利意识淡漠，对政治权力怀着一种敬畏甚至是害怕的心态，这导致
公民基本政治权利未能充分发挥，公民社会发展滞后，社会团体缺少独立性，依附于国家或者
政党，同时公民在社会福利等积极权利上寄希望于国家。

总而言之，国家主义主要是指界定国家与个人关系上所持有的相互对立的态度。

在个人与
国家的关系上，国家优先于个人而存在，社会的相关规范以国家为中心，个人利益只有纳入到
国家利益体系中才能得到保障，就是国家主义的政治理论。

①
在欧洲资本主义早期，国家主义具有对抗宗教特权和封建割据的积极功效和意义。

国家主
义在所有国家都曾经有所表现。

国家主义政治理论在德、奥等国近代发展历程中曾收到现实功效，使得德国快速超过了英荷等老牌强国。

日、俄等后发国家的赶超战略，借鉴了德、奥等国
的国家主义。

中国在五四之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一部分人主张国家主义，并建立了中国青
年党②、少年中国会，出版了《醒狮》杂志，使得国家主义在中国名噪一时，直到抗战胜利后
仍然存在他们的声音。

这是国家主义历史上积极的一面。

但在德、日等国，国家主义随着国力膨胀而强化并走向极端，最终以法西斯主义的面目浮
出水面，当其使得德国迅速摆脱大萧条成为强国时，一部分中国人甚至喊出了“只有法西斯主
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号。

“在此之前，法西斯主义早就征服了意大利，而且法西斯主义去向也
已经在若干其他国家出现，比方说匈牙利和巴尔干各国，更不用说中国了。

③”当其给人类造
成了惨痛的教训时，人们才对法西斯主义的狰狞面孔有了深刻反省并于战后在德国进行了铲除，同时也铲除了国家主义。

客观地说，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种政治学说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都发挥过巨大作用。

在英美等国，国家主义随着自由市场、民主机制的发展已经淡去，英美等国显然是以自由主义
为其治国理念的；而德奥等国则是以国家主义的政治理论为指导发展起来的。

但是在战后改造
和反省后的德奥等国，国家主义也荡然无存；而在日本却由于战争罪责清除不彻底，新国家主
义以右倾化的面貌已经俘虏了除日本共产党之外的几乎所有政党。

国家主义与保守主义、威权主义、极权主义④（总体主义）、官僚主义、官本位等相关概
念有着相近的概念。

在此也做一下简单区分。

1.保守主义倾向于对传统文化、行为方式的一种赞赏和保持，在古典自由主义时代，保守
主义所保守的是中世纪的专制；在福利国家面前，保守主义，确切地说是新保守主义，保守的
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

总之，保守主义，倾向于对传统的一种保持，但并不对革新顽固抵制，而是反对剧烈的变动对社会造成的伤害乃至割裂，其对立面是激进主义。

2.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是国家主义的两种表现方式。

但国家主义的表现方式不限于这两种。

威权主义，强调最高执政者和执政集团的权威，并以此压制自由派的民主运动，其着重点在于
通过各种手段对社会加以控制。

极权主义，比起威权主义，不仅强调最高执政者和执政集团权威，而且通过宣传机器和组
织手段在思想意识上、组织行为上对全社会进行渗透，其立足点不仅在于压制自由派的民主运动，更在于广泛动员被灌输的人们积极参与执政者和执政集团所鼓励的各种活动，从而达到全
社会高度一体化的程度。

3.官僚主义和官本位更强调各级官员个体的权威和利益，官员是整个社会各种活动的中枢，其他活动都绕不开官员的参与。

官僚主义是一种行为方式，官本位是一种思想意识。

有官本位
思想的官员，容易产生官僚主义行为方式；但官僚主义的行为方式并不都是由于官本位意识在
作祟，有的时候，为了客观需要，在没有官本位意识的情形下，官僚主义行为方式仍然存在，
例如，为了克服推动改革，破除改革阻力，某些行政部门领导发挥长官意志，大力破旧立新，
这过程中，如果长官不发挥雷厉风行的作风，改革很难推进；长官发挥雷厉风行作风推动改革
的过程中，可能会犯官僚主义错误，但并没有官本位的思想，相反，改革的目的正是为了革除
官本位思想，这类似于古人所言的“以霸道行王道”。

