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你对目前国际气候谈判问题的认识

博弈地球的未来

——对目前国际气候谈判问题的认识当雪地冰川不断融化，当海平面不断上升，当各地的水灾旱灾愈演愈烈，当越来越多的物种永远消失在这个地球上，当淡水资源匮乏，粮食产量下降，疾病肆虐时，人类不得不在努力向前奔跑时，回头省视自己的行为，已然发现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时，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带来的严重的影响，因此，“气候变化问题”，如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已成为刻不容缓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一款中，将“气候变化”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这种气候变化，是以“增温”为主要特征的，并将以一个多米罗骨牌事态造成环境一步步恶化。

但是，环境的恶化，是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表象。从人类的角度考虑，它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环境的恶化已经直接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安全，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所以“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但具体到发展，应该是全方位的，是环境的发展，也是人类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类的发展。

人类无论处于地球的哪个角落，都平等地共享着同一个地球。气候自然也就是全人类共享的公共物品。气候变化问题是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结果，温室气体排放者没有承担其排放成本，而是将其成本转嫁给全社会和未来。气候危害产生的后果是全世界的，因此对气候变化的治理也必须是全世界的。世界各国，也必须以一份“环境责任”感，来共同商讨出共赢的方案，拯救地球和人类自己的未来。

讨论和谈判一直在进行……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其中，有一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谈判时，各国的利益纠纷已初见端倪，并形成了不同利益集团的“一个地球两大阵营三足鼎立”之势。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签订《京都议定书》，以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但2001年，布什总统在上任时以“对美国经济发展带来过重负担”为由，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气候问题上的主要因素之一，美国的退出使得国际谈判倍感艰难。

2009年12月7－18日，在童话之国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来自192个国家的谈判代

表召开峰会，商讨《京都定义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毫无疑问，对地球今后的气候变化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一次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但结果是不欢而散，得到一份不具有法律效益的《哥本哈根协议》。

国际气候问题的谈判讨论至今，从开始以来，各国虽然都怀揣着“美好心愿”，但或多或少有以希望自己经济和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心态，上演一出博弈游戏。因为谈判的的主题“碳排放”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发展空间，所以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博弈实质是发展权之争。

脑海里有个这样的比喻，似乎是几个儿女在纠缠老母亲的抚养费和医疗费问题。这里每个孩子的经济实力是不同的，但是各不退让地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来安排缴纳赡养费的方案，因为赡养费的多少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和发展质量。虽然谈判只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但问题却在谈判的僵持中无法得到解决。

就美国来说，这个“世界超级大国”在遏制全球气候问题中是声音大态度差。97年的退席已经公然逃避责任义务，09年与发展中国家态度的对峙，也充分没有一个大国的风度。他孤立历史，孤立全球的经济联系和发展趋势，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针对发展中国家，片面又表面地提出谁排得多，谁就需要减排得多的说法，一方面推卸责任，拒绝为自身曾经高速发展阶段的碳排放买单，另一方面无视《公约》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高呼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应该加大减排力度，忽略“中国其中一部分的二氧化碳排放是由于生产大量向西方国家出口的商品造成的”这一事实，把生产国和消费国的责任关系全部推卸到生产国身上，拒绝为中国印度等过提供资金援助，甚至希望以“碳关税”为借口进行贸易保护主义，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其为代表的伞形集团，包括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也正是出于利益的共同而附和这美国的声音。

但是，美国不曾想到，意图借气候问题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消除对其“霸主”地位的威胁，这种不公平条件，当然不被发展中国家接受，于是仍然保持发展速度，扩大经济规模，那么美国的意图同样不能够得趁的，而最终，受损害的将是整个人类的利益。这也许是博弈游戏的最坏结果。

中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碳排放总量”最多的国家，我们的一言一行，同样也被全球关注着。结合国情，我们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挑战。一、我国人口有13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3000美元，按照联合国标准，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二、我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快速发展阶段，我们的发展需求大，技术支持不足。三、我们是以煤炭资源为主的国家，所以一下子

改变能源结构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中国一直从舆论上还是从行动上都在做着努力，胡锦涛在哥本哈根作出承诺，中国是有责任也有义务为气候变化问题做出重要贡献的，具体到的即是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对于美国的要求，我国的态度其实很明确：有责任有义务减排，这点我们不推卸，而且一直在努力，但是减排不应该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外，坚决反对“碳关税”为借口的贸易保护。在这场博弈中，我们提倡的做法是能够达到互利共赢的，发达国家通过资金和技术的援助，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提高能力效率，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就是一种双赢，发展中国家虽然没有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上限，它也可以增加排放，但是能源效率提高了，它的人文发展水平是提高了，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供应，那么这就是一个交叉。

虽然国际舆论，对此褒贬不一，但是，都只是从各自的利益为出发作出的评价，就中国自己而言，这样的做法理直气壮，不推卸环境责任，也没有打肿脸充胖子，也许是最权益的做法。

对于欧盟而言，他们不处于矛盾的风口浪尖，并一直以自己显著的减排成果希望去取得整个气候问题的领导权，他们希望以中美两国为首的阵营都行动起来，切实地积极地减排，但是由于他们在一些问题上分歧严重，态度模糊，所以也很难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来真正导向整个局势，他们的确有在减排问题上做着努力，但是，他们的情况不像发展中国家严峻，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公平性，他们的态度没有权衡好每个集体的权益。

环境与发展，首先不应该是对立的，各国在共同爱护这个地球所采取的行动，也不应该是对立的。这场关于地球未来的博弈，本身就一并带着人类的未来作赌注。游戏的一定有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这就要看每一个国家是否能够达成共同的“责任意识”来理解这个博弈的规则，也许这些充满矛盾的谈判在目前是一个阻碍，但是，阻碍和困难终究是在一个前进的路上。