而国家主义则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至上，包括官员在内的个体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官僚主义和官本位膨胀的政权中，国家的利益可能会因官员个人利益
而受损，也就是国家主义屈从于官僚主义和官本位。

例如，安德罗波夫（Андропов）
在担任苏共总书记之后，大力提拔戈尔巴乔夫（Горбачев）为明确的接班人，意在推
动改革，但苏共政治局官员为了维护既得的利益而罔顾苏联需要改革的整体利益，背着安德罗
波夫选择了“缓和”的、不推动改革的契尔年科（Черненко）上台，尸位素餐地呆在
最高领导人职位上长达13个月之久，等到契尔年科去世、轮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已经病
入膏肓，改革的最佳时机已经被贻误，苏联到了“要么等死、要么找死”的状态，戈尔巴乔夫
选择的是找死之路，给了苏联致命一击。

国家主义在法国的渊源
在法国，国家主义经久不衰。

而且法国是战胜国，没有外来改造也缺乏内在反省，在戴高
乐主义背景下国家主义得以延续和强化，因而法国政治文化是启蒙思想即自由主义和传统国家
主义的一种巧妙结合，故出现了如同狮身人面像一般相当独特的文化特征。

国家主义在法国直接来源于历史传统。

法兰克王国时期不断对外扩张，与扩张相适应的是
越来越集中的权力，在查理大帝时期达到顶峰。

随后查理大帝帝国分裂，分裂后长期相互征战
的政权，需要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保持了专制制度。

此后，天主教的神权统治也给法国烙下
了深深的教权专制痕迹。

另一方面法国国内则是贵族争战、英法百年战争、以及法国统一后波
旁王朝削平诸侯、“使国王崇高”的种种努力，形成了作为西欧典型代表的绝对君主制。

此后，“经过法国大革命孕育出来的法国，平等超越自由，因此自由主义传统比较薄弱，尤其是在经
济上。

而法国浓厚的天主教传统，也使大多数人不重视金钱、利润和资本主义的价值。

半个世
纪以来在法国政治舞台上占统治地位的左派、共和主义者和戴高乐主义者都是‘国家拜物教主
义者’，深受柯尔贝尔主义的深刻影响。

自由主义在法国备受怀疑，社会党人在口头上接受市
场经济，但明确指出其前提是市场不能受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左右。

因此，自始至终社会党的政
治生态文化就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①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

国家主义的根源，最终还要回到经济领域。

在宏
观领域，即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上，由于法国重商主义传统浓厚，使得经济研究者很早就突破了
以往只局限于研究家庭经济或庄园经济的格局，很早进入国家范围和社会范围的经济问题的研究。

在这一背景下，“政治经济学”一词诞生于法国：在1615年重商主义者A.蒙克莱田（Antoine de Montchrétien）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首先使用，意在说明所论述内容已超出自然经济的范畴。

1775年，卢梭（Rousseau）为《百科全书》撰写“政治经济学”条目时，把政治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区分开来。

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首先在英国形成学科体系，但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西斯蒙第（Sismondi）则被认为是第一个与经济自由主
义决裂的经济学家。

他要求依靠国家政策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以代替经济自由主义。

他还主张
法律，确切说是国家权力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实行“完全合理的裁判”，要求法律促进财产的
分散，保证工人能够分享利润。

西斯蒙第认为，这样由私人利益而给社会带来的不幸就得以弥补。

这些理论认识与法国政治权力对经济的强力干预的传统是分不开的。

战后尤其是第五共和
国时期建立后，法国更是对经济进行了强力干预，右翼当政时期福利制度被建立起来、国有化
得到实施，甚至蓬皮杜（Pompidou）时期还实施了经济计划。

左翼政府密特朗（Mitterrand）
当政时期这些政策就更是大张旗鼓了。

这些干预，一方面与战后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趋
势有关，另一方面也重现并强化了法国重商主义传统，而重商主义正是国家主义在经济领域的
体现。

在微观领域，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天主教、国王和贵族的大地产制是专制主义的基础和土壤，而大革命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造促进专制主义蜕变为国家主义。

雅各宾派确立的大革命经济原则——平分土地给农民，一方面瓦解了土地贵族进行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却在另一方面使农
民个体从此自给自足，对政治失去了兴趣，变得保守起来。

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看法，可谓一
语中的：从历史看，一方面，法国小农人数众多、每家拥有小块土地，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
自给自足、彼此间并不进行产品交换与社会交往，他们的生产方式使他们互相隔离、自我封闭。

“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

一批
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

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
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

①”，法国农民虽然具有共同的特质、具有利益方面的统一性，但并未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并
未形成一个统一的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
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
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
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
支配社会②”。

完成革命任务的雅各宾派在这种全民趋于保守的情绪中被保守的热月党人推翻。

而之所以成千上万的法国人跟随拿破仑（Napoléon）丧命于莫斯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就在于“拿破仑捏住了土豆袋的口，一把可以拎走了”③。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当启蒙思想在欧洲引
发一次又一次政治变革时，法国的“马铃薯”般的农民，在政治上少有作为、政治成了其他阶
级的事情。

革命活动很难得到法国农民的配合，七月革命、二月革命、六月革命时期如此，第
二帝国时期如此，巴黎公社时期仍然如此。

正是基于第二帝国建立前后的表现，马克思才哀其
不幸、怒其不争地总结出闻名后世的“马铃薯”一说。

如果说“马铃薯”说法说明了法国国家
主义的独特根源，则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原子化”问题，则在法国维持了国家主义。

“生产过
程被机械地分成各个部分，也切断了那些在生产时‘有机’地把劳动的各种个别主体结合成一
个共同体的联系。

在这一方面，生产的机械化也把他们变成一些孤立的原子，他们不再直接——有机地通过他们的劳动成果属于一个整体，相反，他们的联系越来越仅仅由他们所结合进去
的机械过程的抽象规律来中介”①。

同样的道理，如今知识经济社会端倪初露，而以更加追求
自由、更加原子化面貌成为社会主要工薪阶层的知识分子更难以对法国的国家主义传统进行改
造或冲刷。

可谓“岁月一泄如注，观念依旧如故”。

“如法国人所说，事物越是变化，就越是
保留他们的原来面目。

的确，事物越变化得多，就越保持他们本来的面目”②法国人至少在长
期的政治文化及其对政党政治的影响上的确如此。

总之，“法国政治权力结构的分布，充分体
现了法国政党执政方式的特点：国家主义(statism)。

从政治制度的层面看，第五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使行政机构掌握了大部分的国家权力资源，对议会、司法部门和行政官僚体系具有决定性
的影响力；从国家机构的人员构成来看，国家机构的组成成员都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执
政党通过政党纪律即可控制国家机构的大部分成员；从政策过程来看，政府干预遍及社会和经
济生活诸多领域；从政党制度层面看，法国政党数量不断减少，逐渐向左右两极靠拢．形成鲜
明的左右两大阵营，政党制度趋于简化，再加上法国实行的是两轮多数单一选区代表制，确保
了议会中总有一个稳定的多数，这种状况有利于政党对议会和政府的控制；从社会的层面看，
法国市民社会的软弱性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的权力。

长期以来各种利益集团与相应的政党结成的
密切的委托联盟的关系，使各利益集团处于政党的监控之中；同时，各利益集团参与政策过程
的主要方式是进入国家机构中的各种咨询委员会，又使各利益集团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中。

③”
市民社会的不发达，是国家主义产生的温床。

产生过、或接受过国家主义影响的国家，都
存在市民社会发展中或多或少的欠缺。

法国更是如此，法国的社会团体、利益集团与政党的委
托联盟关系，就是这方面的表现。

例如产生工团主义的法国工会，与社会党结成了密切的委托
联盟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美国劳联-产联的独立自主地位和英国工党-工会的松散关系，与法
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比照。

国家主义对法国社会党政治观念的影响
法国社会党的指导思想，吸收了法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

其中较突出的，就是对法国影
响十分深远的国家主义。

第五共和国之前，中世纪、大革命以来的法国国家主义盛行，镇压巴
黎公社建立的第三共和国更是国家主义体现者④。

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主义借助于戴高
乐主义更是在各派之中形成了共识。

法国社会党置身其中，自然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国家主
义对法国社会党政治观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法国社会党强调通过掌握国家权力、发挥国家的意志能动性(volontarisme)对实现
社会主义理想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